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罗永浩在十字路口公益性直播的舞台上，为迟到近一小时的开场鞠躬道歉，用“宁愿切断一只手”的极端表述传递愧疚时，没人能想到，这场延迟背后藏着他与自身健康数十载的博弈。直到次日凌晨的微博长文，谜底才被揭开——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这个俗称“多动症”的病症，竟是他所有商业选择的隐形掌舵者。
“从未彩排的发布会、开场前仍需调整三成的幻灯片、靠体力与药物硬撑的活动”，罗永浩的自白撕开了创业者“钢铁战士”的刻板标签。他坦言，长期服用的专注达已至最大剂量仍收效甚微，若换药与体能锻炼无果，将彻底告别此类公开活动。这份坦诚里，既有对观众与同事的愧疚，更有卸下伪装后的释然——“为自己说出心里话感到开心”。
这番剖白，恰好与几日前他与项立刚的口角形成奇妙的互文。项立刚的连环质疑——“除直播外无一成功”“跟风无技术积累”“不懂感恩”“靠流量碰瓷”，将罗永浩钉在了“创业反面教材”的靶子上。这些评价或许不乏偏激，但无意间触碰到了一个被忽视的核心命题：创业者的健康特质，如何深度绑定其创业风格、企业治理逻辑与发展轨迹?
这让我想起两段过往的经历，恰好构成理解这个命题的两把钥匙。一段是学生时代做家教时，我曾陪伴虹口区一位多动症初二学生走过低谷，亲眼见证他的父母在绝望中坚守，最终看着孩子找到适配自身特质的成长路径;另一段是读过《病夫治国》，书中对政治家身心健康与国家治理深度关联的剖析，让人深思：若将视野从政治转向商业，创业者的健康状况，不正是企业发展的“隐形国情”吗?
两者观照，一个清晰的逻辑浮出水面：健康问题从来不是创业者的“私人小事”，而是塑造其核心特质、左右战略决策的关键变量。以ADHD为例，它既是“枷锁”也是“铠甲”——它让创业者难以深耕单一领域、缺乏持久耐心，却也赋予其精力旺盛、思维跳跃、嗅觉敏锐的特质，使其总能在产业浪潮中精准捕捉战机、实现破局。
罗永浩的创业履历，正是ADHD特质的完整镜像。1972年生于吉林延边的他，高二退学后遍历底层：二手书商贩、工地筛沙工、烤串摊主、赴韩务工者，多元的底层经历为他积累了敏锐的社会洞察力。2001年入职新东方的走红，靠的是跳出传统教学框架的幽默风格;2006年辞职创业，精准踩中Web2.0风口创办牛博网，次年DAU便破百万;紧接着创办老罗英语培训，契合教育消费升级趋势;2012年跨界进军智能机行业，用Smartisan OS的极致交互设计在红海市场撕开缺口;2020年锚定直播电商风口，以“真还传”的执行力完成债务翻盘。
但ADHD的“分散特质”，也让他的创业始终伴随着战略摇摆的隐忧。直播电商站稳脚跟后，他迅速涉足VR领域;2022年又跨界创办细红线科技布局AR赛道;2025年紧跟AI浪潮推出JARVIS ONE AI硬件，同步布局数字人直播、科技播客等新形态。这种“永远在跨界”的节奏，虽总能踩中产业风口，却也难免陷入资源稀释、治理乏力的困境——这正是项立刚所嘲讽的“不懂管理、行事反复”，而其根源，正是健康特质衍生的治理痛点。
罗永浩并非个例。在商业史上，无数创业者的健康状况都在潜移默化中改写着企业命运，成为“个人特质-企业治理-战略走向”的隐形纽带。
苹果创始人乔布斯的故事最为典型。2003年确诊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后，他初期拒绝手术的偏执选择，直接导致iPhone4研发与发布延期;2009年肝移植后的健康反复，更是让苹果长期依赖创始人的决策路径暴露致命缺陷。健康状况倒逼他减少远行，却也让他更专注于产品本质，精准捕捉穿越时光的永恒需求。但个人健康与企业发展的深度绑定，终究是把双刃剑：健康尚可时，他以极致审美推动颠覆性创新;健康恶化后，因缺乏明确继任计划，直接引发市场恐慌与股价波动，直到卸任前才确认库克接班。而库克掌舵后，苹果虽延续商业辉煌，却再难重现颠覆性创新的锋芒。
英特尔的发展轨迹，则展现了健康风险对企业治理的“倒逼革新”。创始人罗伯特·诺伊斯嗜烟成性、生性不羁，63岁便因心脏病突发离世，其健康状况直接推动英特尔从创始人治理转向职业经理人模式。安迪·格鲁夫接任后推行的OKR管理哲学，让公司摆脱了创始人依赖，却也让企业商业属性愈发凸显，陷入商业模式内耗。后续CEO贝瑞特的背部疾病、欧德宁的心脏病，进一步推动公司搭建战略委员会、建立高管健康档案与临时CEO应急机制，每一次健康危机都成为组织优化的契机，却也难免引发战略延续性的短暂紊乱。
