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半前的一场面试，彻底颠覆了我对“合伙人”三个字的认知。那不是一场光鲜的职场邀约，更像一扇虚掩的门，门后藏着失业者的渴望，也埋着精心设计的陷阱。
2024年5月，我裸辞后的第二个月，在深圳的求职市场里屡屡碰壁。新媒体运营岗本就内卷，“双休”二字更是成了奢侈的奢望，多数岗位要么单休，要么变相加班。眼看积蓄见底，我不得不将目光转向时间更灵活的兼职，试图先维持生计。
招聘平台上一条薪资仅2-3k的兼职信息，却因字里行间的真诚吸引了我。添加老板微信后，对方的说法让我意外——这不是兼职，而是“合伙人”岗位。“咱们一起赚钱、一起分钱”“一个人撑不起一片天，一群人才能把事做大”，这些话像一束光，照进了我失业的迷茫里。彼时的我，与其说是被“合伙人”的头衔打动，不如说是被“有事情可做”的希望裹挟，便答应了见面。
见面地点在福田区一间共享办公室，老板只租了一个工位，我们就在公共接待区聊了一个多小时。他毫无架子，滔滔不绝地描绘着未来的蓝图，说已有一位从腾讯辞职的宝妈加入，还拿到了两千元的广告费分成，却对具体分成比例含糊其辞。得知我会设计，他立刻抛出橄榄枝：他负责跑客户，我专注设计，盈利后按比例分成，后续再补签协议，最让我心动的是，他声称“分成比例由我定”。
返程的路上，我满心雀跃，从未想过“合伙人”这样的身份会落在自己头上。我迫不及待地把这件事告诉了从商的姐夫，却被一盆冷水浇醒。姐夫直言，做生意终究要回归利益，权责利必须清晰，与其空谈合伙，不如按次收取设计费，让老板提高对外报价赚取差价，既稳妥又能保障收入。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老板提议，果然被当场拒绝。他反复强调“合伙就要利益捆绑”，要一起开拓客户，这与他之前承诺的“我只负责设计，他跑客户”已然矛盾。可那时的我，还深陷“合伙人”的幻梦里，只觉得自己错失了一次创业良机，直到许久后才明白，那场看似真诚的邀约，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模糊与矛盾，所谓的“当老板”之梦，不过是镜花水月。
这次经历后，我在招聘软件上开始频繁撞见“无底薪合伙人”的岗位，它们大多来自20人以下的小微企业，岗位描述颠覆了传统认知，满是“做自己的CEO”“零投入高回报”“不甘平凡就来闯”之类的煽动性话语，精准拿捏着失业者或职场受挫者的心理。就连社交平台上的“创业搭子”，不少也打着“合伙人”的旗号，实则是变相的无底薪招聘，更有甚者，借着“合伙”的名义套取他人的创业思路与资源。
招聘软件上的“无底薪合伙人”岗位
有网友一语道破真相：“无底薪合伙，成了能分点利润，败了就是免费劳动力。”可即便如此，这已是这类“合伙”中相对体面的结局，更隐蔽的骗局，往往藏在看似正规的岗位背后，刘潇的经历便是最好的印证。
刘潇一直怀揣着开咖啡店的梦想，因毫无行业经验，她打算从咖啡师学徒做起，一步步积累。疫情期间，招聘市场冷清，一家咖啡店公开招聘无经验咖啡师学徒的信息，让她既心动又警惕。她提前查了公司背景，发现门店疫情前就已注册，还开了4家分店，实地踩点时，门店装修精致、客流稳定，这才放下心来参加面试。
面试中，老板描绘了宏大的品牌蓝图，称拿到投融资后将布局全国连锁，还会吸纳更多合伙人。刘潇觉得公司前景可期，便以月薪4500元的薪资入职，五险一金齐全，初期并未将“合伙人”的说法放在心上。入职前两个月，一切都顺风顺水，老板不仅手把手教她咖啡制作、门店运营，还主动分享商业知识，对门店数据也毫不遮掩。他对咖啡的极致执着——对水温和咖啡粉克重的严苛把控，以及待人接物的真诚，彻底赢得了刘潇的信任。
2023年1月，入职第三个月，疫情管控放开，咖啡行业迎来复苏，老板计划将门店从3家扩至5家，并开放内部合伙渠道。此时的刘潇，虽已能独当一面，却仍觉得“合伙人”与自己无关，直到老板主动找她谈合作，她才受宠若惊。面对她的能力质疑，老板一句“没有人是学会了才上场，都是边做边学”，彻底点燃了她的斗志。
刘潇并非毫无防备，她主动问起老板与股东A的纠纷——这是她从新店长口中得知的。老板坦然承认，公司由他与股东A、B共同出资成立，股东A未足额实缴资金，还窃取公司配方另起炉灶，双方已闹到互相起诉的地步，他如今寻找合伙人，也是为了另起炉灶。这番“开诚布公”，让刘潇对老板的信任又添几分。再加上当时她家庭突发变故，深陷抑郁情绪，这份工作成了她的精神寄托，她渴望在事业上做出成绩，便孤注一掷地答应了合伙，缴纳了意向金，还与同样接到邀约的店长一起，加入了盈利分成的队伍。
