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2年“笨笨红烧肉”曝光忘年恋情，到2018年王石公开“妻子田朴珺”的身份，再到2024年承认生女、2025年合体晒娃，这段关系始终行走在公众视野的聚光灯下。十余年间，舆论对它的评价从尖锐嘲讽逐渐转向复杂同情，这种转变从未脱离“金钱、美色、成功与道德”的核心议题，也早已超越了两个人的私人情感，成为观察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变迁的经典舆论标本。
神坛跌落与道德审判：精英人设的崩塌代价
这段恋情从诞生之初就伴随着集体性的负面评价，而王石承受的舆论压力远胜田朴珺。这种批判本质上是一场针对精英人设的道德审判，背后是中国社会对“成功”的特殊认知逻辑——我们习惯将卓越成就与完美道德绑定，要求精英成为“圣贤式”的存在，一旦他们显露普通人的欲望，便会被视作不可饶恕的瑕疵。恋情曝光前的王石，是地产大亨，更是商业界的精神领袖。登山、游学、极致自律，这些标签让他成为“有更高追求的硬汉智者”，被大众赋予了超越商业本身的精神寄托。但“红烧肉事件”打破了这种完美幻象：公众突然发现，这位“商业教父”在年轻女性面前，竟会流露出深陷热恋的青涩与笨拙。这种巨大的反差，让大众产生了强烈的被背叛感——他们追捧的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企业家，而是一个自我构建的“神”，神的跌落自然引发了毁灭性的舆论反噬。
更深层的批判，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糟糠之妻不下堂”的伦理执念。王石前妻王江穗在其创业初期的鼎力支持，让他的再婚行为自动套入了“成名抛妻”的陈世美式叙事，触发了大众基于传统伦理的朴素正义感。大众将对原配的同情，直接转化为对王石的道德谴责，认定他“忘恩负义”“晚节不保”。与此同时，万科发展关键期的“游学谈恋爱”，更被解读为“玩物丧志”，这种指责在后续“宝万之争”中达到顶峰，将个人情感与企业责任强行捆绑，进一步放大了对他的负面评价。
类似的精英情感风波在西方同样存在，贝佐斯与麦肯齐离婚、默多克与邓文迪的跨国婚姻，都曾引发舆论震动。但评价维度的差异颇具深意：西方舆论更聚焦财富与契约，比如贝佐斯离婚时，大众最关心麦肯齐能分走多少亚马逊股份；而中国舆论则执着于道德与伦理，核心疑问始终是“他是否对得起前妻”“是否背叛了初心”。这种差异，恰恰折射出中西方社会对亲密关系与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同认知。
独立人设的困局：认知落差与舆论反感的根源
如果说对王石的指责源于“人设崩塌”，那么对田朴珺的反感，则集中在她的“独立女性”叙事与公众认知的巨大鸿沟之上。在田朴珺的自我表述中，她是靠个人奋斗立足的独立个体，对王石的情感源于对其硬汉气质、自律品格与博学素养的痴迷。不可否认，这段关系中或许存在真诚的情感连接——比如“宝万之争”时她的坚定陪伴，以及对王石生活细节的照料，这些都难以完全用“功利交换”来概括。但在大众眼中，她的“独立”始终建立在王石的资源加持之上。若没有王石的光环，她或许只是演艺圈边缘的小演员，难以获得采访各界名流、入股大项目、创办贵族学院的机会。这种认知让她的“独立宣言”显得苍白无力：大众反感的不是她追求成功，而是“一边享受资源红利，一边否认红利来源”的姿态。相比之下，麦肯齐的坦然接受、邓文迪的直白野心，反而更易被舆论接纳——真诚的功利，远比伪装的独立更令人信服。
田朴珺对“英式贵族精神”的追捧，更让这种反感雪上加霜。她感叹中国缺乏高素质教育、开设英式礼仪学院，甚至在专栏中吐槽中国人礼仪缺失、主张“WiFi密码要用银盘端上来”，这种刻意追求上流社会形式感的行为，在中文互联网语境下被嘲讽为“塑料贵族”“土味名媛”。而在女性主义视角下，她的叙事更被视作对“独立女性”概念的消耗——真正的独立被认为是靠专业能力赢得尊重，而她的“成功路径”，却让许多真正奋斗的职场女性感到被冒犯。
