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脑机接口如同今日智能手机般成为城市居民的标配，未来城市的数字治理将驶向秩序的新境，还是坠入失控的混沌?这一前瞻性命题，正是Simon Marvin与Jun Zhang在《Urban Studies》刊发的《认知赋能的城市主义：对新兴心智治理的批判性评述》一文的核心关切。在脑科学突破在即、人工智能“意识”议题持续发酵的当下，“认知赋能城市主义”理论的提出，绝非偶然的学术探索，而是对技术裹挟下城市发展轨迹的精准叩问。
回溯智慧城市的演进脉络，技术赋能的初衷本是通过基础设施升级、应用场景拓展与数字技能普及，放大技术红利以消解政府、企业、市民与城市间的张力。但现实却走向了愿景的反面：智能技术的无孔不入，非但未能缓和矛盾，反而将利益再分配的博弈与人性道德的困境推向台前。Uber重构出行市场却引发劳资冲突，Airbnb激活闲置资源却冲击社区生态，美团重塑生活服务却深陷算法剥削争议——这些案例都印证着，外在技术优化与表层治理革新，早已难以回应城市发展的深层诉求，甚至在资本与算法的合谋下，加剧了城市与个体的疏离感。
当外部治理陷入效能瓶颈，转向以市民心理与情感为核心的内部治理，便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然转向。提及数字技术与神经、心智的结合，人们难免联想到《1984》式的极权想象，但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短视频平台的算法推送制造认知茧房，内容切片扭曲信息本真，AI换脸、变声技术模糊真实与虚构的边界——一个被“认知扭曲”包裹的世界，早已潜伏在日常肌理之中，成为数字时代无法回避的生存语境。
解读认知赋能城市主义，首先需厘清双重核心变迁：城市主体认知的基础设施迭代，与认知构建主体的权力转移。从官方宣传机器、市场化媒介、网络平台到AI聊天机器人，认知基础设施的形态不断演进，始终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个体对城市的认知框架;而认知的构建权，也逐渐从单一政府转向多元主体——城市管理者、企业组织、平台意见领袖，乃至被社会实践与海量数据训练而成的算法，都在通过各自的逻辑，对个体城市认知进行引导与筛选。更为关键的是，当前认知基础设施的建设者与运营者，已悄然掌控了“认知城市”的定义权，形成了隐性的认知垄断。
这种垄断并非显性强制，而是通过算法霸权、资本渗透与平台意识形态输出，悄然垄断个体对智慧城市、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的认知阐释权，成为数字空间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舆论场的“回音壁”效应已然升级，演变为磅礴泛在、无孔不入的“认知泡泡”——一种由国家力量、科技巨头与智库机构共同塑造的叙事陷阱，将“一切数字化即进步”的理念植入大众认知。在此背景下，认知赋能城市主义的核心议题，便不再是技术应用的可行性，而是当精神疗法、数据干预、脑机接口等技术从医学疗愈场景，渗透为公共空间的日常认知赋能手段时，我们该如何重新定义“城市问题”的本质与“公共诉求”的边界。
作者在文中批判性地拆解了认知赋能城市主义的三种核心模式，为我们审视这一议题提供了多元视角。其一为“认知介入”模式，可理解为神经都市主义的核心逻辑，即围绕个体心理健康与情绪福祉重构城市空间与服务体系，重塑城市在个体精神层面的叙事，本质是回归“城市服务于人”的价值原点;其二是“认知嵌入”模式，对应咨询顾问主导的认知都市主义，通过将数据、算法与平台嵌入城市运行系统，以学习和优化个体行为为路径，驱动城市治理逻辑升级，核心是实现“城市理解人”的技术突破;其三为“认知植入”模式，即神经技术治理的终极形态，通过脑机接口等侵入式技术，对个体思想、情感进行直接干预，调节人与城市的关系，其核心主张是将个体纳入城市认知基础设施，成为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疫情期间“健康码”的全域应用，到校园中AI对学生课堂状态的实时分析，再到脑机接口技术在抑郁症干预中的临床探索，城市全域数字治理的“具身化”倾向已愈发清晰。一个尴尬却现实的趋势是：那些最初为管理城市部件、设施与场景而研发的技术工具，正逐渐转向对个体身体、行为与意识的规训，以让每个个体更契合“认知城市”的运行标准，汇入技术演进的洪流之中。
与认知赋能城市最为贴近的概念，是中国的“城市大脑”，其思想源头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智利的“赛博协同”(Cybersyn)政府数字化项目。时隔半个世纪，这一理念再次唤醒了“城市即人”的美好想象，但在平台资本主义的语境下，技术叙事始终难逃功利化迭代的宿命。App、API、AI的快速迭代，迫使技术公司不断炮制新的概念以兜售数字化解决方案——“城市大脑”之后是“城市超脑”，“智慧城(Smart City)”之后是“AI之城(AI City)”，而数字技术如何重塑人类认知这一核心议题，却被长期搁置、选择性忽视，沦为技术狂欢背后的边缘话题。
香农·马特恩在《城市不是计算机》中，对“城市大脑”理念提出了尖锐而有力的批判：数据智能仅是人类智能的一种形态，而智慧城市的“智慧”长期被数据与算法单一化调教、驯化，丧失了多元可能性。为此，她提出需以“第三种智能”打破固有叙事，并将图书馆视为这种智能的具象载体——作为嵌入社区的公共空间，图书馆摒弃算法推送与功利诱惑，以沉淀、激活、输出人类思考能动性为核心，成为彰显人类主体性价值的最后堡垒。
循着这一思路，构建“神经城市共享空间”(或称“神经城市公地”)，由社区共同掌控脑计算工具与认知技术，而非被动作为技术接纳者，便成为对抗认知垄断、打破算法霸权的重要路径。这种模式本质上是将认知基础设施的所有权与运营权归还公共领域，以集体力量制衡资本与技术的过度扩张，为多元认知保留生长空间。
《城市：最初的6000年》曾揭示一个深刻命题：“贫民窟”“城市焦虑”并非城市的病灶，而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贫民窟为新移民搭建了进入城市的阶梯，城市焦虑则折射出市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追求。以此类推，我们对认知赋能城市衍生的数据隐私泄露、“心智主权”被侵蚀、监控资本主义泛滥等担忧，或许也是技术演进与城市裂变的必然产物，是人类以算法与数据优化城市效率、提升生活质量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伴随物。这种担忧，既彰显了人类面对技术介入城市治理的理性自信，也暴露了我们在数字化浪潮中的深层不安。
当“精神卫生”与“数据安全”在认知赋能城市主义的框架下逐渐走向理念融合，一个核心诘问愈发清晰：未来的城市治理，究竟是以数据工程的逻辑规训心智，还是以精神疗法的伦理规范数据使用?这一选择，直接决定了认知赋能城市的价值走向——是成为服务人类的工具，还是异化为支配人类的力量。
若想拒绝被简化为可感知、可塑造、可管理的认知对象，捍卫个体“心智主权”，抵制神经反应、情绪波动、精神状态被量化为城市治理的冰冷数据，我们无需急于对抗遥远的脑机接口技术，而应从当下着手：规范城市摄像头、人脸识别设备的数据采集、处理与应用流程，约束平台对智能手机麦克风、通讯录、位置服务等权限的滥用。在数字治理日益“具身化”的时代，个体的身体数据与状态，早已成为认知与主张的直接表达，守护这些数据的边界，便是守护心智主权的第一道防线。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数旗智酷，作者：唐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