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中国多家航司在越南河内举办的冬季旅游推广活动，或许未引发太多关注，却无意间抛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为何要去越南推广旅游?这一细节背后，藏着越南近年经济快速发展的缩影——这个东南亚国家早已不是昔日印象中的落后模样，而是成为全球经济舞台上备受瞩目的“增长明星”。
IMF预测2025年越南GDP增速将达7.4%，越南政府更是给出8%的目标;即便放眼全球经济疲软、贸易风险加剧的大背景，这样的增速依然亮眼。回溯2025年上半年，越南GDP增速已攀升至7.52%，创下十五年来同期最高纪录;外资涌入的势头同样迅猛，上半年外国直接投资(FDI)金额预估达117.2亿美元，同比增长8.1%，创下2021-2025年同期峰值，远超东南亚其他国家。若将时间轴拉长至四十年，越南年均GDP增速稳定在6.37%，这样的长期表现足以支撑其“增长明星”的头衔。
贸易与投资的双重爆发，更直观印证了越南的经济热度。贸易端，越南总理预计2025年商品贸易额将突破9000亿美元，这一数字竟是2024年4763亿美元GDP的1.5倍;美国已成为越南最大出口国，2024年对美出口额达1365亿美元，越南也顺势跻身美国贸易逆差来源国第四位。投资端，全球巨头纷纷布局：苹果旗下几乎所有iPad、MacBook等消费电子产品均在越南生产，三星在此建有大型制造基地，中国长安、吉利、奇瑞及日本丰田等车企也相继落户建厂。
越南对美贸易逆差
不过，亮眼数据的背后，越南经济正面临难以逾越的发展天花板。这个人口1亿出头(与中国山东相当)、面积33万平方公里(略小于云南)、2024年GDP 4700多亿美元(不及河北)的国家，其增长瓶颈早已暗藏在自身禀赋与时代环境之中，核心可归结为三大核心桎梏。
首当其冲的是地缘条件的先天局限。地缘政治学者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指出，后工业文明时代，陆权与海权交汇的区域可凭借人口、经济、外交优势成为文明枢纽，美国的全球地位便是地缘优势的绝佳佐证。从表面看，越南呈“S”形的国土、3260公里的海岸线，确实为外贸与外资接入提供了便利，但这恰恰是其短板所在——狭长的国土形态与80%的山地高原地形，决定了它无法形成超大规模内部市场，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的上限已被锁死。
更关键的是，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早已证明，成熟经济体的增长核心必然转向内部消费，发达国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普遍达70%-80%。而越南经济高度依赖外贸，内需乏力的弊端会随发展不断凸显。此外，南北跨度超1600公里的国土，让基础设施建设需兼顾均衡性，导致铁路、公路等交通网络建设成本高、效率低，南北经济失衡问题突出(北方GDP占比仅三成多)。同时，越南在中南半岛面临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在制造业、农业领域的直接竞争，且对外部供应链、欧美市场依赖极深，一旦区域贸易格局或大国政策调整，极易陷入大国博弈的夹缝，甚至面临产业链断供风险。特朗普新关税政策落地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曾估算，越南或面临250亿美元出口损失、GDP下滑5%的风险，这正是其地缘脆弱性的直接体现。
其次，缺失的历史机遇成为越南难以跨越的时代鸿沟。有人或许会疑问：西欧多国、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面积、人口未必比越南有优势，为何能跻身发达经济体?核心答案在于它们抓住了越南无法复制的历史机遇。全球化初期，西欧凭借“马歇尔计划”的扶持与自身深厚的工业、人文、科技底蕴，逐步实现经济一体化;全球化中期，日本及亚洲四小龙抓住“承接产业转移+加工出口”的风口，在美欧的扶持下崛起，三星、现代、丰田等企业正是这一机遇的产物——当时美国主动将船舶、电子、机械等自身不愿发展的产业转移至盟友区域，打造经济样板。
而越南的发展语境已完全不同。如今美国企业在越南建厂，核心逻辑是成本控制而非扶持;越南既未获得过西方国家大规模援助，也错过了全球化初期的红利窗口。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国推动核心供应链本土化，关键原材料与零部件获取的不确定性增加，全球产业链的不稳定性显著提升。更严峻的是，全球产业链分工已进入精细化阶段，大国掌控核心技术主导权，发展中国家扎堆争夺低端产业——越南靠10%企业所得税减免吸引的纺织、电子组装产业，印度、孟加拉、柬埔寨等国同样能提供，低端赛道的“内卷”让其产业升级难度陡增。即便是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革命，越南也已落后于人：缺乏大型AI龙头企业，无自主数据与算力基础设施，英伟达在越投资的算力中心仅为常规资源互换，难以支撑其在战略新兴产业中实现突破，只能沦为技术革命的追随者。
最后，薄弱的国家治理能力是制约越南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瓶颈。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政府的干预与管理能力(即治理能力)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撑，中国自2013年起便着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越南虽效仿推出《2021—2030年国家总体规划及2050愿景》等宏观调控政策，但长期存在的“南北撕裂”问题，让诸多发展计划难以落地。这一问题的根源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的越南战争，1986年“革新开放”后，越南形成了南北两大阵营：以河内为核心的北方是政治中心，秉持传统思维，强调政策稳定性;以胡志明市为核心的南方是经济中心，紧邻南海，更早接触外资，追求市场化灵活发展。
南北差异直接导致政策执行大打折扣，甚至催生出诸多不合理的治理举措：越南国土面积仅33万平方公里，却曾设有63个省、直辖市，即便经过缩减仍有34个省级行政单位，与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省级行政单位数量持平，行政划分过细导致治理效率低下;财政支出中70%用于公务员工资与日常运营，用于发展的投入严重不足——2024年越南高等教育投入仅占GDP的0.18%，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劳动人口比例仅为11%。高端人才的匮乏，本质上是治理能力不足的延伸，也决定了越南当前只能扮演外来企业“装配厂”的角色，难以在高附加值产业领域实现突破。尽管越南已尝试推行15年免费教育等改革，但效果尚待时间检验。
从河内的旅游推广活动窥见的经济热度，到地缘、机遇、治理三大天花板的桎梏，越南经济的发展轨迹清晰地表明：短期的高速增长可凭借外部红利实现，但长期的崛起必然依赖内部禀赋的支撑与时代机遇的契合。对于越南而言，要突破现有瓶颈、实现向发达经济体的跨越，仍需在破解南北失衡、提升治理效能、培育核心产业等方面付出长期且艰巨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