随着王石步入高龄，这段关系的权力结构悄然逆转。从前她是崇拜者与追随者，如今却成了关系中的掌控者与照料者。这种转变让这段感情多了几分亲情般的坚韧——即便最初存在功利算计，长期的现实磨合也会滋生真实的依赖。对田朴珺而言，与“英雄”绑定的情感，或许就是她认知中最真挚的爱；但对公众而言，她越是急于证明“不靠王石”，就越被视作“欲盖弥彰”，这种认知落差，让她长期背负着负面口碑。
舆论反转与道德补偿：衰老镜像下的集体共情
2026年的离婚传闻中，舆论出现了戏剧性的反转：曾经被口诛笔伐的王石，反而收获了大量同情。这种转变的核心，是王石“强者形象”的瓦解——年过七旬、头顶假发套，被田朴珺回怼、活动中坐位隔离、独自带娃的细节，让他显露出老态与弱势，彻底消解了大众的“仇富/嫉妒”心理，唤醒了怜悯之情。大众开始以“自家长辈”的视角审视他：一个奋斗一辈子的老人，晚年还要在镜头前配合妻子的“独立女性”叙事“被迫营业”，显得凄凉又无奈。与此同时，大众对田朴珺的“独立叙事”早已产生审美疲劳，甚至生理反感。在舆论逻辑里，田朴珺已通过王石完成阶层跃迁与个人品牌建设，此时若离婚，便会被解读为“价值榨干后的抛弃”。于是，王石从“道德污点者”变成了“恋爱脑受害者”——为这段感情失去名声、家庭与晚年体面，却始终不被对方认可。
这种情绪反转，暗藏着中国网民的“道德补偿心理”：当年我们将你骂下神坛，如今见你晚景凄凉，便想重新将你扶起。本质上，大众始终在将名人婚姻当作“社会道德连续剧”消费，而王石的境遇，恰好契合了这种道德叙事的转折需求。此外，地产黄金一代企业家的“祛魅与美化”也助推了这种转变——与当下深陷算法争议、低调隐退的年轻巨头相比，王石那代人的“有血有肉”与“笨拙情怀”，在怀旧滤镜下显得更为纯粹。大众不愿看到一个时代的符号，以“被离婚”的狼狈姿态收尾，这种怀旧情绪进一步放大了对王石的同情。
所有同情都是自我投射：对衰老与被抛弃的集体焦虑
从嘲讽到同情，舆论对王石的态度转变，从未真正关乎王石本人，而是大众在他身上看到了自我的影子——对老去、对价值丧失、对情感孤独的深层恐惧。王石曾是中国男性成功学的巅峰：有钱、有权、有体能、有情怀。彼时大众愤怒于他的“背叛”，是因为觉得他处于资源支配的顶端，却肆意破坏传统道德；如今大众同情他的“弱势”，是因为看到了强者老去后的无力与卑微。这种共情在中老年男性群体中尤为强烈：连攀登珠峰的硬汉，晚年都可能在伴侣的镜头下局促不安，都可能陷入“被回怼”“被边缘化”的境地，那平凡如我们，晚年又能如何自处？网民同情王石，本质上是在害怕自己重蹈覆辙——这正是当代人普遍存在的“工具化焦虑”：有用时被奉承追捧，价值耗尽后便被当作老旧设备丢弃。这种“过河拆桥”的人生剧本，触动了每一个担心被社会、家庭抛弃的普通人的神经。
中国传统观念中，婚姻不仅是契约，更是“恩义”的绑定。当年大众指责王石“无义”，是因为认定恩义应约束强者；如今同情王石，是发现恩义似乎也无法约束后来者。这种认知混乱，让大众陷入了情感安全感的缺失：连最顶级的资源交换都换不来稳定的晚年，普通人的情感契约岂不更加脆弱？这种同情，实则是对情感安全感缺失的集体哀悼。
当人们看到王石频繁出现在田朴珺的短视频中，配合流量话题“被迫营业”时，感受到的不仅是他的无奈，更是对自身晚年的预演——害怕自己老去后失去生活自主权，成为他人获取流量的素材，丧失最后的清静与尊严。说到底，网民为王石鸣不平，不过是在为那个终将老去、充满不安全感的自我，提前发出一声呐喊。
一段亲密关系的舆论风波，最终成为大众审视自我、安放焦虑的载体。这或许就是公众人物的宿命：他们的私人生活从未真正私人，始终是社会文化心理的镜像，照见的永远是大众自身的欲望、恐惧与迷茫。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波波夫同学，作者：波波夫，题图来自：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