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打破常规的区划调整正在悄然发生。据《南方周末》报道，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将两个社区正式改建为行政村，这一“撤居建村”举措，与长期以来城镇化进程中“村改居”的扩张潮流背道而驰，成为引人注目的“逆向操作”。不同于重庆两江新区“三区合一”、佛山借机场建设微调扩容等常规区划优化，“撤居建村”并非城市增量扩张的配套动作，而是对现有城镇化形态的反向校准，其背后折射的深层变化值得深思。
看似级别相当的村与社区、镇与街道、县与区，实则承载着截然不同的功能定位与发展逻辑。社区、街道、市辖区隶属于城镇化管理体系，适配城市产业布局与公共服务供给;而村、乡镇、县则扎根乡村场景，以农业生产为核心，延续着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在过去数十年城镇化高速推进的浪潮中，撤县设区、撤镇设街、撤村建居成为各地扩张城市版图、提升城镇化率的标准路径，这套增量扩张模式推动了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容，但也暗藏隐忧。
近年来，从北方到南方，类似“撤居建村”的逆向区划调整开始多点出现，隐隐勾勒出部分地区发展思路的转变。黑龙江伊春、齐齐哈尔早年前便率先撤销多条街道，改设为镇，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019年，伊春更是一次性撤销15个市辖区，调整为4县4区，尽管这些辖区多为林区、具有特殊性，但也开启了区县层面逆向调整的先例。南方地区同样有所动作，去年初，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在推进村社合并过程中，将部分社区与村庄整合为新的行政村，打破了“只进不出”的城镇化惯性。这种跨区域、多层次的调整，预示着此类场景未来可能在更多地方落地。
在城镇化仍在稳步推进的当下，这类逆向调整绝非“逆城市化”的开端。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67%，预计2030年将突破70%，城镇化的整体进程并未放缓。其核心动因，一方面是对“假性城镇化”的纠偏——部分地区盲目推进“村改居”，仅换了“社区”的名头，实际仍沿用乡村运作模式，产业以农业为主，导致名称与实际脱节，公共服务供给与人口需求不匹配。另一方面，更深层的驱动的是人口收缩与产业转型的现实压力，这也是逆向调整的核心逻辑。
人口持续收缩正在成为部分地区的常态，传统扩张型区划模式已难以为继。率先推进“撤街设镇”的黑龙江伊春，10多年间常住人口从118万降至81万，减少近三分之一;此次实施“撤居建村”的内蒙古宁城县，常住人口也从55万回落至47万。龙瀛团队的研究更揭示了全国性趋势：2010年至2020年，全国超半数区县出现人口减少，部分区域人口收缩呈常态化。人口流失叠加传统产业衰退，使得原本适配城市发展的区划设置陷入尴尬——不仅过高的行政成本给财政带来沉重负担，更制约了区域转型发展的活力，此时的逆向调整，本质上是直面现实的务实选择。
这种调整的价值，更体现在治理效能与发展机遇的重构上。尽管级别对等，但市辖区、街道作为派出机构，财权与事权缺乏独立性，而县、乡镇拥有自主的财政支配、土地规划权限，更能适配乡村产业发展与基层治理需求。与此同时，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取消、多数地市零门槛落户政策的实施，让城镇户口的稀缺性大幅下降，农村户口背后的土地权益、生态红利愈发凸显。回归乡镇与村庄，更能精准对接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支持，为区域发展开辟新赛道。
收缩型市县的区划调整，早已被纳入政策视野。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两个转向”——城镇化从高速增长转向稳定发展、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为这类调整定下了基调。从民政部提出“探索人口收缩地区行政区划优化路径”，到官方明确“稳妥调减收缩型城市市辖区、审慎研究调整收缩型县(市)”，再到顶层文件要求中小城市结合人口变动优化行政区划，一系列政策信号表明，收缩型市县的区划优化已是大势所趋。
需要明确的是，区划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利益格局重构与公共服务衔接，“审慎”“稳慎”必然是核心原则，短期内不会出现大刀阔斧的调整。但这种逆向调整绝非发展的倒退，而是收缩型市县“瘦身健体”的新起点——通过精简行政层级、优化资源配置，倒逼区域摆脱增量扩张依赖，聚焦特色产业培育与治理效能提升，以轻装上阵的姿态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未来，随着政策的逐步细化与实践的不断深化，适配人口变动与产业转型的区划体系，将为更多收缩型市县注入新的发展活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国民经略，作者：凯风，头图来自：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