中国商业语境下，这样的案例同样俯拾皆是。原盛大创始人陈天桥因极速扩张与资本高压诱发严重神经官能症，飞行中频繁突发的胸痛、呼吸困难，让他的决策兼具赌性与紊乱：既孤注一掷推进“盛大盒子”多元布局，又因精力透支导致资源稀释、项目折戟。2009年确诊后，健康觉醒成为他的转型拐点——逐步退出前台、清空股权，以激进放权打破创始人终身制，推动公司战略全面收缩，最终转型海外脑科学研究与投资，将对自身病痛的求解转化为长期事业。
拼多多创始人黄峥的中耳炎困扰，则意外催生了企业的差异化治理路径。飞机气压变化引发的头晕，让他无法频繁出差，甚至被迫休养半年。这种身体局限倒逼拼多多摒弃总部集权模式，将核心技术团队扎根上海，在全国布局区域运营中心推行分布式架构，既贴近产业带又降低成本;更让他早早卸任CEO与董事长，交出超级投票权，推动权力下沉，成就了拼多多极简高效的组织特质，其人效比远超阿里、京东。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长期与糖尿病、高血压、抑郁症抗争，甚至在内网披露过抑郁时多次想到自杀的经历。这份长期的健康压力，恰恰是华为危机意识与独特治理结构的重要源头。2000年IT泡沫期，抑郁症叠加高血压让他写下《华为的冬天》，将“天天思考失败”的危机哲学植入组织基因;精力约束促使他从“事必躬亲”转向“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指挥炮火”，以授权与灰度管理释放组织活力;健康风险强化的危机意识，更推动他力主成立海思、启动鸿蒙，用“备胎计划”对冲不确定性。而轮值CEO制与员工持股计划的推行，将他的股权稀释至不到1%，建构起“集体决策+风险共担”的机制，为华为抵御外部制裁筑牢了根基。
就连罗永浩常嘲讽的俞敏洪，也因强直性脊柱炎早早领悟到“韧性比爆发力更重要”的经营哲学。当新东方教培业务遭遇毁灭性打击时，他没有激进豪赌，而是带领团队躬身入局直播带货，褪去大公司繁文缛节，重拾草莽式的灵活应变。这份“熬过去”的韧性，正是病痛刻在他骨子里的生存智慧，支撑着组织完成艰难转型。
这些案例共同指向一个真相：健康问题从来不是创业者的“负资产”，它更像一把“筛选器”，让创业者疏解执念、形成适配自身特质的耗散结构。罗永浩的ADHD让他难以“深耕”，却赋予他“快跑”的能力——20年来，他从底层崛起，在多个赛道快速切换、持续活跃，虽未打造出巨型平台，却积累了不可复制的经验与智慧，为行业注入了独特活力。
我们常常陷入“以成败论英雄”的误区，用“是否做成巨头”的单一标准评判创业者的价值，却忽视了商业生态的多元性。罗永浩堪称过去20年中国创业者群体中最具参考价值的正向符号之一，他的争议与坚守，让我们看到商业世界的另一种可能。而像蔡磊这样被渐冻症锁住躯体，却在生死边缘坚守利他精神的创业者，更让我们明白：商业的价值不仅在于财报数字，更在于人性的光芒。
所谓创业，本质上就是一场与自身精神、身体局限性的持续抗争。罗永浩的ADHD还会伴随他未来的每一次决策，争议或许仍将继续，但他的坦诚，为我们打开了理解商业世界的新维度——那些看似激进或摇摆的选择，或许都是创业者与自身健康和解的结果;那些身体的局限与坚守，都是商业史最鲜活的注脚。
让中国商业史跳出娱乐花边的戏谑、冰冷的财报数字，多一些对创业者肉身痛感与人性挣扎的体谅与洞察吧。这些带着伤痛印记的创业者与企业，既有商场逐利的世俗底色，也有向死而生的精神光芒，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商业生态最鲜活的部分。
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是“创业者”。一生中所经营的“业”，或大或小、或显或隐、或顺或逆，却终究要在与自身局限的抗争中前行。
夸克，最小的粒子，微末的洞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夸克点评，作者：王如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