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日的洛杉矶，夜色尚未褪去，日落大道已被人声与标语填满。一万多名好莱坞编剧走出家门，在华纳兄弟、迪士尼等影视巨头的门前拉起纠察线，十五年来美国编剧工会(WGA)的首次大罢工，就此拉开序幕。人群中一块简陋的纸板被媒体反复定格，四个加粗的单词字字铿锵："AI is not a writer." 这场罢工的核心诉求，远不止是薪资谈判，更是一场关于“人”与“机器”话语权的争夺战——编剧们恐惧的不是被AI彻底取代，而是被降格为AI的“修订工具”，干着同样的活，却只能拿到三分之一的报酬。
一百四十天后，编剧们赢了，好莱坞历史上首个限制AI在剧本创作中使用的条款被写入新合约。当他们欢呼雀跃时，或许未曾想过，自己并非第一批站在机器面前捍卫生存权的人。回溯历史长河，每隔百年，技术的巨浪便会席卷而来，而被拍在沙滩上的，永远是那个时代最努力、最体面、最具技能的一群人。从蒸汽机到流水线，再到如今的ChatGPT，三次技术革命，三代普通人，上演着一场跨越两百年的命运轮回。
时间的指针拨回1813年的英格兰约克城堡监狱，清晨的寒风中，22岁的剪绒工乔治·梅勒被押上绞刑架。三个月前，他因袭击工厂主、砸毁动力织机被捕，而这项罪名，在一年前英国议会通过的《机器破坏法案》中，与谋杀同罪。和梅勒一同赴死的，还有16名同伴，他们被历史学家称为“卢德派殉难者”——这群手工织布工、剪绒工，是当时的技术精英，却因动力织机的普及，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手艺与尊严。
彼时的英国，棉纺织业是帝国的“经济支柱”，堪比今日的半导体产业。1780年，棉布占英国出口总值的6%，到1830年，这一比例飙升至50%。支撑这座财富大厦的，是25万名手工织布工——他们并非底层打工人，更像是消失在历史中的“手工中产”，在家中摆一台木质织机，按订单劳作，无需打卡，无需看老板脸色。一名熟练织布工需经过七年学徒训练，周薪可达20至30先令，是普通工人的三倍，足够一家人体面生活，被历史学家E.P.汤普森称为“劳动阶层中的贵族”。
但技术的到来，撕碎了这份体面。动力织机以碾压性的效率，彻底摧毁了手工织布的价格体系。1795年，熟练织布工周薪30先令;1815年，降至14先令;1835年，仅剩5先令——四十年间，工资暴跌82%。而同期面包、租金、燃料的价格却持续上涨，1835年的周薪，甚至不够一个成年男人一周的口粮。更残酷的是，动力织机无需繁重体力，工厂主开始大量雇佣妇女和儿童，他们的工资仅为成年工人的三分之一。一位从业二十年的织布工大师，最终发现自己不仅被机器替代，还被七岁的小女孩比了下去。
这种打击，远非“失业”二字所能概括。它是一个人一生引以为傲的技能被清零，是尊严被践踏，是生存被逼到绝境。有人被迫进厂，成为“看机器的人”，每天工作十四到十六小时，工资仅为从前的四分之一，四五十岁的老织布工学不会新节奏，被工头呵斥、开除，最终在贫民窟里悄无声息地死去;有人选择逃离，1840年代，每年有二十多万英国人挤上驶往北美的移民船，手工织布工威廉·卡内基便是其中之一，他变卖织机和家具，带着家人漂洋过海，却在新大陆的棉纺厂里郁郁而终，从未想过，自己13岁的儿子安德鲁·卡内基，会在半个世纪后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
而卢德派，选择了最激烈的反抗——捣毁机器，反抗抢走他们生计的蒸汽机。1811年，卢德运动席卷英格兰中部，政府调动1.4万名军队镇压，这一人数甚至超过同期对抗拿破仑的兵力。历史教科书总是歌颂工业革命的生产力爆发，却避而不谈：棉布价格下降的同时，工人工资暴跌八成，GDP陡峭上升的曲线与工人工资几乎停滞的曲线之间，是一代手工织布工的血泪与绝望。经济学家将1780至1840年这六十年的差距，命名为“恩格斯停顿”——24岁的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纺织厂蹲守两年，写下《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发出振聋发聩的追问：一个生产力爆炸的国家，为何它的工人却活在地狱里?
