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GDP数据尘埃落定：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0%，“十四五”收官之年总量迈过140万亿元大关。这组数字看似亮眼，却难掩经济发展阶段的深层变迁——粗放式扩张的黄金时代早已落幕，增速与总量对经济真实运行状态的诠释力持续弱化。当结构性矛盾成为制约发展的核心桎梏，“十五五”开局之年的特殊使命，便不再是纠结于短期指标波动，而是要直面数十年积累的深层问题，以改革为钥开启发展模式的根本性转换，为未来五年乃至十年的经济走向锚定方向。
探讨当下中国经济，需先厘清两大讨论边界。其一，解决经济困局的根本出路在于向内求索，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堵点，国际形势与外贸压力并非核心矛盾，无需过度纠缠;其二，房地产市场已无可能重演2014-2015年“触底—泡沫重启”的旧剧本，市场回调企稳是必然过程，政策的核心职责仅在于防范风险向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蔓延，过度聚焦楼市亦无实质意义。剥离这两大干扰项，方能直击核心：传统宏观调控工具已近失效，结构性改革才是唯一的破局之道。
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的执念，正陷入一场自我编织的期待陷阱。从2024年9月24日后的行情狂欢，到央行每一次发布会前的“小作文”泛滥，再到“十四五”金融成就发布会被强行拉高预期、倒逼央行提前澄清“不涉及短期政策调整”，这种非理性期待背后，是对货币宽松的路径依赖。2024年经济工作会将货币政策基调从“稳健”调整为“适度宽松”，更让市场燃起幻想，但回溯过往便知，这种表述调整难改实质格局——自2015年起，货币政策名义“稳健”实则持续宽松，2023至2024年经济复苏不及预期期间，LPR降至3%的底部区间，结构性工具密集推出，M2规模突破300万亿元，货币宽松的空间已被挤压至极限。
更关键的是，货币政策早已丧失宏观调控的实效，其内在局限性在当下愈发凸显。本质上，货币政策仅有总量调节能力，如同只能改变货币供应量的“海平面”，却无法精准调控每条支流、每处灌溉渠的水量分配。我国对央行赋予了过多职能，除核心的物价稳定外，还要求其对经济增长、金融稳定、产业培育、股市表现乃至居民养老等负责，倒逼央行推出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试图实现“精准滴灌”。但相关领域的瓶颈并非资金不足，而是制度约束、生产力水平与分配结构的深层梗阻——保障性住房再贷款工具使用率低迷便是明证，地方政府受化债限制、国企顾虑成本回收周期、房企固守泡沫定价，无人问津的根源绝非“无钱可贷”，而是货币工具难以突破非资金性障碍。
资金的错配进一步加剧了政策失效。商业银行在过去二十余年的高速增长中，丧失了市场化风险定价能力，习惯于靠规模扩张与指标完成度盈利。如今面对支持实体经济的任务，既无法识别优质中小科技企业，也不愿为高成长高风险项目承担坏账责任，只能回归舒适区，将大量资金投向国企与大型民企。这些企业获得远超实际需求的低成本贷款后，转而以更高利率转借中小企业，沦为“躺着吃利差”的资金中介。A股中财务费用为负的公司数量持续高企，正是这一现象的直接体现——大企业“涝死”，中小企业“旱死”，继续宽松不仅无法扩大有效需求，反而会加剧财富分配失衡。央行对此亦有认知，行长所言“货币信贷增长已由供给约束转为需求约束”，本质上是点破核心矛盾：企业缺乏赚钱预期而不愿贷款，而非缺少资金可贷。
相较于货币政策的总量困境，财政政策本应是结构性调整的核心抓手，但如今也陷入“无钱可花”的刚性约束。舆论一边呼吁持续减税降费，一边罗列各类支出诉求——从基建项目到消费补贴，从民生保障到全民发钱，却忽视了财政收支的底层逻辑：政府投资与企业理财同理，需满足融资成本与项目收益的匹配，否则债务将陷入无限膨胀的恶性循环。而我国财政的核心症结，正在于支出责任与融资能力的严重失衡。
从支出端看，我国财政的社会主义属性决定了其低收益、高刚性特征。行政、国防等核心职能无直接收益，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以公益性为导向，即便收费也需政府大量补贴;交通、市政等基础设施投资以民生福祉为目标，而非盈利，民用电价、铁路票价等严格管控进一步压缩了收益空间。叠加部分低效无效投资与冗余支出，财政支出的直接收益率实则为负。而从收入端看，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且结构失衡——税收作为无偿融资的核心来源，占GDP比重仅13%，远低于OECD国家25%的均值，在三本账收入中占比也仅53%左右;国债与地方债利率看似不高，但隐性债利率可达10%以上，土地出让收入扣除拆迁、配套等成本后，政府可支配利润仅15%-20%，相当于80%的融资成本。
