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孙成昊（深耕美国外交、美欧关系研究领域）
今年以来，美伊博弈、特朗普政府对欧洲的公开批评，让跨大西洋关系持续波动，北约的存续与发展再度成为全球舆论焦点，外界频频发问：北约是否已经陷入“脑死亡”困境？今年7月7日至8日，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召开，成为观察北约转型、美欧博弈及跨大西洋关系变局的核心窗口。本次访谈中，孙成昊将结合峰会细节，深度拆解当下北约的核心矛盾、各国立场分歧与未来战略走向。
徐涛：本次安卡拉北约峰会是在多重国际变局下召开的，首先想请您谈谈对本次峰会的整体观察与核心特点。
孙成昊：我长期聚焦美国外交与美欧关系，本次安卡拉峰会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并非一场单纯的政治宣誓会议，而是一次聚焦落地执行、能力补短板、责任再分配的务实峰会。整体来看，峰会立足三大核心背景：一是乌克兰危机长期化，俄罗斯持续被北约定义为欧洲-大西洋安全的核心威胁；二是美国持续施压欧洲盟友，要求其承接更多区域防务责任；三是北约正式告别过往抽象的价值观叙事，全面转向具象化的军事与科技能力建设。整场峰会的所有议题、成果和分歧，都围绕这三大背景展开，也清晰勾勒出北约当下的转型方向与内部矛盾。
徐涛：峰会前期，特朗普释放了诸多激烈言论，不仅重提美国接管格陵兰岛的诉求，还公开针对西班牙，甚至以切断贸易相威胁。这些表态是否已经落地实施？背后的核心矛盾是什么？
孙成昊：目前特朗普的相关表态仅停留在口头威胁阶段，并未落地执行，其争议核心聚焦北约5%防务支出目标。此前北约海牙峰会敲定新规：所有成员国需在2035年前，将防务及广义安全支出提升至GDP的5%，其中3.5%为核心军事防务支出，1.5%为网络安全、基础设施韧性、军事供应链、战略交通等广义安全投入。
西班牙是北约内部公开质疑该统一标准的国家。西班牙政府及首相桑切斯始终坚持“能力优先于比例”的原则，认为各国安全诉求、地缘风险差异极大，无需执行一刀切的军费比例标准，西班牙可凭借更低的经费投入，完成北约分配的防务能力建设任务。
但特朗普完全不认可这一逻辑，在其执政框架中，军费支出比例是衡量盟友忠诚度、责任分担公平性的核心标尺。为倒逼西班牙妥协，特朗普刻意将贸易合作与防务投入绑定，借助美西贸易的深度捆绑关系施压。由于西班牙高度依赖美国市场，未来仍将长期面临美国的外交与经贸压力。
徐涛：既然5%的军费目标是2035年远期目标，目前除西班牙公开反对外，其他北约成员国的履约进度如何？
孙成昊：从2026年预测数据来看，北约成员国的履约进度整体远不及预期，达标国家寥寥无几。仅有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希腊五个中东欧、南欧国家，核心防务支出能突破GDP的3.5%基准线。
传统核心大国均未达标：美国核心防务支出约占GDP的3.17%，德国不足2.7%，英国不足2.6%。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国家并非拒绝5%的目标，只是落实进度缓慢、投入力度不足，这也是特朗普唯独公开施压西班牙的核心原因——其他国家接受规则、只是执行滞后，而西班牙直接否定了规则本身，这是美国无法容忍的。
徐涛：本次北约秘书长吕特将峰会定义为“Delivery Summit（兑现峰会）”，核心是督促各国落实防务承诺。除军费支出外，本次峰会还有哪些核心亮点与关键成果？
孙成昊：本次峰会跳出了以往“重宣誓、轻落地”的局限，成果集中体现在安全承诺固化、防务投入扩容、对乌援助制度化、新型战力升级四大维度，转型特征十分鲜明。