成为合伙人后，老板很快让刘潇负责重启一家疫情期间关闭的门店。突如其来的重任让她干劲十足，可门店客流量低迷，再加上总店人手紧张，没多久她就被调回总店。回总店后，一系列反常迹象让她心生疑虑：物业上门催缴房租，才知门店早已欠租;约定好的工资和分成，也迟迟没有着落。
刘潇找到老板质问，自己究竟是员工还是合伙人，为何薪资与分红都没了下文。老板避重就轻，只说公司资金周转困难，实缴资金耗尽，还承诺只要起诉股东A胜诉，拿到对方的实缴资金，现金流就能恢复。这番说辞给了刘潇一线希望，紧接着，老板便以公司名义向她和店长借钱，用于交房租、发工资，反复强调“公司绝不赖账”。
刘潇共情老板的处境，觉得他能熬过疫情、坚持支撑门店，已是有责任心的表现，再加上自己早已把门店当成“自己的孩子”，不愿看着它倒在复苏的黎明前，便答应了借钱。可当她准备转款时，公司公账显示已被冻结，老板解释是之前的纠纷所致，与当前公司无关，让她转至分店账户。尽管心存疑虑，但出于信任，刘潇还是转了账。
真正的崩溃，始于门店停水停电。彼时，她和店长已经投入近30万元，在她看来，这笔钱足以填补资金缺口。可老板却再次找店长借钱，称要凑钱交房租、办联名活动，寄希望于活动带动客流。刘潇此时已幡然醒悟，坚决阻止店长借钱，可深陷“合伙人”幻象的店长，却坚信活动能盘活门店，即便网贷也要出资，甚至恳求刘潇一起网贷。念及情谊，刘潇最终心软，两人各自网贷凑了半个月房租，可这笔钱终究石沉大海。
直到收到劳动仲裁通知，刘潇才知道，此前不少同事都因欠薪起诉了公司。2023年5月，短短半年多时间，4家门店全部闭店。她和店长提议变卖设备抵债，被老板拒绝;准备起诉公司时，老板却满不在乎，声称等股东A的资金到账，不仅会还钱，还能继续合作。即便律师告知她，这位老板是职业骗子、老赖，她仍不愿相信自己信任的人，竟从头到尾都在演戏。
法庭上的对峙，才让刘潇看清了对方的真面目。2023年10月，一审裁定老板需承担偿还义务，他却提起上诉，庭审中竟颠倒黑白，编造刘潇伪装富二代诱导合伙、以放高利贷为生的谎言。最终，刘潇胜诉，可老板早已转移名下所有财产，她分文未得。更讽刺的是，被限制高消费的老板，依旧出入高端场所，小红书上还在更新开店教程，继续招揽潜在的“合伙人”。
并非所有“合伙人”经历都是骗局，拍拍的故事，就藏着一丝微光。作为新媒体运营，拍拍对招聘平台上的“无底薪合伙人”岗位始终保持警惕，只因朋友有过前车之鉴——朋友失业后入职一家新媒体联合合伙人岗位，无底薪、利润五五分成，可上班第一天就发现公司氛围诡异，人员零散、面试者扎堆，像极了传销组织，干了一上午便仓皇离职。
2024年7月，拍拍在职期间，通过社交软件认识了港硕在读的小高。得知小高想做线上港硕申请业务，两人一拍即合：拍拍负责视频产出，围绕小高打造个人IP;小高负责获客与沟通。为了规范合作，小高迅速成立公司，两人签订正式合伙协议，拍拍以技术入股，享有15%的利润分成，不占有股份。尽管两人只见过一次面，却建立了足够的信任。
这份合伙副业，给了拍拍足够的安全感：小高找他写文案会单独支付报酬，每月客资、盈利情况透明公开，分成也按时发放。不久前拍拍被裁员，即便收入锐减，他也没有选择全职合伙——盈利分成尚不足以支撑生活，且他深知创业九死一生，小而美的现状背后，藏着未知的风险。
拍拍的幸运，在于他守住了两条底线：一是合规的法律文件，用协议明确权责利;二是对合伙人的审慎判断，通过日常相处的细节考量对方的靠谱程度。从法律层面来说，《民法典》第九百七十一条明确规定，合伙人不得因执行合伙事务而请求支付报酬，但合伙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这意味着“无底薪合伙”本身并非违法，可人性的复杂，却远非一纸协议能约束。
如今的刘潇，早已走出骗局的阴影，她复盘过往，既痛斥骗子的卑劣，也正视自己当初的冲动与天真。朋友安慰她，失败的经验与成功同样珍贵，而她依然对合伙抱有期待：“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愿意尝试，只是要等风来，等一个真正值得信任的人。”
那些关于“合伙人”的幻象，终究是一面镜子，照见了逐利者的贪婪，也映出了奋斗者的渴望。它提醒我们，职场与创业路上，真诚与野心从来都不矛盾，但唯有守住边界、理清权责，才能在追逐梦想的同时，护住自己的底气与退路。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深圳微时光 ，作者：山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