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略收缩将如何重塑中美竞争格局与亚太力量分布？日本、东盟等区域行为体又将面临怎样的战略抉择？2025年12月末，IPP评论专访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终身教授、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江雨。在上篇访谈中，他已解析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地缘政治布局逻辑；本篇中，王江雨进一步深挖美国战略收缩对大国博弈及亚太地区的中长期影响。
一、中美竞争设限与国际格局“板块化”转型
IPP：若美国战略收缩趋势持续，将对中美关系及国际格局产生哪些中长期影响？是否会改变大国竞争的形态？王江雨：特朗普政府这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价值，在于为中美战略竞争划定了“风险上限”。结合美国后续政策调整方向，以及中国始终以国内现代化建设为核心、坚持温和务实国际姿态的基本立场，未来中美竞争的框架已逐渐清晰：零和对决绝非必然走向。
中国的战略重心始终是自我发展，而非与任何国家陷入殊死对抗；若特朗普政府的竞争逻辑同样聚焦“以竞争强自身”，而非以遏制对方为终极目标，中美关系就难以滑向全面对抗与结构性敌对。本质而言，纯粹消耗性的竞争对两国均不可持续，这一共识构成了竞争可控的基础。因此，这份报告虽未推动中美关系根本性改善，却为战略竞争确立了边界，这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中，无疑是一个值得期待的谨慎积极信号。
从全球格局演进来看，美国战略收缩最可能催生的是“板块化”地缘政治新态势。美国向内收缩，意味着将进一步巩固北美基本盘；而亚洲地区，随着美国力量投入的相对衰减，中国的战略空间必然相应拓展。需明确的是，中国未必会获得亚洲绝对主导权，日本、韩国等区域强国不会轻易接受单一领导，但美国影响力后撤的客观现实，将不可避免地挤压这些国家的战略回旋余地。
未来全球地缘版图大概率将形成北美、亚洲、欧洲三大核心板块，非洲等其他区域则可能成为各大国博弈的“边缘竞技场”。但三大板块绝非孤立存在，经济、政治、安全领域的紧密互动仍将持续。比如，亚洲多国为平衡力量仍希望美国保留一定存在，美国也会借这些国家延续影响力；而中国绝不会承认拉美是美国的“排他性后院”，将持续深化与拉美国家的合作。因此，板块之间、板块内部的权力交织与影响力竞逐，将成为常态。
这一变化的本质，是美国单一霸权主导的全球秩序彻底落幕——过去数十年美国力量无远弗届的格局已难再现，一个多中心、板块化的世界秩序正在加速成型。
二、中日关系的四重矛盾与日本战略摇摆的深层逻辑
IPP：在美国收缩亚太投入的背景下，日本的战略处境会发生何种变化？这将如何影响中日关系及中美日三边互动的结构？王江雨：中日关系始终受日美同盟制约，客观上被纳入中美关系的结构性框架，但绝不能将其简单视为中美竞争的“附属变量”。中日关系的独立性与复杂性，集中体现在经贸、历史、领土资源、地缘安全四重核心矛盾上，这四重矛盾相互交织、彼此强化，构成了双边关系长期张力的根源。
第一重是经贸互补与“政冷经热”的韧性。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中日形成高度互补的产业分工体系，如今仍是核心贸易与投资伙伴。即便外交安全领域摩擦不断，经贸合作始终保持稳定活力——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市场容量与供应链优势，与日本的高端制造、核心零部件、技术经验形成精准匹配；再加上RCEP等区域经济架构的制度化保障，中日经贸不仅是双边关系的“压舱石”，更支撑着东亚产业链稳定与经济生态平衡，其内生动力难以被外部因素轻易替代。
第二重是历史认知的根本性分歧。中方认为，日方对二战侵略历史缺乏真诚、全面、不可逆的反省，正式道歉多带策略性，国内否认、淡化侵略历史的势力与言论持续存在，靖国神社参拜、教科书争议等问题不断触碰历史红线；而日本社会则不乏“中国过度纠缠历史”的论调，甚至将其解读为“外交筹码”。更关键的是，日本国内保守主义盛行的民族心态与“受害者叙事”，使其难以像德国那样完成体系化、制度化的历史反省。
第三重是领土资源的直接对抗。钓鱼岛主权争端是中日关系最敏感的引爆点，其背后牵动的是东海专属经济区划界、海洋权益主张与海上战略空间的核心利益；而东海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争议，进一步加剧了双方在经济权益与海洋法理层面的对立。
第四重是地缘安全的互疑困境。历史创伤使中国对日本的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日本则在意识形态上自视为西方阵营一员，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同时基于自身历史扩张经验“以己度人”，担忧中国实力增长后会采取类似行动，甚至产生“历史报复”的焦虑。这种心态与中国互联网空间部分民族主义情绪相互激荡，进一步放大了安全互疑。
这四重矛盾之下，日本的战略定位陷入深刻撕裂：一方面，通过《美日安保条约》深度绑定美国安全体系，甘愿成为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前哨”，在对华制衡中扮演关键配合角色，过去数十年基本安于这一附庸定位；另一方面，国内极右翼势力主导的“国家正常化”思潮从未停歇，试图摆脱“战后体制”束缚，通过修宪扩军、强化军力投射，重拾“世界强国”地位并谋求区域主导权，这种思潮背后甚至暗藏“旧帝国残影”的隐性冲动。