第一，北约再度刚性确认《华盛顿条约》第五条集体防御义务，彻底打消了欧洲盟友的核心顾虑。特朗普第一任期曾对集体防御条款态度暧昧，引发欧洲各国安全焦虑，而本次峰会中美国明确作出承诺，稳住了北约联盟的基本盘。
第二，欧洲盟友与加拿大大幅加码防务投入。数据显示，2025年各方新增核心防务投资超1390亿美元，同时规划了超500亿美元的新增军备采购计划。除此之外，北约明确提出打通跨国防务供应链、破除盟友间军工贸易壁垒、提升集体军工制造能力、加速军事技术创新，全面补齐长期依赖美国的产能短板。
第三，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实现长效制度化。峰会明确敲定：2026年将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装备与人员培训支持，且2027年将维持同等援助规模。这一安排彻底终结了外界对“北约淡化乌克兰议题”的猜测，确认了乌克兰危机仍是欧洲安全的核心议题。
第四，北约首次将数字化、智能化作战体系纳入核心能力建设，正式把“跨大西洋作战云”“大规模军事人工智能模型”写入峰会核心文件，标志着北约军事竞争重心正式向高新科技领域转移。
徐涛：上届海牙峰会中，5%军费目标几乎掩盖了乌克兰议题。本次峰会中，乌克兰议题的定位发生了哪些变化？
孙成昊：这是本次峰会最值得关注的结构性变化。过去数年，乌克兰始终是北约峰会的流量核心，外界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泽连斯基参会、北约对乌入约承诺、短期军事援助等表层问题上，乌克兰的身份始终是被动的援助接收者、安全消费者。
但本次峰会中，乌克兰的角色彻底重构，从“等待保护的弱势方”转变为北约的安全贡献者、能力建设合作伙伴。泽连斯基团队也主动调整叙事，不再单纯强调乌克兰的受害身份与求援诉求，而是重点突出乌克兰的实战价值——俄乌战场积累的实战经验、军事技术迭代成果、前沿战术打法，能够反向赋能北约整体战力升级。
简言之，当下北约对乌克兰的定位，已经从“帮扶对象”升级为“北约锤炼实战能力、完善对俄防御体系的重要载体”，乌克兰危机的经验，正在反向推动北约自身的战略调整与能力升级。
徐涛：您刚刚提到北约将人工智能、数字化作战纳入核心建设，能否具体解读这一布局的影响？另外本次峰会是否聚焦了中东、霍尔木兹海峡等热点议题？
孙成昊：在新型军事能力建设方面，北约已明确将人工智能、无人作战系统、远程精确打击、一体化防空反导、情报数字化转型列为未来军备竞赛的核心赛道。我长期参与美欧军用人工智能二轨对话，清晰看到北约的核心逻辑：通过AI与数字化体系，重构跨大西洋军事协同、作战指挥、情报研判体系，全面提升实战效率。这一转型会推动军事、科技、产业深度绑定，加速全球军事阵营的技术分化。
在中东议题上，峰会虽有提及，但并未形成实质性共识与落地成果。会议舆论焦点集中在美国的指责上，美方认为欧洲盟友未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美伊博弈中为美方提供有效支持。但美伊矛盾本质是双边博弈，且欧洲盟友对特朗普政府的中东军事策略存在大量分歧，北约多边峰会无法成为美欧协调中东政策的有效平台，相关讨论最终流于形式。
徐涛：本次峰会充分暴露了欧洲内部的立场差异。目前欧洲各国在北约定位、防务自主的诉求上，形成了哪些清晰的共识与分歧？
孙成昊：当前欧洲整体形成了“共识有限、分歧突出”的格局，所有欧洲国家的共识仅有一点：必须补齐防务能力短板，降低对外部的安全依赖。但在“如何自主、自主到何种程度、如何平衡对美关系”的核心问题上，各国立场泾渭分明，大致可分为四大阵营。
第一是中东欧国家（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这类国家紧邻俄罗斯，地缘安全压力极大，对俄威胁感知最强烈，因此全力支持北约高额军费标准，主动加码防务投入。其核心诉求是依托美国与北约的军事保护抵御俄罗斯，并不追求欧洲战略自主，军备采购、军工体系完全嵌入美国产业链，对美依赖度极高。
