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观察者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姚洋，欢迎走进本期《思想者说》。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华大基因总经理尹烨先生，与我们展开一场特别的对话。
当下，内卷与共同富裕是全社会关注的两大核心议题。这两者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反内卷能否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这是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的核心。不过在切入正题前，我想先把视角转向生物界——或许从生物学家的视角，看看自然界的竞争法则，能为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内卷困境提供全新的启发。
尹烨：姚老师这个切入点非常精妙。现在社会上的内卷已经渗透到了生命最初的阶段，不只是大家熟知的“抢跑式育儿”，甚至在硅谷，试管婴儿技术的应用都带上了内卷色彩。通常情况下，医生会培育多个胚胎，等到第五天胚胎发育至囊胚期(此时仅数千个细胞)，就会抽取部分细胞进行基因测序，核心目的之一竟然是筛查所谓的“智商相关基因”。
姚洋：在胚胎发育的这个早期阶段，真的能精准测出智商吗?
尹烨：这正是关键所在。从科学原理来看，这种筛查方式并不成立——目前没有充分且必要的证据证明，此时检测到的基因片段与成年后的智商存在明确关联。但现实是，已经有人在这么做了，马斯克就曾公开承认采用过类似方法。这意味着，人类在掌握了基因编辑这门“上帝的语言”后，正在试图对生命进行提前干预，甚至走向定制婴儿的边缘。这种从生命源头就开始的内卷，如果持续下去，人类社会的未来将不堪设想。
要理解这种内卷的危害，我们不妨回到演化论的源头。1859年11月24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伦敦出版，这部著作彻底重塑了我们对生命发展的认知，但时至今日，很多人对它的理解仍存在偏差。核心误区就在于混淆了“内卷”与“进化”：内卷是向内收缩的竞争，对应的英文是“involution”;而进化是向外拓展的适应，对应的英文是“evolution”。当年学界为“evolution”的翻译争论已久，其实达尔文的核心观点并非“生命必然走向复杂、高级和智能”，而是强调环境变化引发系统自我调整，本质是基因与环境的动态互动。
《物种起源》出版后，赫胥黎主动承担起为演化论辩护的责任，通过大量演讲驳斥神创论、用进废退论等观点，后续还撰写著作强化“物竞天择”的核心思想。而将这一思想引入中国的严复，在1895年翻译《天演论》时却用了极为精准的“演”字而非“进”字，强调“自然演变”的本质。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世界已进入竞争格局，若清朝仍固守“天朝上国”的迷思不思变革，就必然被时代淘汰——严复正是希望通过这种“演化警示”唤醒国人。
所以我们必须纠正一个认知：基因为适应环境产生的变化，未必是“进步”，也可能是退化，更多时候只是单纯的调整。这就像动物棋的生态逻辑：大象看似最强，却被老鼠制约，狮、虎、豹、狼等物种也各有其位，形成循环制衡的格局。真正的演化论，核心不仅是“适者生存”，更关键的是“适者合作”——它推崇生物的多态性、多样性与分工协作，通过差异化定位形成对各方都有利的生态平衡。大树有大树的生态位，灌木、小草、苔藓、微生物也各有其生存价值，一旦生态系统走向单一化，崩溃就不可避免。
姚洋：这就引出一个关键问题：生物界中明显存在食物链顶端与底端的区分，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关系也看似是等级结构，这该如何用“合作平衡”的逻辑解释呢?
尹烨：我们可以用非洲草原的生态系统来理解这个问题，这是最典型的平衡案例。非洲草原的顶端捕食者是狮子，往下是猎豹等次级捕食者，再往下是斑马、角马等迁徙食草动物。但狮子的捕食逻辑是“点到为止”，绝不会因为眼前猎物充足就无限制捕猎、扩张种群。因为它们清楚，角马迁徙而来时食物充沛，但迁徙结束后，过度扩张的种群必然面临饥荒。
食物匮乏期，狮群数量必须与领地的承载能力相匹配——它们不会只着眼于眼前的饱餐，更会规划食物短缺时的生存策略。这就是为什么猫科动物普遍有划定领地的习性：领地不仅是活动范围，更是生存下限的保障，确保即便在食物匮乏时，也能通过资源调控维持生存。很多人受《狮子王》影响，以为狮子会随意闯入其他领地捕猎，其实这在现实中极少发生——每个领地都有专属狮群，它们之间形成了类似《道德经》中“小国寡民”的平衡状态：各自为群，由狮王统领，母狮多有亲缘关系，幼崽成年后会离开开拓新领地，以此维持长期生态平衡。
狮子绝不会把某种猎物赶尽杀绝，因为它们明白，猎物灭绝之日，就是自己消亡之时——同类相食无法支撑种群延续。在环境选择的压力下，它们主动达成了动态平衡。事实上，动物界中具备“种族灭绝”能力的物种极为罕见，除了人类，只有部分黑猩猩群体曾出现过类似行为。今年去世的野生动物保护学家珍妮·古道尔，就曾观察到黑猩猩会有策略地进攻、撤退、诱敌深入并消灭对方，但规模通常只有几只到十几只，不会导致整个族群灭绝。而人类之所以能做出大规模极端行为，核心是进化出了大脑与复杂语言，具备了大规模组织能力——这也印证了一句话：所有极端的破坏行为，都不是“本能使然”，而是“人为选择”。
姚洋：这让我想到《黑猩猩的政治》这本书，作者通过十几年对十几头动物园黑猩猩的观察，描绘了它们复杂的群体行为。尽管有人批评作者“把黑猩猩写得太像人类”，但书中的细节确实展现了黑猩猩的多面性：既有残暴的竞争一面，也有同理心的温情一面。
书中有一个经典场景让我印象深刻：一只小黑猩猩坐在树下，树上一只受伤的小鸟掉了下来，它主动伸手接住，然后轻轻放在地上。这说明即便是看似凶猛的动物，也天生具备同理心。这是不是意味着，大自然在塑造生物时，不仅赋予了它们争夺资源、扩张领地的本能，也植入了合作与利他的基因?