这种内在撕裂，让日本在对华、对美政策上始终摇摆纠结：既离不开美国的安全保护伞，又渴望摆脱其战略管控；既想借美国之力制衡中国，又不甘在区域秩序构建中沦为附庸。这种不确定性，使得日本的战略走向成为影响东亚地缘平衡的关键变量。
三、中美日三边博弈的两难困境与中国的应对逻辑
王江雨：分析中日关系，必须置于中美日三边互动的大框架中——日本仍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支点，是美国在东亚力量投射的枢纽。而美国战略收缩，对日本而言既是风险也是机遇：风险在于长期依赖的美国安全保护伞可能松动；机遇则是“国家正常化”势力可借势推动战略自主，试图摆脱美国约束、谋求区域主导地位。美国的心态同样矛盾：作为“离岸平衡手”，它不排斥中日适度竞争，以此在无需大规模投入的情况下牵制两国；但又警惕中日走近，担心弱化自身联盟体系、导致在亚洲边缘化。这种矛盾心态本身就加剧了区域局势的不确定性。
对中国而言，日本的战略走向直接决定应对逻辑：若日本持续深度依附美国，中日间的历史、领土、安全矛盾难以缓解，日本不断强化军事能力还会加固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给中国带来更大外部压力；若日本走向实质性战略自主，则可能摆脱美国部分制约，为双边关系改善创造空间，甚至让中日韩自贸区、双边自贸协定等受阻议程获得重启契机。
但机遇背后暗藏重大风险：若日本以“战略自主”为幌子推进军事正常化，甚至跨越核门槛，将彻底动摇东亚战略平衡。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两难抉择：要么付出巨大代价实施先发制人打击，可能引发区域局势全面失控；要么被迫接受核武装日本的存在，给国家安全与区域格局带来结构性冲击。
应对这一风险，现实路径或许是中美形成有限度、临时性默契——尽管双方在诸多领域竞争对抗，但在阻止日本拥核上存在共同利益，可通过协调约束抑制日本的核冲动。
事实上，中国当前面对日方挑衅时的强硬回应，包括军事威慑、经济制裁、外交谴责、国际舆论动员等综合施策，核心目的并非宣泄情绪，而是通过“关键较量”重塑中日力量对比的认知边界：让日本社会清晰认识到，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代价远大于收益。这是一场关乎未来区域秩序的必要博弈，本质是让日本接受“中国已成为亚太格局中不可绕开、不可压制、不可威胁的核心力量”这一现实。
商务部2026年1月6日发布公告，加强两用物项对日本出口管制，正是这一逻辑的具体体现。当前日本社会仍普遍存在基于历史经验的优越感，认为自身在科技、经济、治理等领域领先中国——这一认知的形成，源于中国“近超级大国”形象直至2025年前后才获得全球普遍认可，这种权力结构的深刻重塑，对日本乃至整个国际体系都是巨大冲击，各国均在适应调整，日本的心理转变自然难以一蹴而就。
中国的强硬姿态，某种意义上是助力日本完成“现实校准”：摒弃对过往时代的幻觉，以理性心态重新定位自身角色。一旦这种心理与战略再平衡到位，中日关系就有望跳出结构性对抗的桎梏，进入竞争与合作并存、博弈与稳定兼具的新常态。
四、东盟的中立选择：机遇、约束与可持续性
IPP：在中美竞争长期化、美国亚太收缩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关系将面临哪些新机遇与新约束？王江雨：中国与东盟的关系逻辑，与中日关系存在本质差异，当前正处于历史最佳阶段——东盟已跃升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回溯20多年前我初到东盟经济中心新加坡时，东盟在中国贸易伙伴中仅排第六、七位，这一排名的巨变，既体现了中国对东盟市场的持续深耕，更反映出东盟自身的快速发展：产业升级、人口红利与对外开放政策叠加，使其经济体量与市场潜力大幅提升，成为中国企业投资贸易的核心目的地。
政治层面的转变同样显著。过去，东盟对中国多有戒心，尤其在南海问题上保持防范观望态度；如今，通过高频次高层互访、常态化合作机制建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务实推进，东盟对中国的认知已转向理性积极。双方不仅筑牢政治互信，更在安全、基础设施、金融、科技等领域构建起高度互联互通的合作网络。这种基于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既无中日关系那样的结构性摩擦，更成为亚太区域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的重要基石，未来有望成为区域多边合作与治理的核心支柱。
值得探讨的是，东盟能否在中美之间长期保持中立、避免选边？从成立初衷来看，东盟始终追求成为独立的区域力量极，其核心战略逻辑是“引入多方制衡”——既然自身无法与大国抗衡，就通过开放对接各大国，利用大国间的相互牵制保障自身独立地位。因此，对所有大国保持开放、坚守中立、避免直接对抗，是东盟的最优策略，它也在尽力拖延选边的时刻。
但这一策略的可持续性，最终取决于中美竞争的演进方向。只有在中美未陷入全面冲突、未走到兵戎相见的前提下，东盟的中立才有现实基础。幸运的是，全面冲突对中美双方均不划算，不仅会导致两国惨重损失，还将威胁区域稳定，东盟等中小国家集团也可能被卷入并承受巨大代价。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维持有限竞争的态势，将为东盟保持中立提供足够空间，这一状态有望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IPP评论 ，作者：王江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