第二是法国，作为欧洲战略自主的核心推动者，法国的诉求最明确、最独立。法国支持增加防务投入，但坚决反对军费投入最终沦为美国军工产业的“输血工具”。其核心目标是打造欧洲独立的军工供应链、完整的防务工业体系、自主的军事决策与行动能力。法国并不谋求脱离北约、对抗美国，而是希望通过能力建设，让欧洲在美欧联盟中获得平等话语权，摆脱对美被动依附的状态。
第三是德国，立场最为折中、温和，充当欧美之间的协调者。德国受二战历史包袱、国内财政压力、经济增速放缓、政治制衡等多重因素约束，采取渐进式发展路线：一方面维护跨大西洋同盟稳定，另一方面逐步推动欧洲防务能力提升，不激进反美，也不盲目依附美国，力求在美法之间寻找平衡空间。
第四是南欧国家（西班牙、意大利等）。这类国家远离俄乌冲突核心区，对俄安全威胁感知薄弱，立场最为宽松。它们认可欧洲防务自主的大方向，但不认同法国激进的独立路线，不愿与美国产生对立，同时质疑一刀切的高额军费标准，更注重贴合自身国情的安全投入模式。
徐涛：欧洲各国普遍谋求防务自主、补齐能力短板，但这一进程推进十分缓慢，背后核心阻碍是什么？
孙成昊：欧洲当下深陷“自主刚需与依附惯性并存”的战略困境，这是其防务自主进程难以突破的核心根源。
一方面，乌克兰危机彻底打破了欧洲的“和平红利幻想”，欧洲各国清晰意识到战争风险并未消退，俄罗斯仍是最直接的区域安全威胁。叠加特朗普政府持续对欧施压、美国战略重心逐步向印太转移，欧洲不得不主动谋求自主安全能力，降低外部依赖。为此欧盟推出了Readiness 2030防务计划、SAFE欧洲安全行动机制，还提供1500亿欧元贷款支持成员国联合军工采购与产业升级，自主意愿持续提升。
图片来源:美联社
徐涛
徐涛：除欧洲国家外，加拿大作为北约重要成员国，其立场有何特殊性？
孙成昊：加拿大长期被视为美国的“跟随式盟友”，但在本次北约峰会中展现出差异化立场。加拿大面临的地缘安全压力极小，俄罗斯并非其迫在眉睫的威胁，因此无需像中东欧国家一样全力依附美国。同时，加拿大总理卡尼提出的“中等强国抱团”理念，本身就区别于美国的单边霸权主义。整体来看，加拿大的立场温和中立，不激进亲美，也不推动反美自主，在北约内部保持相对独立的姿态。
徐涛：本次峰会东道主土耳其，在北约、俄罗斯、欧洲三方之间的角色十分特殊，如何定义其当下的定位与作用？
孙成昊：土耳其是北约内部最特殊的平衡型成员国，但其中斡旋价值十分有限。作为本次峰会东道主，土耳其顺利保障了会议落地，履行了成员国基本职责。在地缘博弈中，土耳其始终保持双向沟通：既是北约正式成员国，维系着与西方的同盟关系；又长期与俄罗斯保持军事、外交沟通，曾采购俄制军备，一度引发美土关系紧张。
但必须明确，土耳其无法成为俄乌冲突、俄西博弈的“调解者”。当前俄西整体关系僵化对立，美俄高层直接接触都未能化解分歧，土耳其的斡旋空间被极度压缩。其双向沟通的角色仅有象征意义，无法改变核心博弈格局，整体呈现“有渠道、无作用”的特点。
徐涛：看完欧洲各国的分歧，我们聚焦美国。特朗普政府当下的北约政策，是延续传统立场，还是出现了战略性转变？
孙成昊：特朗普的核心执政逻辑从未发生本质变化，但其背后折射出的美国联盟战略转型，是冷战以来最深刻的变革。
从个人层面来看，特朗普的对北约政策高度连贯。自第一任期开始，他就坚持“美国优先”，将北约盟友定义为“搭便车者”，认为美国长期承担高额防务成本是利益受损，因此持续施压盟友提升军费，将北约核心责任从“美国兜底”转向“盟友自担”。其直白的商业谈判式外交、公开批评盟友、极限施压的风格，只是个人执政特点，核心诉求始终未变。
从美国国家战略层面来看，联盟认知已经发生根本性迭代。冷战时期，美国战略界形成牢固共识：维系全球联盟体系、承担高额防务成本，是维护美国全球霸权、遏制对手的核心手段，符合美国核心利益。冷战结束后，美国仍延续这一逻辑，通过北约东扩、盟友联动巩固全球主导地位。
