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上午好！在第二十七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围绕“内需主导，聚力增长，开启‘十五五’新征程”这一核心主题，我今天将结合经济增长转型的现实挑战与破局路径，分享题为《扩大消费、贸易平衡与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思考。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增长逻辑迭代的关键节点，诸多结构性矛盾的核心指向，已从过去的供给约束转向当下的需求约束，而破解这一困局，需要我们从终端需求、增长维度、驱动模式到战略抓手进行系统性重构。
一、需求约束的核心：终端需求收缩下的消费结构性偏差
中国经济自2010年一季度迈入中速增长阶段，最显著的变化的是增长约束条件的根本性转换——供给侧瓶颈逐步缓解，需求侧不足成为制约增长的主要矛盾。2025年前两个季度的数据清晰印证了这一趋势：GDP实际增速分别为5.4%和5.2%，而名义增速仅为4.6%和3.9%，名义增长持续低于实际增长，背后是需求疲软带来的价格低迷、产能过剩等连锁反应。深入剖析需求结构便会发现，不足的根源并非投资或出口，而是消费的结构性短板。我国消费占GDP比重较全球平均水平低约20个百分点，这种差距并非全面性不足，而是呈现鲜明的结构性特征。从消费内容看，服务消费尤其是发展型服务消费缺口最为突出，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社保养老等与基本公共服务紧密相关的领域，供给能力与民众需求之间存在明显落差；从消费人群看，农村居民及农民工群体是消费潜力释放的关键梗阻，3亿农民工中近2亿已进入城市，但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公共服务不均、收入保障不足等问题，使其消费能力与意愿始终难以充分激活。
为何消费占比偏低的问题长期存在，却直至近年才凸显为增长瓶颈？这就需要引入“终端需求”这一核心概念——即剔除GDP中生产性投资后，由全部消费与非生产性投资（民生类房地产、基础设施及部分服务业投资）构成的有效需求。过去数十年，房地产与基建投资的高速增长形成了强大的需求缓冲，掩盖了消费偏低的结构性问题；而随着这两大领域增速放缓，终端需求的收缩效应集中显现，不仅直接导致宏观经济减速，更引发了产能过剩加剧、地方债务承压、市场预期走弱等一系列衍生问题。如同环境污染治理需聚焦源头一样，解决当前内需不足问题，必须抓住终端需求收缩这一核心矛盾，从根源上破解消费结构性偏差。
二、增长维度的失衡：创新“高度”与需求“宽度”的错配
当前中国经济存在一组看似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创新“温度”持续攀升，DeepSeek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技术不断突破，国防工业领域成果振奋人心，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潜力持续释放；另一方面，内需不足带来的增长压力日益凸显，经济回升内生动力仍显薄弱。这一矛盾的本质，是经济增长“高度”与“宽度”的失衡。所谓增长“高度”，是由技术创新、体制改革、对外开放驱动的社会要素生产率提升，它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长期潜力与上限；而增长“宽度”，则指向需求端的覆盖广度与支撑力度，包括就业质量、收入分配、消费能力等维度，它决定了潜在增长潜力能否转化为实际增长动能。当前核心问题在于，生产率提升带来的“高度”增长，不仅无法替代需求端的“宽度”短板，反而可能加剧部分结构性问题——例如无人驾驶技术的推广可能导致出租车、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失业，进而抑制消费能力，形成“创新升级与需求收缩”的恶性循环。
就业与增长同为发展的“硬道理”，在当前阶段，破解需求“宽度”不足的紧迫性甚至超过了追求创新“高度”。若需求端的就业、收入、消费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创新驱动战略将面临现实约束——再先进的技术若无广阔市场需求承接，最终也难以形成可持续的产业竞争力，经济增长便会陷入“有潜力无动能”的困境。
三、“十五五”转型方向：创新与消费双轮驱动的需求侧导向
“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逻辑将迎来历史性转型：告别过去二三十年以供给侧为核心、侧重产业扩张与物质资本投资的增长框架，转向以创新与消费双轮驱动、聚焦需求侧激活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新增长模式。这一转型并非否定投资的重要性，而是重构投资与消费的内在逻辑，形成“需求牵引投资、投资赋能创新、创新提升消费质量”的良性循环。新增长模式的核心逻辑可概括为四步闭环：首先，以终端需求为锚点，聚焦稳定和扩大消费尤其是发展型服务消费，夯实需求根基；其次，基于终端需求规模评估现有产能适配度，明确产能过剩与供给不足的结构性分布；再次，依据产能评估结果精准布局投资，聚焦有需求、有效益的领域，避免盲目扩张；最后，在投资过程中嵌入创新要素，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当前产能过剩问题的普遍性，决定了“十五五”时期低效无效产能退出将成为重要任务。有效投资的关键在于“精准补短板”，投向终端需求支撑强劲、附加值高、能带动技术进步的领域，而非在过剩领域以新名目盲目上新项目。部分城市已建成多条地铁仍违规新建的案例警示我们，脱离需求的投资虽能短期拉动GDP，却会加剧产能过剩与债务负担，形成长期风险。2025年1-11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6%，民营投资更早进入负增长区间，这并非企业投资意愿不足，而是终端需求疲软导致投资回报预期恶化的理性选择，本质上仍是需求约束的外在表现。
四、战略目标：建设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筑牢消费强国根基
