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元旦的底特律，寒意裹挟着新年的晨光，穿透高地公园工厂工地的轮廓，落在亨利·福特的眼眸中。彼时的他，已然明晰自己正叩响汽车工业的全新纪元——人类首条汽车装配流水线将在半年后正式运转，这场革新不仅会让汽车从少数人的奢侈品走入大众生活，更将为消费文化注入全新基因，深刻影响后世百年。但福特未曾预见，伴随流水线轰鸣而生的“规模化”，早已超越生产方式的范畴，成为刻入汽车产业DNA的第一性原则，主导了此后一个世纪的产业走向。
百年风云激荡，世界汽车工业的每一次并购重组、每一轮平台整合、每一次技术迭代，本质上都是对“规模化”原则的践行与延伸。然而，当智能浪潮席卷全球，成为时代发展的核心主轴，一个根本性的命题浮出水面：汽车工业的第一性原则，是否已然悄然更迭?在确定性不断瓦解、不确定性成为常态的当下，这个承载着人类出行梦想的产业，终将驶向何方?
回溯汽车工业的百年变革史，其内核从来不是技术与产品的简单迭代，而是一场认知逻辑的持续演进。在对未来的无尽研判中，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如同两条并行的主线，长期占据产业认知的主导地位，却始终难以突破自身的认知桎梏。理性主义沉迷于逻辑演绎的必然性，试图以严密的推演勾勒未来的唯一路径;经验主义则困于历史经验的连续性，将过往的成功范式奉为预判未来的绝对准则。两种认知模式看似对立，实则都是静态的思维框架，在产业变革加速的今天，已然难以应对无处不在的变量与挑战。
2025年的汽车市场，为这两种认知困境提供了最鲜活的注脚。部分“电车人”所秉持的思维范式，其哲学内核正是理性主义的延伸。这种认知逻辑构建于“公理-演绎-必然”的闭环之上，将产业未来视为可通过纯粹逻辑推导得出的唯一解。在他们眼中，只要技术路线在理论上自洽、商业模式在逻辑上完备，便具备不可逆转的实现性。这种对“确定性”的极致执念，让他们排斥一切模糊性与变量，试图以严密的逻辑体系穷尽未来的所有可能，却忽视了产业发展的本质——从来不是纯粹的理论推演，而是技术可行性、市场接受度、社会约束与人性需求的复杂交织。当理性主义将“逻辑自洽”等同于“现实必然”，便会陷入认知的傲慢，在非线性的产业演进中与现实渐行渐远。
与电车理性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油车系统中泛滥的经验主义，它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种认知模式将锚点牢牢锁定在“经验-归纳-连续”的路径上，坚信未来是过往实践的线性延伸，历史数据与既有经验是判断一切趋势的唯一标尺。在经验主义的框架下，任何超出过往认知范畴的突破，都被贴上“不切实际”的标签。不可否认，对“连续性”的依赖，曾为汽车产业提供了稳定的发展底线，以历史的确定性对冲未来的不确定性。但当技术革命、消费升级、社会变迁等颠覆性力量打破历史的连续性时，经验主义便会陷入“路径依赖”的陷阱，过往的成功经验沦为未来的认知枷锁，让产业在趋势迭代的关键节点丧失突破的勇气，最终被时代浪潮所淘汰。
无论是理性主义的“确定性执念”，还是经验主义的“连续性陷阱”，本质上都违背了汽车产业在不确定性中前行的本质规律。它们将对未来的判断视为一个终局性结论，而非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在智能时代的产业变革中，我们亟需一种更具适应性、更贴合产业本质的认知框架——贝叶斯主义，其核心正是动态概率下的有限理性与开放迭代。这并非对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简单否定，而是在二者基础上的升维与超越，为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核心智慧。
贝叶斯主义的认知逻辑，打破了“终极答案”的迷思，将对未来的判断定义为一种“概率分布”。所有趋势预测都只是基于当前信息的“临时结论”，而非永恒真理，这与理性主义的“必然论”形成了根本分野。贝叶斯主义坦然接纳认知的不完备性，将不确定性视为认知的固有属性，而非需要被消除的障碍。这种认知视角，恰好契合了汽车产业的演进本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每一代汽车人都受限于自身的历史语境，面临着“认知的有限性”，人类对绝对确定性的追求从未停歇，但唯有警惕确定性的诱惑，才能在变化中保持清醒。
当行业内还在争论“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执着于非此即彼的路线之争时，贝叶斯主义给出了更务实的答案：坚守“证据的关联性”，拒绝无依据的逻辑自洽与经验惯性。这种概率更新并非盲目接纳所有新信息，而是以“证据与判断的强关联”为标尺，筛选出那些能够直接影响产业趋势走向的核心事实——无论是关键技术突破、消费需求结构性变迁，还是政策底层调整，唯有这些核心证据，才能成为更新认知、校准方向的有效依据。这既避免了理性主义“脱离现实的逻辑闭环”，也跳出了经验主义“不分主次的经验堆砌”，实现了理性与经验的辩证统一。
贝叶斯主义的迭代，从来不是“全盘否定式”的颠覆，而是“渐进式”的修正，这就要求产业决策必须遵循“容错原则”。一方面，要为认知误差预留足够的容错空间，承认基于当前信息的任何决策都可能存在不足——容错不是妥协，而是对认知规律的尊重，是应对不确定性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要建立“快速反馈-及时修正”的动态机制，当新证据明确显示决策方向出现偏差时，能够果断调整策略，避免因路径依赖导致误差扩大。这种“有限试错与动态调整的平衡”，让产业决策既具备稳定性，又拥有足够的灵活性，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现持续前行。
站在2026年的时间节点回望与展望，汽车工业的未来从来不是一个预设好的终点，而是在无数变量中动态演化的旅程。理性主义为产业提供了探索未知的勇气，让我们敢于突破既有边界;经验主义为产业筑牢了脚踏实地的根基，让我们在前行中不迷失方向;而贝叶斯主义，则为产业提供了应对不确定性的核心密钥——它以“有限理性”接纳认知的不完备性，以“证据关联”筛选有效的信息，以“持续迭代”校准发展的方向，最终构建起动态、开放、务实的认知体系。
面对日益复杂的产业变革，汽车工业看待未来的正确姿态，应当是贝叶斯式的“学习者”姿态：不做固守逻辑、脱离现实的“空想家”，也不做盲从经验、拒绝变化的“守旧者”，而是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变化，以理性的标尺筛选证据，以务实的行动校准方向。唯有如此，才能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在时代浪潮中始终走在正确的演进轨道上，最终抵达那个既符合技术逻辑、又贴合现实需求的未来彼岸。
回到最初的命题：汽车工业的第一性原则是否已经改变?答案或许并不重要。正如苏格拉底所言，“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我们不必妄言趋势、迷信趋势，更不能代言趋势。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以最大的热情观察一切相关的证据与线索，在持续的认知迭代中修正方向。毕竟，这世界上本就没有所谓的“天选之子”，哪怕有人声称能缔造人类历史上首家百万亿美元公司，产业的未来，终究只是一场基于证据与概率的动态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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