但当下美国国内格局彻底改变：财政赤字高企、制造业空心化、产业竞争力下滑、国内政治极化严重，民众更关注就业、物价、医疗等民生问题，对海外战略投入的容忍度大幅降低。这为特朗普“美国优先、责任转嫁”的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与此同时，美国对大国竞争的定义全面升级。以往联盟竞争聚焦传统军事威慑，如今拓展至科技、产业、供应链、能源、基础设施等全领域。美国对盟友的要求，也从单纯的政治、军事支持，升级为经济安全、科技安全、供应链安全的全方位绑定。这意味着北约早已超越传统军事联盟属性，成为美国全球大国竞争的综合战略工具。
徐涛：此前特朗普曾公开要求北约秘书长解释美国留存北约的意义，这是谈判施压的话术，还是美国确实有退出北约的考量？
孙成昊：特朗普本人确实认真考虑过退出北约，这并非单纯的谈判噱头。其第一任期就多次抛出退约言论，引发美国政坛与欧洲盟友的集体恐慌。为约束特朗普的单边行为，美国国会专门立法，明确总统无权单独退出北约，退约必须经过国会授权，这也形成了对总统权力的制度制衡。
但需要区分个人意愿与国家战略共识：特朗普个人倾向于弱化、甚至退出北约，转嫁所有防务责任；但美国主流战略界、精英阶层普遍认为，现阶段退出北约不符合美国核心利益。北约仍是美国绑定欧洲、掌控跨大西洋格局、布局全球战略的核心平台，这一共识并未动摇。
也正因如此，特朗普政府虽持续施压、批评盟友，但并未采取实质性脱钩行动，其核心目的是倒逼欧洲让利、转嫁战略成本，而非彻底放弃北约。
徐涛：由此可见，北约对美国仍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且正在被重塑为科技、军工、人工智能融合的新型综合联盟，对吗？
孙成昊：没错，北约的战略价值已经全面升级，成为美国全球战略布局的关键枢纽，核心体现在两大维度。
第一，服务美国印太战略重心转移。美国长期推进战略东移，试图将核心资源聚焦印太区域，应对大国竞争。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欧洲能够自主承担区域安全责任、维持欧洲局势稳定。因此美国推动北约“责任转移（burden shifting）”，取代传统的“责任分担（burden sharing）”，本质是把欧洲防务压力彻底转移给欧洲国家，为美国深耕印太战略腾出资源。
第二，搭建欧美、印太盟友联动的全球体系。拜登政府时期明确提出“两个板块、一套体系”的战略，试图打通欧洲、印太两大战略板块，依托北约实现跨区域盟友联动。此前美国邀请日韩澳新等亚太国家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北约峰会、打造AUKUS、四方安全对话等机制，本质是试图构建亚太“迷你北约”，将欧洲盟友的资源、能力纳入美国的全球竞争体系。
本次亚太四国未受邀参会，只是特朗普政府阶段性战略调整的结果——相较于拜登，特朗普对跨区域盟友联动的布局意愿更弱，但这一长期战略趋势不会因政府更替彻底消失。
徐涛：这种阵营化、抱团对抗的战略，是否会陷入“自我实现的安全困境”，主动制造出想要防范的对手？
孙成昊：这是国际关系中典型的“自我实现预言”与安全困境。各方出于自身安全考量采取防御性举措，但在对手视角中，这些举措都是进攻性挑衅，最终形成安全螺旋持续升级的局面。
除此之外，美国的国家发展逻辑中，始终存在“寻找外部对手”的惯性。通过塑造外部安全威胁、开展外部博弈，美国能够有效凝聚国内共识、缓解内部政治撕裂、推动军事科技与国家能力迭代。这种模式叠加客观的安全困境，使得大国对立、阵营对抗的格局不断强化，局势也愈发复杂难解。
徐涛：当下美欧不仅在防务、战略层面出现分歧，意识形态、价值观层面的裂痕也持续显现，这种“西方对抗西方”的局面是否会持续扩大？未来欧美关系是否会彻底割裂？
