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13日，法国国民议会的投票厅里，170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划破了延续一个半世纪的沉默。一项历史性法案正式通过，简化了法国在殖民时期掠夺所得文物的归还程序，让维克多·雨果在1861年写下的梦想，终于有了落地的可能——“我希望有一天，法兰西能够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将这不义之财归还给被抢掠的中国。”
当议员热雷米·帕特里耶-莱图斯在发言中重温雨果的期盼，那句“这一日，终于到来”的感慨，背后是一段浸透血泪的掠夺史，更是无数中国文物漂泊海外的沧桑过往。要读懂这一天的分量，必先回望那些被撕裂的时光，看清法兰西从中国掠走的“不义之财”，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民族伤痛。
1860年的深秋，北京西郊的“万园之园”圆明园，迎来了它的浩劫。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这座凝聚了中国数千年园林艺术精华、收藏着无数奇珍异宝的皇家园林，沦为了强盗的猎物。10月6日，联军攻占圆明园的次日，英法头目便瓜分赃物，军官与士兵蜂拥而入，疯魔般抢掠金银财宝、名人书画与青铜礼器。有人怀里揣着金佛，手里抱着瓷器，口袋里塞满丝绸，甚至妄图撬走墙上的整幅壁画——一位英国军官后来的回忆，字字句句都是对暴行的赤裸裸记录。
三天后，3500名英军纵火焚园，大火吞噬了圆明园及附近诸园，连续三日不熄。浓烟蔽日之下，亭台楼阁化为焦土，奇珍异宝付之一炬，只剩下断壁残垣在火光中呜咽。这场劫难中，被掠夺的圆明园文物约有150万件，上至先秦青铜礼器，下至唐宋元明清历代珍品，涵盖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精髓。而在这场掠夺中，法国的“收获”尤为惊人：侵华法军司令孟托邦将劫掠所得敬献给拿破仑三世与欧也妮王后，后者专门在枫丹白露宫修建“中国馆”，用以存放这些从中国抢走的珍宝。
1973年，中国文物鉴定专家史树青赴法参观时发现，枫丹白露宫中国馆收藏的1000余件文物，“全部是当年从圆明园抢劫去的”。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刘阳进一步指出，这里是世界上拥有圆明园文物最多的地方，经确认的圆明园文物就有千余件，另有说法称总数达3万多件。其中，景泰蓝麒麟、金曼扎、乾隆御用器物，以及正大光明殿皇帝宝座前的青铜雕龙，都是不可多得的国宝。2015年，枫丹白露宫中国馆发生失窃案，15件珍贵展品被盗，其中就包括圆明园流失的铜胎掐丝珐琅麒麟和金曼扎，这些文物的珍贵程度，早已成为世界共识。
圆明园的劫难，只是法国掠夺中国文物的一个缩影。在法国吉美博物馆，中国文物占据了藏品总数的半壁江山，总数超过2万件，而该馆馆藏文物总数约7万件，其精美程度闻名于世。这里的镇馆之宝——商末青铜“象尊”，长96厘米、高64厘米，是世上已知动物型尊中最大的一件，静静矗立在展厅中，无声诉说着被掠夺的过往。除了商周青铜器、辽代三彩罗汉，吉美博物馆还收藏着大量敦煌经卷，而这些经卷的背后，是另一段令人痛心的敦煌劫难。
20世纪初，清廷国力衰微，对敦煌藏经洞的文物疏于管理，西方探险家纷纷趁虚而入。1908年2月，精通汉文、藏文等十多种文字的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以500两银子的低价，从王道士手中换走了约7000件敦煌文物，其中包括200多件绘画品，于次年运抵巴黎。与英国人斯坦因相比，伯希和窃走的敦煌遗书数量虽少，却是其中最精华的部分，不乏孤本珍品。这些文物中，写卷部分入藏法国国家图书馆，艺术品部分后来转入吉美博物馆。据统计，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共约9000件，其中敦煌文献约7000件，仅法国国立图书馆就收藏了汉文、藏文文献各4000多件，还有多种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其中3种唐拓本敦煌书画，更是世间孤品。
文化学者余秋雨在《道士塔》中，曾痛陈这段悲剧：“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王道士的愚昧与卑微，只是这场民族悲剧中一个错步上前的小丑，真正的伤痛，是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化瑰宝被肆意掠夺、漂泊无依。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道士塔》以文学之力，将这份伤痛刻进了国人的集体记忆，也让更多人铭记起那段文物流失的屈辱岁月。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仓皇出逃，联军统帅瓦德西特许士兵公开抢劫8天，无数宫廷珍藏再次遭到洗劫。