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安全化新阶段 中企出海风险迎分化

在探讨中国企业“出海”议题时，行业内常陷入两种判断误区：其一，以投资规模、短期增速替代阶段性认知，无视全球化规则重构与地缘政治格局演变带来的结构性冲击；其二，将阶段性波动等同于趋势逆转，难以厘清周期调整与长期转向的本质区别。事实上，要形成科学、可操作的判断，核心在于立足经济全球化的演进脉络，精准锚定中国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结构性位置，结合多维度数据与理论框架，破解“出海”认知的偏差困境。
在IPP近期举办的“全球产业链重组与企业国际化战略”研讨会上，IPP研究员刘佳博士围绕“大国博弈背景下海外利益保护的变迁”发表主旨演讲，为这一议题提供了清晰的分析路径。她提出，判断中国企业与资本“出海”的所处方位，不应局限于单一指标，而应以对外直接投资（ODI）为主线，联动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FDI）两组数据进行交叉佐证，通过多维度数据的相互参照，完整还原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阶段性特征、结构变化与发展逻辑。
刘佳博士强调，尽管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已明确显现从“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型的阶段性迹象，但“出海”绝非单一模式可覆盖的统一进程。现实中，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路径呈现出鲜明的多元性：渐进式深耕与跨越式扩张并行推进，不同企业的核心能力、资源禀赋与外部依赖度差异显著，尤其是在地缘政治波动加剧、全球合规要求趋严的当下，各类企业面临的合规约束与法律风险更是呈现出明显的分化态势。基于此，一个核心命题亟待厘清：当前中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究竟处在怎样的发展阶段？要解答这一问题，需先回溯经济全球化的整体演进历程。

一、经济全球化三阶段演进：从效率导向到安全优先

二战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清晰阶段，不同阶段的核心特征、分工模式与运行逻辑，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了宏观背景与底层支撑，也深刻影响着中国跨国公司的海外布局策略。
第一阶段为战后全球化起步期，依托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国际制度安排，呈现“嵌入式自由主义”的核心特征。这一时期，全球分工以产业间分工为主，采用“垂直整合”的传统模式，跨国公司尚未成为全球经贸往来的主导力量，国家间的合作更多以传统货物贸易为主要形式。这一格局与比较优势理论的图景高度契合：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聚焦工业制成品出口，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提供原材料、农产品等要素型产品，形成了相对单一的全球贸易体系。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起，部分美国跨国公司开始将低端生产环节向墨西哥等地外包、分包，这一早期尝试，为后续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全球化的发展条件发生根本性变革：物流交通成本大幅下降，信息通信技术快速迭代，跨境资本流动与金融管制持续放宽，推动全球分工模式实现历史性转型——传统产业间分工逐步被产品内部（价值链内部）分工取代。最典型的案例便是苹果手机的全球生产布局：产品设计、品牌运营与市场营销集中在北美、欧洲等发达地区，而制造、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环节则通过全球供应链，外包给中国深圳等亚洲地区的企业。在这一阶段，跨国公司的核心作用日益凸显，成为连接全球投资与贸易的核心纽带，因此，研究这一时期的全球化，必须先把握跨境投资与全球价值链的组织逻辑，再延伸分析国家间的贸易互动关系。
第三阶段始于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2.0”彻底打破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运行节奏，全球化进入“安全化”导向的新阶段。如果说前两个阶段的全球化核心是追求效率最大化，尤其是生产效率的提升，那么在当前格局下，全球化的运行规则发生明显偏移：企业的产能布局、资本流向不再单纯遵循经济效率最大化原则，而必须将国家安全、地缘政治博弈、政策不确定性等非经济因素纳入决策框架，这也为中国企业“出海”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与约束。

二、中国企业“出海”四阶段：以多维度数据锚定发展轨迹

立足上述全球化三阶段框架，结合多维度数据交叉分析，可清晰划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四个发展阶段。为规避单一指标带来的判断偏差，我们选取三组核心数据形成分析体系：以ODI流量观察资本跨境配置与企业国际化节奏，以进出口总额反映供应链分工结构与跨境贸易活力，以实际利用外资（FDI）作为“引进来”的参照，通过“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双向对照，完整呈现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演进脉络。 第一阶段（1982—1991年）：低水平起步期。这一时期我国尚未启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资本对外开放程度极低，对外投资规模整体平缓、水平偏低，年均ODI流量维持在较小规模，企业海外投资以零星探索为主，尚未形成系统性布局，核心特征是“被动参与、规模有限”。
第二阶段（1992—2001年）：波动抬升期。这一阶段对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启动至加入WTO前，对外投资较第一阶段有明显提升，但受限于资本管制、制度体系不完善等因素，增长态势呈现较强的不稳定性。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尚未加入WTO，国家层面已开始为企业“走出去”铺垫制度基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双边条约网络的快速扩张——1992—2001年间，中国签署的相关双边条约达100余个，而截至目前，中国签署此类条约的国家总量仅130余个，可见这一时期制度铺垫的力度与速度。
第三阶段（2002—2016年）：高速增长期。2001年11月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企业“出海”进入“快车道”，对外投资规模持续飙升，其中2016年达到峰值，ODI流量达1961.5亿美元，较1982年增长近200倍。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2016年前后中国ODI规模一度超过FDI流入量，出现资本净流出态势，标志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力度实现质的飞跃。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民营企业成为海外投资的活跃主体，对外投资与招商引资共同成为中美竞争的核心“战场”。
第四阶段（2017年至今）：波动调整期。受全球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全球化规则重构等因素影响，中国对外投资节奏与结构受到更强外部约束，ODI数据呈现明显波动特征。这一阶段，企业“出海”不再追求规模扩张，而是逐步转向质量提升，开始主动应对合规风险、优化海外布局结构。
从三组数据的协同分析来看，进出口总额的总体走势与ODI流量大致契合，均呈现“低水平起步—波动抬升—高速增长—波动调整”的轨迹，但两者峰值并不同步：ODI峰值出现在2016年，而进出口总额峰值则延迟至2022年，这一差异源于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布局的调整周期与贸易传导的时滞效应。相较于前两组数据，实际利用外资（FDI）的走势更为平缓，长期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彰显中国市场对全球资本的持续吸引力，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坚实的能力支撑。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24年报告的数据，进一步印证了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规模：全球前100家非金融类跨国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10席，美国企业占据18席。从行业分布来看，中国入选企业多集中在数字经济领域，包含京东、美团、希音、蚂蚁集团、滴滴等知名平台型企业，这表明中国已培育出一批具备全球化组织能力的跨国公司，但同时也呈现出行业分布集中、发展模式差异巨大的特征。

