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发《中国的长期经济战》一文，为解读中美竞争提供了全新视角。该文核心论断直指本质：当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与技术冲突，绝非阶段性博弈的产物，而是一场跨度以数十年计的结构性竞争。中国的战略意图清晰而克制——并非通过军事扩张或正面冲突触碰“修昔底德陷阱”，而是依托工业能力、金融资本与制度性影响力的持续积累，逐步消解美国的结构性优势，最终在全球体系中实现与美国并列甚至局部超越的地位。这一定位，颠覆了以GDP、军事实力等单一指标衡量大国竞争的传统认知。
为破解传统比较方式的局限性，文章引入源自信贷分析的“四个C”框架——能力(capacity)、资本(capital)、品格(character)与可信度(credibility)，为系统评估中国崛起的物质基础、政策取向与国际影响提供了结构化工具。这一框架的价值在于，它不仅关注可量化的硬实力，更聚焦于那些难以具象化却至关重要的动态因素。透过这一视角可见：中国已具备承受竞争成本并持续施压的能力，但全球领导地位的构建仍受多重制约;美国虽无法再依赖战后形成的传统优势，却在制度信誉、联盟网络与国际秩序塑造等领域仍握有核心筹码。中美竞争的胜负，正取决于双方在这四大维度上的综合博弈与耐力比拼。
2024年末至2025年的系列互动，已清晰勾勒出中国的竞争策略轮廓，也印证了其“长期博弈”的战略定力。2024年12月，拜登政府升级先进芯片出口限制，北京立即以多种金属元素对美出口禁令作为回应;2025年4月，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威胁，中国果断对七种关键稀土矿物实施严格出口管制，随后在5月暂停采购美国对华出口额最高的大豆，10月又将五种稀土元素及大批先进加工技术纳入出口管制清单。这一系列举措层层递进、精准打击，既彰显了中国“做好承受痛苦准备”的决心，也展现了其战术层面的精准校准——在10月底韩美元首会晤后，中国同意推迟多项限制措施，为局势降级预留出口。这种“强硬而不鲁莽”的姿态背后，是中国战略克制的逐步淡出，以及供应链主导地位“武器化”的明确信号，更辅以不断完善的非关税壁垒和法律工具库，形成了多层次的竞争施压体系。
中国的强硬立场，既源于长期战略规划，也受国内政治叙事的强化。事实上，中国领导层已为特朗普政府的回归筹备多年，将贸易战置于“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之下。2020年第一届特朗普政府与北京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在许多中国评论人士眼中被视为“堪比晚清不平等条约”，这一舆论反馈深刻影响了后续谈判策略——避免妥协引发的国内反弹，成为核心考量之一。从战略目标来看，中国的布局呈现清晰的阶梯式特征：短期争取先进技术领域让步，加速半导体产业自主化以降低进口依赖;中期深化技术能力、分散出口市场，提升全球供应链中的高附加值占比，削弱美国施压杠杆;长期则致力于构建替代性全球贸易与金融架构，从根本上消解美国的单边制裁权力。而这一切的终极诉求，是核心利益的被承认——摆脱西方干预威胁，在包括台湾及其周边地区在内的势力范围内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平等地位参与全球经济往来。
中国正在践行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实验：在不触发霸权冲突的前提下，实现新兴大国与既有霸权的地位平等。与历史上的修正主义大国不同，中国选择以经济实力与影响力的渐进积累替代军事征服，其成功关键不仅在于总体实力追平美国，更需在关键领域实现突破，使世界无法忽视其超级大国地位。但这一进程的复杂性远超想象，传统的实力比较方式已难以胜任——当一个领域的进展需以另一个领域的牺牲为代价时，国家综合影响力的评估便陷入模糊。历史早已给出警示：20世纪初的德国拥有一流工业与工程实力，却未能建立持久霸权;日本在汽车与电子产业的长期主导地位，也未转化为地缘政治影响力;苏联的工业与科研奇迹，最终因体制僵化与经济失衡而烟消云散。单纯的产能优势，不足以支撑超级大国的地位，中国的崛起同样面临这一历史考验。
从“四个C”框架的具体维度审视，中国的优势与短板呈现鲜明的二元对立。在“能力”层面，中国的体量优势无可比拟——这种优势早在十三世纪就被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赞叹不已，如今则转化为资源动员的规模与效率。1978年人均GDP仅157美元的贫困国家，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商品和服务出口国，背后是流动劳动力从1989年3000万人到2024年近3亿人的支撑。当前，中国在研发投入上已逼近美国，STEM专业每年培养360万名毕业生，数量是美国的四倍以上，科研论文与专利申请量也实现反超。但体量优势同时催生了结构性悖论：经济过度依赖海外市场消化过剩产能，引发与西方的持续摩擦;工业主导的发展模式抑制了国内消费市场，居民消费水平需提升70%才能达到美国水平;即便在电动汽车等领先领域，仍对美国的人才、科研网络与市场存在依赖。这种“能力越强，束缚越多”的困境，成为中国崛起的核心挑战。