作为联军主力之一，法国从紫禁城、颐和园等处掠走了大量珍宝，这些文物如今散落在法国各大博物馆中。卢浮宫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达3万件以上，其中原始社会彩陶器、商周青铜器、明清瓷器精品各有数千件，唐宋绘画200余件;其分馆吉美博物馆的中国瓷器收藏量更是位居海外博物馆之首，从原始瓷器到明清青花、五彩瓷，各个朝代、各大名窑的名品应有尽有。此外，巴黎市立东方博物馆等机构也收藏着大量中国文物，再加上通过盗掘、走私流入民间的藏品，法国所藏中国文物的总数，已无法精确统计。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1840年鸦片战争后，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海外，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达100余万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则显示，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就有164万件中国文物，民间收藏数量更是惊人。在这些流失文物中，法国各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历代文物约260万件，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日本，若加上民间收藏，这个数字将更为震撼。
百余年来，文物追索之路道阻且长，但也不乏令人欣慰的微光。2013年，法国开云集团董事会主席弗朗索瓦-亨利·皮诺将圆明园鼠首、兔首无偿送还中国;2014年，他促成商代青铜皿方罍器身回归湖南;2015年，他再次无偿捐赠4件秦国早期金饰片，在其带动下，另一位法国收藏家也捐赠了52件金饰片，让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的56片秦国金饰片全部“回家”。但这些，都只是民间人士的善意之举，并非法国政府的依法行为——在此之前，法国仅象征性归还过非洲国家少量文物，对于中国流失文物，始终以“公共文化遗产”“保护责任”为由抵制归还。
2026年4月13日通过的法案，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这项法案覆盖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非法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圆明园、紫禁城流失的文物均在其中;它废除了过去“逐件专项立法”的烦琐程序，允许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授权归还，经双重审核后即可快速推进，大幅提升了文物归还的效率;同时，法案要求法国政府每年公布涉嫌非法获取的文物清单，为文物追索提供了清晰的“线索图”。
但这份突破，依然伴随着诸多争议与不确定性。法国极右翼政党反对将法案用作“忏悔式外交”，认为部分文物属于“战利品”应被排除;绿党议员则指出，法案回避“殖民”核心概念，弱化了历史反思的深度。中国前驻法大使孔泉更是理性提醒，170票赞成并非“全票通过”，当日法国国民议会577席中，多数议员缺席，说明法案仍面临诸多挑战，“国宝即将大批回归”的说法过于乐观。法国民间人士马库斯也直言，严苛条件依然存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大规模文物返还，法案更多是提供了一个长期框架，而他同时呼吁法国政府做出官方道歉——“道歉是必须的，尽管我们也知道，再也没有什么能够让圆明园恢复它曾经的辉煌与壮丽了。”
更现实的是，法国此次归还的重心明显偏向非洲原殖民地，中国文物虽被议员点名，却未列入优先清单，这背后与法国寻求非洲大陆影响力的考量密不可分。此外，法案目前还需经过法国参议院重新审议，最终落地仍需时日。即便如此，从过去的“遥遥无期”到如今的“有法可依”，这一步跨越，已然意义非凡。
在法国长大的华人士杰曾回忆，儿时常在博物馆里见到精美的中国艺术品，“但我小时候根本没想过，它们其实是被盗来的”。这正是流失文物问题最深刻的症结：这些承载着中国古代文明的瑰宝，被当作“人类共同文化遗产”陈列在异国展厅，而背后那段掠夺与屈辱的历史，却被层层掩盖。
雨果在1861年写下那个期盼时，或许从未想过，这一天要等165年才迟迟到来。2026年的这项法案，只是打开了一条缝隙，让文物回家的微光得以穿透漫长的黑暗。我们深知，让每一件漂泊海外的中国文物真正“回家”，依然是一条漫长且艰难的路，取证、溯源、协商，每一步都充满挑战。但我们更坚信，历史不会被遗忘，正义终将到来，那些被封存在法国各大博物馆中的中国文物，那些承载着民族记忆与文明密码的瑰宝，终有一天，会跨越山海，重返故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作者：梁云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