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作为人类社会中不可回避的存在，始终折射着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价值取向与认知边界。当前社会对残疾群体的态度并非单一维度，而是呈现出包容鼓励、恐惧厌恶、忽略无视三大核心取向，这些态度交织叠加，既彰显着文明进步的痕迹，也暴露了深层的结构性偏见与认知局限。
包容鼓励的态度，是社会文明进阶的重要表征，既体现在制度层面的兜底保障，也彰显于个体层面的尊重赋能。在政策引导下，无障碍设施从城市主干道延伸至社区角落，教育领域为残疾学生提供免考缓考、学费减免等个性化支持，就业市场专门开发残疾人特岗，这些举措为残疾群体融入社会搭建了基础框架。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完善残疾人权益保障，更将这种包容升华为制度共识——尊重残疾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以耐心帮扶激发其自尊自信，而非单纯的怜悯施舍。
这种包容的正向价值，在优秀残疾个体身上得到了充分印证。2021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聋人女孩江梦南，凭借不懈努力突破生理局限，用行动诠释了残疾群体的内在潜力与生命韧性。当残疾个体摆脱“被照顾者”的标签，以积极姿态参与社会、创造价值时，社会便会给予真诚的喝彩与认可，这种互动推动着残疾群体走向“社会正常化”，打破“残疾即弱势”的刻板印象。而对于重度、极重度残疾人，国家与政府通过行政资源调配、福利政策倾斜提供基本保障，守住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底线，这既是制度的温度，也是社会包容兜底的核心责任。
但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包容态度背后，潜藏着一种畸形的社会期待：残疾群体必须时刻保持积极乐观、热爱生活的姿态，怨天尤人、一蹶不振则会被贴上“消极”标签，难以获得足够包容。与其他可主动认同的亚文化不同，残疾群体几乎无法“以残疾为荣”，要求每一位残疾人都“笑对苦难”，本质上是将医学与心理学的治疗目标，异化为对个体情绪的道德绑架。对于那些心理状态尚未调整到位的残疾个体，社会往往缺乏足够的耐心与共情，这种隐性的苛责，实则消解了包容的本质意义。
与包容相对的，是源于陌生与误解的恐惧厌恶心理，这种态度在残疾特征直观可辨时尤为突出。自幼患小儿麻痹症的小c，因需拄拐行动、手指不受控弯曲，在药店工作时屡屡遭遇顾客的异样目光，甚至被质疑专业能力，迫使他反复调整服务姿态以避免“吓到客人”。类似的场景在生活中并不鲜见：当遇到肢体或表情控制异常的脑瘫患者时，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恐惧回避，即便对方并未对社会造成任何伤害。这种恐惧的根源，既源于传统社会将残疾与“上天惩戒”“超自然邪恶”绑定的荒诞认知，也受西方工业社会“个体—医疗模式”的影响——在这种模式下，残疾被定义为个体的病态与悲剧，而非社会环境适配不足的结果。加之对残疾状况的认知匮乏，以及重度残疾人带来的照护压力，使得部分群体在包容性不足的环境中，对残疾群体产生天然的排斥心理。
相较于显性的恐惧厌恶，忽略无视的态度更具隐蔽性，却对残疾群体的社会融入造成了深层阻碍。这种态度弥漫在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以“非恶意”的姿态将残疾群体边缘化。左耳失聪、右耳高频听力缺失的二狗，虽能维持基本工作交流，却在多人聚餐、公司会议等嘈杂场景中陷入“听觉孤岛”——混乱的声音让他如同被厚布遮蔽了世界，无法参与讨论，久而久之被同事逐渐疏远。正如二狗自身所认知的，这并非刻意排挤，而是健全群体在不知如何妥善相处时的本能选择：没人愿意反复重复话语，便索性默认他“听不见”，这种被动的忽略，最终形成了客观上的孤立。
这种无视的背后，是社会认知的错位与相处逻辑的缺失。尽管国家政策倡导包容帮扶，但多数健全人缺乏与残疾群体深度接触的经历，仅将对残疾人的态度停留在“怜悯”层面。在这种认知下，残疾群体被悄然归为“异类”，健全人因担心伤害对方自尊、不知如何平等相处，往往选择回避深度互动，形成“想帮却不知如何帮，最终选择不帮”的恶性循环。而工业社会的劳动逻辑与现代医疗体系，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边缘化：劳动力市场以“创造经济价值”为核心筛选标准，残疾群体因劳动能力受损被淘汰，沦为被定义的“家庭与社会负担”;现代医学对残疾的精细诊断与分类，虽推动了医疗进步，却也让医疗系统掌握了“正常与不正常”的界定权，间接影响着残疾群体的社会福利与生存境遇。
事实上，残疾群体真正渴求的，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而是平等尊重的对待。当前社会对残疾的认知，仍深陷“个体缺陷论”的误区，却忽视了社会结构与环境适配对残疾群体的影响——现有劳动制度的排斥性、无障碍空间的不完善，本质上是社会环境的“残疾”，而非个体的全然弱势。社会结构的偏见建构了“残疾”这一概念，将部分群体人为推向边缘，而这种边缘化带来的伤害是持久的：从幼年时遭受同龄人的嘲笑欺凌，到成年后在就业市场屡屡碰壁，残疾身份带来的负面体验，贯穿个体成长的全过程。
破解这一困境，需要双重发力：一方面，社会必须打破结构性偏见，超越“怜悯式包容”，构建真正意义上的无障碍环境——这种无障碍不仅是物理空间的适配，更包括社会认知的革新、劳动制度的优化与相处逻辑的重构，让残疾群体能够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维度;另一方面，残疾群体自身也需在接纳自我的基础上，主动突破标签束缚，以多元方式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形成正向互动。唯有当社会不再以“残疾”定义个体，而是以“人”的本质对待每一个生命，当无障碍成为社会常态而非特殊福利，残疾群体才能真正摆脱边缘化困境，实现与社会的深度融合，这正是推动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核心命题与终极追求。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作者：陈子垚(中南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