“资本”维度的表现同样充满矛盾。中国拥有超过3.3万亿美元的官方外汇储备，通过主权杠杆基金将其转化为金融治国工具，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上承诺的500亿美元人民币贷款，便是资本外交的典型例证。同时，中国积极构建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CIPS)，2024年交易规模同比增长47%，远超SWIFT系统12%的增幅，在中俄贸易中已实现99%的本币结算。但这些进展未能改变人民币的国际弱势地位——全球外汇储备中人民币占比仅2%，远低于美元的56%与欧元的20%，全球“去美元化”更多转向黄金等非主权资产，而非人民币。根源在于人民币未实现完全可兑换，资本管制仍存，外国持有人民币计价债券规模虽增长83%至5970亿美元，却需扩大20倍才能与美元资产比肩。更严峻的是，中国的增长模式已逼近极限：金融压抑政策积累的社会成本、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带来的储蓄基础萎缩、家庭形成率全球垫底等问题，正迫使中国重新平衡国内福利与海外投资的资源分配，资本的灵活性优势被结构性约束不断抵消。
“品格”与“可信度”，则构成了中国地缘政治实力的最短短板。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的“品格”体现为以自身原则而非全球规范运用经济实力，这与国内“终结百年屈辱”的合法性叙事深度绑定，推动其强化主权与不干涉原则，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价值亲近性。但这种定位也带来局限：中国不寻求输出意识形态，而是通过“非西方、非自由主义”的否定性界定构建团结，却难以激发真正的认同与追随;缺乏西方联盟那样的文化与历史纽带，伙伴关系多为交易性，与越南等文化亲缘体的对抗状态更加剧了“软实力赤字”;亲俄的防御性务实主义姿态，也让欧洲日益将其视为经济竞争者与安全威胁，形成“令人敬畏却不受喜爱”的认知困境。
可信度的缺失则更为致命，这一被视为超级大国终极前提的要素，恰恰是中国的“自我制造的困境”。尽管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投入约1.3万亿美元)、气候外交、维和行动等大量投入塑造可靠形象，但效果未达预期：对发展融资贡献的夸大宣传、海外放贷的不透明操作，即便缺乏“债务陷阱外交”的实证，仍加剧了国际疑虑;工业过剩产能的被动输出，被西方解读为“摧毁他国工业基础”的战略，而北京因既得利益掣肘未能有效应对，进一步固化负面认知;“峰值中国”论引发的经济停滞担忧，以及海外双用途港口设施的军事潜力联想，都在侵蚀外界对其“和平崛起”承诺的信任。这种可信度赤字形成了恶性循环：中国越是试图彰显领导力，越容易引发怀疑，最终陷入“硬实力强大、软实力薄弱”的失衡状态。
回望历史，崛起大国遭遇质疑并非特例——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就曾面临“援助帝国主义”指控，但中国崛起的速度与规模，使其可信度挑战远超前辈。而美国的处境同样不容乐观，以“四个C”框架评估，其传统优势正持续消退：二战后建立的工业、金融与科技霸权已不再无可匹敌，输出价值观与安全保护伞的“品格”吸引力减弱，财政轻率、政策武器化及特朗普政府对盟友的轻视，更动摇了其“可信度”根基。2025年10月加拿大宣布将非美市场出口翻倍的“去风险化”举措，正是美国联盟体系裂痕的直接体现，而北京正系统性地利用这些裂痕扩大自身影响。
展望未来，中美竞争最可能的走向是“稳定对峙”——冲突被限定在政治、经济与外交领域，避免军事升级，任何一方都难以取得决定性胜利。对美国而言，单纯的惩罚性措施难以奏效，修复全球可信度、以长期思维塑造结果、向中国提供两难选择而非最后通牒，才是可行路径;对中国而言，成功的关键在于在抵御美国压力的同时维持发展轨迹，更要克服国际社会的信任赤字。但双方优势与短板的错配、全球信任赤字的加深，意味着“全面胜利”对任何一方都不切实际。这场跨越数十年的博弈，最终将成为一场战略耐力的终极测试。中国的崛起已进入攻坚阶段，而美国的霸权维护也面临重塑挑战，两者的互动将深刻定义未来全球秩序的形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IPP评论，编译：李政儒IPP实习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