从卢德派被绞死，到英国工会获得合法地位，整整过去了58年。这58年里，一代手工织布工从体面的“贵族”，沦为贫民窟的赤贫者，他们推动了人类进入现代世界，却从未见过现代世界的曙光。而当蒸汽机的浪潮褪去，另一波技术风暴，已在悄然酝酿。
1936年，美国密歇根州弗林特市，通用汽车一号工厂的装配线工人集体静坐罢工，这场持续44天的罢工，迫使通用汽车首次承认工人的集体谈判权，成为美国劳工史的分水岭。而罢工的导火索，正是流水线的普及与“加速制度”的肆虐——工人被异化为流水线的附属品，每天重复着机械的动作，被传送带的速度拉扯着，精神与身体濒临崩溃。
这一幕，被卓别林永远定格在《摩登时代》中。1936年，这部半默片横空出世，彼时有声电影已普及，卓别林却刻意让流水线上的工人沉默无声，唯有机器的轰鸣、汽笛的刺耳、老板冰冷的命令贯穿始终。最经典的镜头里，卓别林饰演的工人站在传送带前，机械地拧紧每一颗螺丝，传送带不断加速，他被卷入齿轮，像抹布一样被反复碾压——这不是喜剧，而是当时美国工人的真实写照。卓别林在报纸上写道：“人类的尊严正在被传送带碾碎。我们生活在一个重视机器性能胜过重视人类灵魂的时代。”
造就这一切的，是“科学管理”的提出者弗雷德里克·泰勒。他并非工程师，却用“分解动作、测量标准、强制执行”的方法，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工作方式。在Bethlehem钢铁厂，他将搬生铁工人的动作拆解重组，让产量从每天12.5吨提升至47吨，工资仅上涨60%。而将这套理论推到极致的，是亨利·福特——1913年，第一条流水装配线引入底特律工厂，汽车底盘组装时间从12小时28分钟骤降至1小时33分钟，T型车价格大幅下降，汽车走进普通家庭，但代价是，熟练技工被拆解成“只会拧螺丝”的功能单元。
福特工厂的工人曾说：“来这里上班，只需把脑袋放进储物柜，带上手就够了。”流水线的普及，完成了对工人的“去技能化”——曾经能从头到尾造出一辆汽车的匠人，变成了随时可替代的零件，议价权被彻底剥夺，沦为“带薪的猿猴”。1930年代，“加速制度”在美国汽车工业泛滥，工人被像橡皮筋一样不断拉扯，群体性精神危机蔓延，有人精神崩溃，有人奋起反抗，就像通用汽车的工人那样，用罢工捍卫自己作为“人”的尊严。
这种困境，在百年后依然上演。2020年，《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刷屏网络，美团、饿了么的算法不断压缩送餐时间，从2016年的38分钟缩减至2020年的28分钟，骑手被迫闯红灯、逆行，在暴雨中狂奔，每年有大量骑手在送餐途中遭遇交通事故。一百年前的传送带拉杆，变成了一百年后的算法参数，操控的工具更精密，压榨的本质却从未改变。
从1886年芝加哥干草市场工人集会被镇压，到八小时工作制普及，又是近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里，工人的抗争、资本家的适度让利、政府的政策介入，三者交织，才让劳工阶层获得了一定的议价权。亨利·福特在1914年将工人日薪翻倍至5美元，并非慈善，而是冰冷的算计：“我要创造消费者，否则我的流水线开得再快，也没人买得起我的汽车。”而德国首相俾斯麦早在1889年，就推出了疾病保险法、工伤保险法、养老金法，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套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他们都明白，不主动让步，就会面临暴力革命的风险。
1945年至1975年，人类迎来了罕见的“黄金三十年”——这是普通人日子过得最好的一段时光。一个底特律的汽车装配工，没上过大学，仅凭一人工资就能买下带草坪的独栋房子、一辆汽车，供三个孩子上学，妻子无需工作;一个德国大众的工人，每年有六周带薪假期，能带着全家去意大利海边度假。这段“人机共存”的甜蜜期，技术处于“辅助”阶段，机器放大人类的价值，而非替代人类，再加上凯恩斯主义的盛行、工会力量的顶峰，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崛起，构成了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这是人类第一次证明，普通人也能过上体面的日子。
但黄金三十年，终究是偶然。1978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团出访西欧，被国外的发达程度震惊：西德一个露天煤矿2000名职工年产煤5000万吨，而国内同类煤矿需要16万名工人;法国一个钢铁厂7000名职工年产钢350万吨，而武汉钢铁公司6.7万名工人的产量还不及人家。更让他们震撼的，是欧洲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蓝领工人开着私家车上班，丹麦农民的生活比中国绝大多数干部还要好。他们看到的，正是黄金三十年的尾声，而这场盛宴，很快就会落幕。
