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去年的展望中，我便提出2026年宏观经济与大宗商品市场将呈现“上下半年二元叙事”的特征：商品领域上半年聚焦供给端扰动，下半年转向需求端验证;宏观层面则是上半年深陷政策不确定性，下半年回归经济增长主线。这一判断的核心支撑，正是选举年的政治策略逻辑——尤其以美国中期选举为典型样本，而日本近期的政治异动，亦折射出同源的底层逻辑，值得深入拆解。
美国中期选举的博弈分为初选与普选两大阶段，不同阶段的策略导向截然不同，直接决定了政策叙事的切换节奏。初选阶段的竞争局限于党内，候选人意识形态趋同，想要脱颖而出，必须剑走偏锋：或是抛出极化观点抢占舆论焦点，或是早布局流媒体、电视等渠道，以低成本广告扩大影响力;而在职议员则可凭借日常履职中的服务曝光，悄悄积累支持率。此时的政治话语偏向激进，只为在同阵营中建立差异化标签。
一旦进入普选阶段，竞争格局彻底改变——坚定的两党支持者已完成立场绑定，胜负关键转向少数摇摆群体，类似大选语境中的“摇摆州”。这些群体往往是特定圈层的选民，比如今年的有色人种年轻男性、关注经济议题的拉丁裔群体、城市工薪阶层等。此时候选人的策略重心会发生根本性调整：议题讨论聚焦摇摆群体关切，地勤团队深耕基层对话，精准锁定选民名单并全力提升投票率。从时间线看，各州初选多集中在5-8月，这也意味着此前的政治话语以“提辨识度”为核心，偏向激进;5-8月之后则会转向平衡表述，为争取中间派铺路。
今年选举的核心议题已逐渐清晰——可负担性(Affordability)。尽管美国通胀压力有所缓解，但物价高企仍是民众最直接的痛点，叠加首次购房年龄持续攀升的民生焦虑，这一议题成为两党无法回避的焦点。
两党对此采取了不同的博弈策略：民主党目前在众议院处于劣势，自然以“进攻者”姿态切入，将生活成本问题与削减支出绑定，试图扭转选举颓势——毕竟这正是2024年失利的关键原因之一;共和党作为防守方，一方面需回应民生担忧，同时又要在“降通胀”与“稳就业”间寻找平衡，避免因激进紧缩推高失业率反而失分，另一方面则借助特朗普的传播影响力，助力支持派候选人低成本通过初选，将经费集中于普选阶段。
2026年初的一系列政治互动，正是这一逻辑的生动体现。2025年12月，民主党领袖舒默联合参议员沃伦公布2026年削减支出计划，明确将“回应生活成本”作为选举核心议题;2026年1月10日，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呼吁降低信用卡利率，随后沃伦发表演讲呼应相关议题，两人甚至通电探讨合作可能;1月16日，特朗普与舒默在白宫会面，磋商纽约资金支持与医保法案，这一久违的跨党派会面，打破了此前的政治僵局。尽管舒默始终面临党内“激进派嫌保守、保守派嫌激进”的指责——如同那句戏谑之言“比我快的是疯子，比我慢的是傻逼”，但两党在民生议题上的默契，显著缓解了市场对1月政府停摆的担忧，Polymarket平台上的停摆概率一度降至10%，仅因明尼苏达ICE枪击事件才短暂反弹。这种跨党派协作的倾向，印证了5-8月后两党将聚焦国内经济、弱化国际事务的预判。
美国的选举政治逻辑，在日本近期的政治动荡中也找到了镜像。2026年1月16日，日本立宪民主党与公明党联合成立“中道改革联盟”(CRA)，集结约167名众议员，形成对抗自民党与维新会执政联盟的新反对力量。为展现合作诚意，两党甚至同意在选举中进行换票操作——尽管历史上换票策略鲜有成功，但足以见得在野党团结对抗执政联盟的迫切性。与美国民主党类似，CRA也将“生活成本”作为核心诉求，高调呼吁取消消费税——这一主张虽不具备实操性，却精准击中民众痛点，尽显在野党“无需担责、大胆发声”的优势。
面对在野党的联合挑战，自民党高市早苗采取了极为激进的应对策略：1月23日宣布解散众议院，将选举日期定在2月8日，从解散到投票仅16天，创下战后最短间隔纪录。这一决策看似仓促，实则暗藏深意：其一，CRA刚成立不久，短期内难以完成组织整合与策略协同，24天的备战时间足以放大其内部矛盾，而寒冷天气对老年选民(自民党传统票仓)的动员阻碍，对仓促应战的在野党同样不利;其二，高市早苗个人支持率显著高于自民党本身，提前选举有望帮助她摆脱党内束缚，同时将舆论焦点从自民党政治黑金丑闻，转移到“谁能领导日本”的核心议题上，为陷入困境的自民党解围;其三，日本国债市场已陷入困境，经济与股市的潜在风险尚未被民众充分感知，若拖延至风险暴露后再选举，高市早苗的胜算将大幅降低。
这场仓促的众议院选举，本质上是日本未来发展道路的抉择。CRA代表的中间派路线，主张通过政策修补提振经济，外交上侧重睦邻友好;而高市早苗则秉持激进路线，主张扩张军事力量、加大科技投入(与美国一样押注AI)，外交上深度绑定美国。两种路线的分歧足以影响日本未来数十年的走向，且无论哪一方胜出，都面临现实困境：中间派的“维持现状”难以解决结构性经济问题，激进派的“强军+科技”则必然引发地区地缘紧张，且忽视民生短板的改革难以持久。更值得警惕的是，若高市早苗胜选，自民党与维新会的执政联盟平衡将被打破——双方本就在众议院人数削减等议题上分歧重重，高市早苗的强势可能让维新会提出更多诉求，而两党在修宪、强化武装、推动核能等敏感议题上的合作基础，也可能因权力博弈而动摇。
回望历史，当前发达国家的政策取向与柯力芝繁荣时期有着微妙的相似性：减税、产业投资、货币财政宽松并行，同时大力提升武装力量，试图在经济增长与国家安全间实现“双向强化”。托洛茨基曾在柯力芝繁荣时期误判危机时机，却精准预判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1929年大萧条的爆发，印证了脱离社会矛盾弥合、单纯追求增长与军备的模式难以持续。如今，股票市场的繁荣与债券市场的低迷，正是这种发展模式的直接结果：当资源过度向尖端科技、军事领域倾斜，赤字失控与社会分化加剧，繁荣的泡沫之下，潜藏着不可忽视的风险。而选举年的政治博弈，或许能带来短期的政策协同，却难以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这正是全球经济在2026年面临的核心挑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培风客 ，作者：Odysseus，头图来自：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