三、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中国跨国公司的阶段跃迁与模式分化

要精准判断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阶段，可引入“投资发展路径”（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理论框架。该理论认为，招商引资（FDI流入）与对外投资（ODI流出）并非相互割裂，而是相辅相成、协同发展：一国持续吸引外资，会推动本土企业在技术研发、管理水平、规模体量与组织能力上不断提升，进而实现从“主要吸引外资”向“既吸引外资、又对外投资”的转型，最终完成企业海外扩张的阶段性跃迁。
按照这一理论，以2016年中国ODI规模超过FDI流入、出现资本净流出为标志，中国总体上已进入投资发展路径的第四个阶段——成熟期。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境外投资总流出在结构上转为“正值”，企业海外投资从“被动参与”转向“主动布局”，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运营能力显著提升。“投资发展路径”理论明确，一国随发展水平提升，会依次经历低参与、引资主导、双向并行、资本输出主导、高度嵌入型双向投资五个阶段，中国当前的发展态势，正处于从资本输出主导向高度嵌入型双向投资过渡的关键时期。 但需要明确的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阶段跃迁并非单一模式，而是呈现出鲜明的分化特征，可划分为两类典型发展路径。一类是以美的、海尔、海信等制造业企业为代表的渐进式发展模式，这类企业完整经历了“低参与—引资主导—双向并行—资本输出主导”的全流程，依托本土市场的竞争积累，逐步提升技术与管理能力，再稳步推进海外扩张，发展路径贴合“投资发展路径”的传统逻辑。
另一类则是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部分基础设施领域的跨越式发展模式，这类企业（如部分高科技平台企业、基建企业）尚未完成第三阶段“成熟内生市场竞争与内部整合”的积累，便借助政策支持、技术优势或资本力量，快速迈入第四阶段的海外扩张。两种模式的差异，直接导致不同类型企业在地缘政治波动期面临的风险截然不同：渐进式发展的制造业企业，合规风险与法律风险相对可控；而跨越式扩张的高科技企业，由于外部依赖度高、涉及领域敏感性强，面临的合规约束与地缘风险更为突出。

四、地缘政治波动下：全球资本流动新态势与中国布局调整

UNCTAD 2024年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前全球资本流动呈现出与贸易发展截然不同的特征：相较于贸易数据的平稳调整，FDI的波动更为剧烈，“资本回收”成为全球普遍趋势，其中美国资本向本土回流的特征尤为明显，这一态势源于全球“安全化”导向下，各国对资本流动的管控加强与企业对供应链安全的重视提升。
在此背景下，中国海外资本的布局结构也发生了相应调整，其中中东与拉美成为重点关注区域。这一判断源于对投资目的地结构的精准梳理：剔除香港等“通道资本”（资金流入后多进行再投资，不能反映最终投资流向），聚焦批发零售、信息技术、制造业等能体现实体产业与产业链配置的领域，可发现中国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拉美地区也占据显著比重，成为中国企业规避地缘风险、优化供应链布局的核心区域。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北美地区：中国资本在北美的布局主要集中在金融业与第三产业，存量规模明显高于其他行业，但受地缘政治博弈影响，投资增速放缓、合规约束加强，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相对集中的区域。此外，以色列的资本流动呈现显著的“负向”变化，相较于其他地区的温和调整，以色列的资本流动波动幅度极大，结合其复杂的地缘环境与制度条件，其地缘政治风险与法律风险的强度不容忽视，也为中国企业布局该区域敲响了警钟。

结语

综上，中国企业“出海”的阶段判断，需跳出单一指标与短期波动的局限，立足经济全球化三阶段演进的宏观背景，以ODI为主线、结合贸易与FDI数据交叉佐证，依托“投资发展路径”理论框架，才能实现精准定位。当前，中国总体已进入资本输出的成熟期，但企业“出海”呈现渐进式与跨越式两种模式并存、风险分化的特征。在地缘政治波动加剧、全球化“安全化”导向凸显的背景下，中国企业需进一步优化海外布局，精准应对合规与地缘风险，才能在全球产业链重组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IPP评论 ，作者：刘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