立足“十五五”及更长周期的发展，我国应明确提出“建设消费强国”的战略目标，这不仅是破解内需不足的关键抓手，更是实现现代化建设长期目标的重要支撑。消费强国建设需沿着“夯实根基—补齐短板—引领全球”的路径稳步推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消费升级格局。第一步是夯实消费大国根基。严格意义上，我国尚未完全成为真正的消费大国，核心短板便是消费占GDP比重偏低。未来需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等举措，逐步将消费占比提升至全球平均水平，让消费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第二步是聚焦服务消费短板，激活发展型消费潜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消费，看似是纯粹的消费支出，实则是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培训提升劳动者技能，医疗卫生保障劳动力健康，社会保障增强消费信心与社会流动性，这些都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支撑，更是消费升级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点。
第三步是打造全球最大规模消费市场，掌握全球消费话语权。我国拥有14亿人口，若能将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进一步扩大至8-9亿人，凭借4倍于美国的人口基数，完全有能力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甲方”市场。这意味着我们既要吸纳国内优质产品与服务，满足民众消费升级需求，也要主动扩大进口，分享全球物美价廉的商品与服务，以庞大的市场需求牵引全球资源配置，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议价能力。美国在贸易博弈中的底气，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地位，这一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五、破局关键：以人民币国际化破解内外循环联动瓶颈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与人民币国际影响力严重不匹配：GDP占全球17%-18%，制造业占比高达30%，是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但人民币在国际计价、支付、结算、储备中的份额均低于3%。这种失衡不仅制约了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更成为内外循环顺畅联动的重要瓶颈，而破解这一问题的核心突破口，在于扩大离岸人民币规模，形成人民币国际化的规模经济效应。
从英镑、美元等国际强势货币的崛起历程看，足够大的离岸市场规模是货币国际化的核心前提。当前美国离岸美元市场规模已达16万亿美元，使其成为全球通用的“公共产品”，持续的全球需求支撑了美元的高估值与硬通货地位，而通过大量进口并以美元结算，推动美元流向全球离岸市场，是其规模扩张的关键路径。这一经验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重要启示：基于我国当前贸易格局，推行进出口基本平衡战略，在稳固出口竞争力的同时扩大进口规模，并以人民币作为结算核心，是推动人民币走向全球的最优路径。
当前推动这一战略的条件已逐步成熟：一方面，我国产业与技术竞争力持续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为人民币结算提供了坚实的实体经济支撑；另一方面，我国既是全球最大出口国，也具备成为最大进口国的潜力，众多海外主体迫切希望进入中国市场，人民币结算可作为市场准入的重要配套条件，通过“进口商品、出口人民币”的模式，推动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与沉淀。以我国每年近1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为例，若将这部分顺差转化为人民币结算的货物与服务进口，可向海外释放7万多亿人民币流动性，而当前我国离岸人民币规模仅1万多亿，这种突破性增长将彻底改变人民币国际使用的便利性与影响力。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还需同步构建完善的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生态，涵盖债券、股票、基金、衍生品等多元品类，提升人民币的流动性、保值性与投资功能，推动人民币合理升值。人民币升值不仅能直接提升国内消费者购买力，助力消费升级，更对2035年实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目标至关重要。这一目标的实现取决于三大核心变量：年均4%以上的实际经济增速、扭转名义增长低于实际增长的局面、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年均3%左右的增长。三者叠加可实现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约9%，为目标达成提供坚实支撑，而消费强国建设将为这三大变量提供全方位保障。
综上，扩大消费、推动贸易平衡与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本质上是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与发展方式转型的有机整体，核心在于通过完善收入分配、优化公共服务、激活终端需求，夯实经济增长的内生根基。民生改善是一项长期任务，但当前更需聚焦短期增长压力，破解需求约束的紧迫性问题。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地方在制定“十五五”规划时，仍沿用传统思维侧重投资项目扩张，对消费激活与民生需求重视不足。在此建议，有条件、有意愿的地方应主动作为，在消费提振、民生保障、需求激活等领域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全国层面的改革转型提供示范引领。
以上就是我的发言，谢谢大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编辑：|王小雅，作者：创造管理知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