尹烨：我完全认同这个观点。提到演化与自私的关系，就不得不提理查德·道金斯1976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道金斯是演化生物学家，他提出的“自私的基因”学派在国内极少有人研究，有点像经济学领域的宏观研究者，属于小众视角。他的核心观点是：基因本质是自私的，人类作为基因载体，即便表现出利他行为，根源也是自私基因的外显。
书中有一个极端比喻：基因就像是“一个蛋想变成另一个蛋的载体”，因为蛋无法直接复制自身，就需要基因作为中间体完成传承——这个观点在当时极具争议。但在这本书出版50周年的纪念版中，道金斯也加入了反思，重点探讨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人类在进化出语言、文明和道德后，会出现真正的利他行为?
答案其实是人类从“自私基因”中实现了“叛变”，孕育出了无私的人性。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构成生命的基础基因是自私的，但当生命复杂度达到一定层级，却涌现出了反自私的人性。深究背后的驱动力，最终结论是：合作、多样性、文明发展与高等智能的出现，推动了社会分工细化，提升了生产效率，扩大了分配公平，再加上医学进步、公共服务完善等因素，共同促成了这种“人性升级”。
从生态竞争的本质来看，过度自私最终会导致“内卷”——在基因层面，就是趋同演化导致生态位极度狭窄。而生态位越窄、竞争越激烈，系统的脆弱性就越强，崩溃的风险也就越大。这个规律在农业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姚洋：您的意思是，农业生产中如果放弃生物多样性，采用单一化种植，整个农业系统就会面临崩溃风险?
尹烨：必然会崩溃。只要出现一种针对性的病虫害——无论是昆虫还是真菌，整片单一作物都可能遭遇灭顶之灾。这就是为什么农业上的轮作制度如此重要：核心就是通过构建生物多样性，增强系统的抗风险能力。
姚洋：这让我想起了读《自私的基因》时的困惑。可能是个人性格原因，我一直对“基因全是自私的”这个观点持怀疑态度，而很多经济学家却对这套理论深信不疑。经济学家通常会假设“人是自私的”，有一派制度经济学家甚至专门从自私个体出发，构建复杂的数学模型来推导合作的可能性。
但我后来逐渐意识到，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承认：人类基因中本身就包含合作与利他的成分?就像黑猩猩也具备同理心一样。如果接受这个前提，就不必再从“自私基因”这个起点，艰难地推导合作的合理性了。
尹烨：您说得非常准确。很多人其实是把《自私的基因》当作经济学著作来读的，这一学派的思想连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社会领域的影响力确实不小。
姚洋：您刚才提到生物界必须保持多样性，否则系统极易崩溃。我看过一个展示树冠生长的视频，特别有启发：树木并不会因为自身强大就无限扩张枝叶，把周围的阳光完全遮蔽，反而会在树冠之间留出空隙，让彼此都能获得光照。连树木都“懂得”这个道理，更高等的生物难道不会进化出顾及周遭、权衡环境的机制吗?这种特性是否也是基因层面的设定?