孙成昊：可以明确的是，欧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的紧密捆绑状态，意识形态裂痕将长期存在，但短期内不会彻底决裂。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欧价值观对立彻底公开化。此前跨大西洋同盟始终以“共同西方价值观、意识形态”为团结基础，而如今美国开始公开否定欧洲的“西方属性”。去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公开抨击欧洲的移民政策、多元文化主义，直言欧洲已经偏离传统西方文明轨道，这一表态让欧洲精英阶层彻底认清双方的价值观分歧。后续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更是大篇幅批判欧洲发展路线，将欧美意识形态对立摆上台面。
这种批评兼具对内与对外双重属性：一方面服务于美国国内MAGA民粹势力，巩固特朗普执政根基；另一方面也是美国对欧洲的战略施压，要求欧洲贴合美国的价值体系与政治路线。与此同时，欧洲主流建制派也普遍批评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民粹主义，格陵兰岛争端更是触碰了欧洲主权红线，进一步加剧对立。
但即便裂痕持续加深，欧美也不会彻底切割，核心原因在于欧洲的战略被动。第一，欧洲当下处于大国关系的尴尬困境，与俄、中、美三大国均存在分歧，没有足够的战略底气与美国决裂；第二，欧洲内部问题丛生，经济下行、社会浮躁、难民遗留问题、财政压力等多重矛盾叠加，无力承担脱离北约、脱离美国体系的风险；第三，欧洲对美安全、军工、技术的依赖根深蒂固，即便美国多次“背刺”欧洲利益，欧洲也只能主动调低对美预期，被动妥协。
简单来说，欧美未来会形成“战略绑定、价值分歧、务实博弈”的新常态：安全、军工、战略层面维持合作绑定，意识形态层面持续对立，整体关系趋于松散、务实化。
徐涛：法德持续倡导“欧洲当自强”，是否意味着欧洲战略自主正在加速落地？这一变局会对中欧、中美关系带来哪些影响？
孙成昊：欧洲战略自主仅有诉求与框架，无实质突破，多年来始终停留在概念层面，并未形成统一、清晰、可落地的战略共识。欧洲目前只补齐了部分“肌肉（防务能力）”，但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灵魂（自主战略认知、决策体系）”，内部利益分化、财政约束、政治制衡都是无法突破的现实阻碍。
而美欧关系的重塑，正推动中欧美三方格局进入精细化博弈的新阶段。当下欧美对华政策方向趋同、力度分化、诉求差异，并非铁板一块。
美国的“去风险”完全服务于大国战略竞争，以遏制中国科技、产业、供应链发展为核心，惯用出口管制、投资制裁、技术封锁等强硬工具，对抗性、排他性极强。
欧洲的“去风险”更偏向务实自保，核心是维护自身产业竞争力、供应链稳定与企业商业利益，并非针对中国进行全面战略打压。因此欧洲虽跟进部分经济安全政策，但整体节奏温和克制，始终保留对华合作空间，在气候治理、公共卫生、AI安全治理、生物安全等领域，中欧仍有大量合作机遇，这也是中美之间不具备的合作空间。
整体而言，跨大西洋关系的再平衡，让国际格局进入了多中心、多层次、复合型博弈的新阶段。未来的大国竞争不再是简单的阵营对抗，而是各领域、各区域的差异化博弈。对中国而言，无需固化欧美整体对华的认知，而是需要精准区分美国、欧洲及欧洲各国的战略诉求，开展精细化、差异化的外交布局，在复杂变局中把握合作机遇、化解竞争风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声动活泼 ，编辑：翔宇，作者：声小音，原文标题：《从「责任分担」到「责任转移」：欧洲为何难以真正与美国「分道扬镳」？| 声东击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