从70年代后期开始，“大脱钩”时代来临。1948年至1973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96.7%，普通工人实际时薪增长91.3%，几乎同步;而1973年至2014年，劳动生产率增长72.2%，普通工人实际时薪仅增长9.2%，扣除通胀后几乎为零。美国铁锈带的衰落，世人多归咎于全球化，却忽略了更隐蔽的杀手——自动化。MIT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提出的“平庸自动化”，杀伤力远超颠覆性黑科技——那些“刚刚好够取代人工”的半吊子技术，让大量岗位悄然消失。1990年至2007年间，美国每引入一台工业机器人，就会减少3到6个工作岗位，曾经时薪30美元的熟练工人，失业后只能流入零售业、物流行业，时薪减半。
大脱钩时代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增长率
而今天的AI，正在以更快的速度重演这一切。与过去两百年不同，AI第一次大规模替代“脑”，而非“手”，被冲击的，不再是蓝领工人，而是白领中间层。摩根大通的AI系统，几秒钟就能完成律师36万小时的合同审核工作，国际律所开始大幅削减初级律师招聘;Midjourney30秒生成一张概念图，资深原画师需要3到5天，游戏公司大幅缩减原画团队;DeepL和GPT的出现，让初中级翻译的市场价格三年内缩水一半以上。
这些被冲击的岗位，有一个共同特征：工作逻辑性强、流程标准化、可公式化描述——他们以为自己在做脑力劳动，实则是“有规律的脑力劳动”，而这正是AI最擅长的领域。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大卫·奥托尔将这一现象称为“职业极化”：技术让顶层更强，CEO借助AI提升决策效率;让底层得以保留，保洁员、水电工等工作环境复杂，机器人难以替代;唯独中间层，被精准切割，成为最脆弱的群体。
回望那个被蒸汽机碾碎的织布工家庭，威廉·卡内基的儿子安德鲁·卡内基，走出了一条破局之路。13岁的他在棉纺厂做落纱工，一周工资仅1.2美元，却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了当时的前沿技术——莫尔斯电码，练就了“凭耳朵听电码实时翻译”的绝活。凭借这项稀缺技能，他成为宾州铁路公司的私人电报员，站在了时代的信息中枢，获取了第一手商业信息，最终建立起庞大的钢铁帝国。
卡内基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抓住了破局的核心：不在旧世界里“死磕努力”，而是切换到新世界的跑道。大卫·奥托尔的观点或许能给我们更多启发：技术消灭的不是“职业”，而是“任务”。作为普通人，我们无需恐惧AI，而是要审视自己的工作，分辨哪些是AI可替代的“常规任务”，哪些是AI无法企及的“非常规任务”——比如律师的共情能力、设计师的创意灵感、教师的育人智慧，然后将精力转移到这些“AI够不到”的领域，在现有职业中，向更高维度迁移。
必须承认，在每一次技术变革中，成功转型的都是少数。卡内基的传奇背后，是无数同船移民的默默无闻;互联网革命中，少数传统媒体人转型为自媒体大V，更多人则默然退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被动接受命运——卢德派的反抗、通用工人的罢工、编剧们的抗争，都在证明：普通人的声音，终究会被听见;制度的完善，终究会跟上技术的步伐。
两百年间，技术浪潮从未停止，从蒸汽机到AI，剧本反复重演：技术狂飙→普通人被碾压→愤怒爆发→博弈妥协→制度完善→红利下沉。唯一的不同，是适应时间的急剧缩短——工业革命给了50年，电气化给了30年，互联网给了15年，而AI可能只给5年。
恩格斯当年的追问，至今仍振聋发聩：技术的红利，到底需要多久，才能抵达普通人?作为普通人，我们无法阻止技术的前进，但可以选择不做被浪潮碾碎的尘埃。顺着机器的纹理，寻找自己的生态位，拿到通往新世界的门票;而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唯有通过多方博弈，让制度跟上技术的脚步，才能让技术的红利，真正惠及每一个普通人——这，才是穿越技术狂潮的终极答案。
[1] 罗伯特·艾伦：《恩格斯停顿：英国工业革命中的技术变革、资本积累与不平等》，2009年。
[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
[3] 达龙·阿西莫格鲁、帕斯夸尔·雷斯特雷波：《机器人与就业：来自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证据》，2020年。
[4] 大卫·奥托尔等：《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职业极化》，汉密尔顿项目报告，布鲁金斯学会，2010年。
[5] 乔希·比文斯、劳伦斯·米歇尔：《理解生产率与典型工人薪酬之间的历史性背离》，2015年。
[6] 克劳迪娅·戈尔丁、劳伦斯·卡茨：《教育与技术的竞赛》，哈佛大学出版社，2008年。
[7] 孙萍：《我在北京送外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郭大路的思考笔记，作者：郭大路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