一则来自阿根廷的司法公告，揭开了百年酒企的经营困局。近期，阿根廷头部葡萄酒企业诺藤酒庄(Bodega Norton)正式进入预防性破产重组程序，其累计债务已飙升至640亿阿根廷比索(约合人民币3.08亿元)。值得关注的是，这家酒庄的背后站着施华洛世奇家族——酒庄投资人正是施华洛世奇第四代成员格诺特·朗格斯-施华洛世奇(Gernot Langes-Swarovski)，而他同时也是中国朗格斯酒庄的初期投资人。
从曾与中国头部进口商签下独家代理协议的行业标杆，到如今寻求司法保护的债务缠身企业，诺藤酒庄的坠落并非偶然。这起案例的核心，是百年酒企在行业周期下行与内部治理失序的双重挤压下，经营风险的集中爆发，既暴露了企业自身的深层问题，也折射出阿根廷葡萄酒产业当前面临的系统性压力。
当前，诺藤酒庄已进入阿根廷法律框架下的“预防性债权人重组程序”(Concurso Preventivo de Acreedores)。这一程序并非直接的破产清算，而是企业主动申请的司法保护机制：通过法院介入暂停个别债权人的追偿行为，为企业争取与全体债权人协商债务重组的时间，从而避免资产被被动处置、经营被迫中断。据阿根廷媒体INFOCAMPO披露，门多萨省第一破产与重组法院已为诺藤酒庄指定破产管理人，全面核查其资产、负债及经营状况，并明确设定了关键时间表——2027年4月14日前，酒庄必须提交最终清偿方案并争取债权人通过。若届时方案未获通过，酒庄将大概率陷入破产清算或被并购重组的结局。
司法监管之下，诺藤酒庄的经营自由度被大幅限制：核心资产不得随意处置，相关财产性诉讼被暂停，就连境内有住所的董事也不得连续出境超过40天。不过，这种限制并未完全阻断其日常运营，目前酒庄仍可维持基本的生产与销售。在阿根廷本土市场，诺藤酒庄的定位偏向大众，福建一位化名林华的阿根廷葡萄酒经销商直言：“诺藤在当地知名度很高，几乎所有超市都能买到，主打入门级产品，即便高端线定价也比较亲民。”
海外市场方面，覆盖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网络尚未完全崩塌，中国市场的业务尤其值得留意。截至目前，诺藤酒庄在华合作进口商的自有商城仍在正常售卖其产品，其中入门级马尔贝克红葡萄酒(750ML)零售价为87元/瓶，年份款马尔贝克红葡萄酒(750ML)零售价则达到420元/瓶，并未因酒庄的重组风波暂停销售。
回溯诺藤酒庄的危机根源，家族内部的控制权争夺与管理层震荡，是压垮企业的第一根稻草。2021年，酒庄投资人格诺特去世，围绕其巨额遗产与酒庄控制权的纷争随即在子女间爆发。自1991年起，诺藤酒庄便由格诺特的继子迈克尔·哈尔斯特里克(Michael Halstrick)主导管理，30年间将酒庄规模扩张至1265公顷，奠定了其行业地位。但格诺特去世后，酒庄控制权被转移至其私人基金会名下，而该基金会的收益分配结构为：女儿戴安娜(Diana)占60%，继子哈尔斯特里克占40%。
这一结构直接导致了管理层的权力更迭——哈尔斯特里克的经营权被逐步削弱，最终于2023年离开酒庄。对于酒庄的债务激增，哈尔斯特里克公开指责：“2023年酒庄负债仅1400万美元，而在我妹妹戴安娜接手管理后，不到两年时间债务就暴涨至4500万美元，期间还存在资产剥离的行为。”尽管目前家族内部的矛盾尚无司法定论，但诺藤酒庄的财务状况与治理结构已因此濒临崩溃：债务中不仅包含大量供应商欠款，还涉及员工薪资与社保支出，现金流与短期负债管理已完全失控;而2021年以来持续的控制权更迭与管理层调整，导致企业决策失去连续性，在高度依赖稳定融资与出口渠道的葡萄酒行业，这种治理层面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放大了经营风险。
家族治理的内忧之外，行业环境的外患则成为压垮诺藤酒庄的最后一击。近年来，阿根廷葡萄酒产业整体陷入下行周期：国内消费市场持续走弱，出口增速放缓，叠加国内高通胀推高了原材料、人力等生产成本，行业企业普遍承压;与此同时，阿根廷比索兑美元汇率的大幅波动，进一步加剧了以出口为重要业务的诺藤酒庄的外部经营风险。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诺藤酒庄的危机也契合了施华洛世奇家族近年来的资产调整战略。近年来，施华洛世奇家族不仅对核心的水晶业务进行了治理与组织层面的重组，还在持续剥离非核心资产，优化资产结构。事实上，早在2018年，施华洛世奇家族就已将其在中国的朗格斯酒庄相关资产出售给秦皇岛宏兴钢铁集团，明确释放出在酒类等非主业领域收缩投资的信号。
如今的诺藤酒庄，已然成为百年企业在行业周期与治理失序双重冲击下的典型样本。其司法重整的后续进展，不仅关乎一家企业的生死，也将为阿根廷葡萄酒产业的发展提供重要参考;而其在中国市场的销售现状，也让这场海外酒企的危机，多了一层对中国进口酒市场供应链稳定性的思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葡萄酒商业观察，作者：WB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