尹烨：确实如此，单看树木的生长逻辑就充满了生态智慧。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这是人类的直观感受，但对植物而言，如果一棵树枝叶过于茂密、完全不透光，树下就会变成“寸草不生”的绝境。所以无论树木多么高大，都会主动为周围生物留出生存空间。
比如松树的针叶天生无法完全遮挡阳光，有些树木还会生长出“缺刻叶”，主动在叶片间留出空隙，确保阳光能渗透到地面。树叶的生长还遵循分形规律，在360度空间内错落分布，既保证自身每一片叶子都能获得光照，也为树下的灌木、草丛、真菌、苔藓和微生物提供了生存条件。这套共生系统其实是树木的“自保策略”——如果树下没有共生菌群，当有害真菌入侵时，树木就会变得毫无抵抗力;而培育自己的“生态盟友”，就像人类肠道需要益生菌维持健康一样，是维持系统稳定的关键。
姚洋：这个观点太有现实意义了。我觉得你真应该给中国的企业家，尤其是平台企业的管理者好好讲讲这个道理。现在很多平台企业之间的竞争过于惨烈，奉行“赢家通吃”的逻辑，把市场做得“寸草不生”。但他们可能没意识到，当市场上只剩自己的时候，自身的消亡也就不远了。
这让我想起了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跨界探讨生物学问题，开创了全新领域，后来还直接启发了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对我来说，书中最震撼的观点是对生态位形成的解释——薛定谔认为生态位的形成类似于“量子跃迁”。我原本直觉上认为生命演化是连续的过程，但读了这本书才明白，演化往往是跳跃式的。这种跳跃式演化是不是恰恰为不同生物留出了生态位?如果演化是连续的，很可能会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因为所有生物都在同一维度竞争;而“量子跃迁”式的演化，能让生物进入不同的维度，形成差异化的生态位。
尹烨：从演化逻辑来看，确实可以这样理解。薛定谔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跨界的洞察力——1926年他提出的原子模型，已经非常接近原子的真实结构，在他的模型中，电子的出现是概率性的，符合波函数规律，打破了此前卢瑟福模型中“电子像卫星绕行星运转”的确定轨道认知。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量子领域研究，某种意义上也是对量子理论提出100周年的致敬，了解这段历史就会发现，这个奖项实至名归。
这里有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在薛定谔时代，物理学已知的四种基本作用力(引力、电磁力、强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已经被发现(尽管引力至今未能与其他力统一)，物理学家们习惯从力学视角解读世界，但他们始终无法解释一个核心问题：生命如何将信息传递给下一代?在他们看来，一切现象都可以归结为作用力，但生命的信息传递似乎无法用现有作用力解释。薛定谔当时甚至大胆猜想存在“第五种力”——“生命力”，这个想法在当时极具前瞻性。
其实在薛定谔之前，生物学界已经有了一些零散的突破：1865年孟德尔通过豌豆实验提出“遗传因子”概念，但不知道其物质基础;1869年米歇尔发现了核酸，却没意识到它与遗传的关联——这就像有人提出了“金融”概念，有人找到了“货币”，却不知道两者的内在联系。直到1909年，哥本哈根大学的约翰逊才提出“基因”(gene)一词，但基因的物质本质仍不明确;1928年摩尔根出版《基因论》，通过果蝇研究确立了遗传学三大定律，却依然没解开“基因是什么”的谜题。
“基因”一词引入中国时，最初被译为“因基”。1931年，潘光旦先生在《东方杂志》中首次将其译为“基因”，后来经过卢惠霖、谈家桢等学者的推广，这个译名才最终固定下来。而在薛定谔1944年出版《生命是什么》时，基因的物理化学本质依然是未解之谜。
值得一提的是，《生命是什么》的雏形是薛定谔1943年在爱尔兰的一系列演讲，1944年结集出版。同年，艾弗里通过肺炎双球菌实验证明遗传物质是核酸而非蛋白质;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正是受到《生命是什么》的启发，才最终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薛定谔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在完全不知道基因是什么的情况下，精准预言了基因的核心性质：他提出基因是“非周期晶体”，遗传密码存储在原子排列中;提出“生命以负熵为食”，指出生命通过从环境中汲取“秩序”维持自身低熵状态;还留下了一句震撼学界的话：“当前物理和化学尚不能解释生命，但这不意味着生命无法用物理和化学来解释。”这句话几乎为后续数十年的生命科学研究定下了方向。
80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没能完全解答“生命是什么”，但薛定谔提出的框架至今仍极具启发性。这也印证了跨界碰撞的价值：如果生物学家只局限于生物学，物理学家只埋头于物理，可能都无法突破认知瓶颈。正是物理学家跨界思考生命问题，才最终用自然科学的底层数学语言描述了生命现象——这本身就是一种“错位竞争”，最终催生了全新的认知突破。生命系统并未超越基本物理作用力，却以近乎“神技”的效率，实现了信息精准传递、物质定向合成与能量高效转化。
姚洋：这段探讨非常有价值。我们从生物界、自然界的规律出发，最终还是要回归人类社会的生存逻辑。普通人学习生物学、理解达尔文演化论时，很容易陷入片面认知——总觉得达尔文讲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你死我活，却忽略了核心是“适应环境”。我们通常把“适者生存”误解为“强者淘汰弱者”，但这根本不是达尔文的本意。
尹烨：完全正确。达尔文的核心思想恰恰是：环境变化后，每个个体都可以用不同方式适应同一个环境，这是一个“同题共答”的过程。题目是固定的，但解法可以多种多样，本质是“各美其美”的差异化适应，而非“你死我活”的零和竞争。如果把基因与环境的关系，简单理解为基因之间的相互碾压，那就彻底误解了演化论的精髓，也必然会陷入内卷的困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底线思维，作者：姚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