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特朗普在宣称掳走马杜罗后，即刻抛出美国石油企业将大举进军委内瑞拉的论调时，这座深陷危机的南美国家再次被钉在资源诅咒的宿命坐标上。丰沛的石油储量从未成为救赎的密钥，反而一次次将其推向更深的动荡——这不是全新的剧本，而是半个多世纪前历史的拙劣重演。在20世纪50年代石油催生的短暂繁荣里，加拉加斯南部那座未完工的螺旋大厦(El Helicoide)，早已为这场“资源驱动型现代化”的幻梦写下了结局：它曾是委内瑞拉国家自信的璀璨图腾，最终却沦为治理失灵、秩序崩塌的永恒注脚。
二战后的全球经济复苏浪潮中，委内瑞拉凭借石油出口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石油输出国，巨额财富瞬间点燃了国家层面的现代化野心。在当时的全球语境下，拉丁美洲正被视作现代主义设计理念的“处女试验场”，那些以“未来”为内核的建筑语言，被认为能快速切割旧时代的印记，成为国家发展意志的直观载体。螺旋大厦便是这场野心的极致表达——由豪尔赫·罗梅罗·古提雷斯、佩德罗·诺伊伯格与德克·博恩霍斯特三位本土现代主义建筑师联合设计，这座为汽车时代量身打造的超级购物中心，从诞生之初就带着“速成现代化”的强烈烙印。
建筑师们选中了加拉加斯南部一座岩石山丘，用炸药将整座山体削平重塑，硬生生雕琢出七层螺旋展开的地形。长达4公里的两条螺旋坡道沿人造山体盘旋而上，来访者可驾车直达店铺门口，这种将交通流线与商业功能深度融合的设计，在当时堪称革命性。近6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内，规划了300家精品店、8座影院、1家酒店、直升机停机坪等全套高端设施，山顶更是借鉴建筑师理查德·巴克敏斯特·富勒的短程线穹顶理念，设计了兼具纪念品商店与城市观景台功能的巨型穹顶。这座体量庞大的建筑，在设计阶段就惊艳国际，不仅登上多家权威建筑与设计杂志封面，更被收录进1961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道路》展览，成为“道路即新型建筑形态”的全球典范。
然而，当精致的设计模型在全球媒体上频频亮相时，加拉加斯的施工现场却悄然陷入停滞。1958年，“独裁者”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下台，新成立的民主政府第一时间中止了螺旋大厦项目，随之而来的是一场牵扯施工公司、预售商户与国家的漫长法律纠纷。美国实业家纳尔逊·洛克菲勒曾有意收购盘活项目，最终也因繁杂的法律与行政限制无奈退出。1961年，开发公司宣告破产，螺旋大厦彻底沦为“烂尾工程”，原本规划的高端设施被洗劫一空，只留下裸露的混凝土骨架在风中矗立。
建筑的停摆，更是周边社区命运崩塌的开端。螺旋大厦周边的San Agustín del Sur棚户区，原本是19世纪中期农村移民搭建的聚居地，在石油开发与城市化进程中逐渐扩张。为建设这座现代化地标，大量家庭被强制迁离，原有社区结构被彻底摧毁。而这座未完工的建筑，此后的用途更迭更充满讽刺：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它成为洪灾难民的临时避难所，港口集装箱搭建的简易住宅取代了原本的精品店;1982至1984年，政府试图将其改造为国家历史与人类学博物馆的“文化项目”，最终不了了之;1985年起，情报警察接管了建筑底部两层，将其改造为监狱——曾经承载商业繁荣与城市梦想的坡道与退台，沦为分区封控、限制动线的监狱设施，设计初衷与现实用途形成了无法弥合的断裂。
螺旋大厦的悲剧并非孤例，而是整个20世纪中期拉美现代主义建筑实践的集体宿命。同一时期的委内瑞拉，还有多座类似的现代主义地标陷入相同的困境：1956年建成的洪堡酒店，由托马斯·何塞·桑纳布里亚设计，作为加拉加斯缆车系统的一部分，以圆柱形塔楼与玻璃铝制立面诠释了技术乐观主义，199天完成的建设速度曾彰显国家能力，却仅运营8年就陷入闲置，在教育用途、私有化与修复计划中反复沉浮;建于50年代中期的23 de Enero住宅区，借鉴勒·柯布西耶“光辉城市”理念，以超级街区模式抬升住宅、释放底层公共空间，试图用标准化秩序解决城市化住房压力，却在政权更迭后被大量流民占据，因政府住房政策缺位沦为贫困、暴力与政治冲突的高发地，“加拉卡索事件”与查韦斯1992年未遂政变均发源于此。
放眼整个拉丁美洲，这样的故事在同期不断上演。从阿根廷的库鲁切特住宅、基督圣工教堂，到乌拉圭的伦敦银行，这些兼具设计理性与历史价值的现代主义作品虽得以完成，但更多如巴西利亚、墨西哥城超级街区这样的实践，都在建成后暴露出现实困境。巴西利亚以飞机形态规划的宏大轴线与严格分区，曾是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全球典范，最终却因忽视日常生活需求而备受诟病;墨西哥城的Unidad Habitacional Nonoalco-Tlatelolco超级街区，作为“光辉城市”理念最完整的实践之一，在1985年地震中遭受重创，成为现代主义住宅失效的标志性事件。
这种集体性的设计失效，背后是多重因素的交织。国家主导的“速成现代化”，迫切需要宏大建筑作为发展意志的符号，现代主义去装饰、重理性的语言，恰好满足了与“旧世界”切割的视觉需求。而20世纪中叶拉美大规模城市化早期的土地条件——城市边缘扩张、大量未被既有秩序锁定的土地，为这些激进的超级尺度规划提供了现实可能。更重要的是，战后现代主义的全球传播中，拉美被国际建筑师与本土精英想象为“历史负担轻、国家意志集中”的理想试验场，国际设计话语进一步助推了这场建设热潮。
但关键的悖论在于：设计理念可以全球流通，而维护、治理与社会消化的代价，却只能由地方独自承担。冷战时期美国对拉美的深度干预、频繁的政变与军政府统治，不断打断发展的连续性;即便80年代后各国回归民主、冷战结束，地区冲突、资源博弈与发展不平衡的根疾仍未消除，近期的委内瑞拉动荡不过是最新的注脚。
如今，螺旋大厦仍在使用，却彻底沦为讽刺的载体：高端展厅变牢房，工业理想坡道成情报局车场。这座未完工的建筑如同一个永恒的警示——任何以“未来”为前提的城市空间，都深深依赖制度稳定、持续投入与公共治理的支撑。当这些底层支撑崩塌，再宏伟的设计蓝图，最终都会沦为国家兴衰的悲情注脚。而委内瑞拉的故事，也在提醒世界：资源驱动的繁荣若缺乏坚实的制度根基，终究只是转瞬即逝的幻梦。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Wallpaper中文版，编辑：杨叶，作者：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