（OECD口径，算了社保收入）
这种收支失衡倒逼各级财政陷入“高成本融资依赖症”。显性债务每年以4-5万亿元规模扩张，特别国债、地方专项债通过会计处理规避赤字列示，已难掩实质压力;隐性债务更是沉疴难治，尽管2024年启动隐债显性化置换，但未填报的高息隐债仍在膨胀。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土地收入大幅下滑，地方政府在“盖子减少、碗数不变”的困境下，滥用罚没、挪用专项资金、融资平台出海发债等乱象频发。这些行为虽有违纪属性，但根源在于刚性收支缺口的持续存在，若不解决这一核心问题，各类乱象便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财政的根本矛盾绝非央地财权事权划分，而是低收益刚性支出与低成本融资不足的失衡，以及宏观税负过低导致政府无法通过税基扩大回收公共投入的间接收益。
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与消费三大核心指标的承压，更凸显了发展模式转换的紧迫性。2025年固定资产投资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罕见负增长，既有“十四五”项目竣工、政府财力不足导致的基建下滑，也有房地产投资出清与民企盈利项目匮乏的叠加影响。就业压力在2026年尤为突出，疫情期间“延缓就业”的高校缓冲效应消退，毕业生对体面工作的需求激增，而劳动执法松弛、企业超时用工成本低廉，进一步抑制了岗位供给。消费则陷入“年年提、年年弱”的困境，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沦为逆向补贴，高收入群体持续换新透支未来需求，中低收入群体却缺乏消费能力，优质供给不足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缺位更加剧了消费意愿低迷。
三大指标的困境，本质上是“抓项目”式施策模式的失效。长期以来，主管部门习惯于通过设定具体场景、集中审批项目、授予试点称号等方式推动工作，这种路径在快速发展阶段曾发挥作用，但在帕累托改进时代结束后，已难以适配需求。提振民间投资，并非提高民营持股比例、放宽行业限制就能实现，核心是让企业“有钱可赚”——当前中小企业利润被巨头挤压，拖欠账款成常态，监管松弛导致不合规逐底竞争，若不破除这些障碍，再多元的政策也无法激活民间资本。解决就业问题，建“就业赋能中心”、提升求职技能只是空谈，缺乏企业用人需求的技能培养，不过是“屠龙之术”。促进消费，打造高端消费场景、授予城市称号亦无实质意义，无法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困境与消费顾虑，再精致的商场也难以吸引普通劳动者增加消费。
新时代的政府治理，需从“抓项目”转向“创环境”，这是“十五五”时期的核心执政思路转型。作为坚定的大政府主义者，笔者始终认为，政府的发力点应随发展阶段调整：快速增长期，政府可通过重大项目撬动社会资源、完善基础设施;而在转型关键期，政府既无能力拉动整体经济，也无资源兜住所有风险，塑造优质环境才是重中之重。这种环境塑造，涵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障有力的消费环境、灵活对等的劳动力市场、畅通合理的分配环境与全面兜底的民生环境，其成效并非立竿见影的“显绩”，却能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
环境塑造的落地，需要打破既得利益、消解部门壁垒、优化决策程序。政府工作报告的重心应从“召开多少座谈会、带动多少投资”，转向“治理多少不正当竞争、纠正多少地方保护行为、推动多少国企退出竞争领域”——这些看似“隐性”的工作，对民间投资的撬动效应，远胜过于具体项目的扶持。同时，需为“消费—投资—就业”循环注入初始动力，最有效的路径便是从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切入，通过普发准现金消费券、扩大家庭补贴、推行负所得税等方式，重启“工资—通胀”螺旋，以一次性转移支付点燃循环引擎。
“十五五”开局之年，注定是承前启后的改革元年。短期经济工作必须服务于中长期转型目标，摒弃对传统调控工具的幻想，直面结构性矛盾与深层利益梗阻。环境塑造与收入提振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思维转变与利益重构，殊为不易，但这是实现发展动力转换、应对外部挑战的必答题。唯有以改革破除桎梏，以转型激活潜力，才能让2026年真正成为新发展模式的起点，为中国经济的未来筑牢根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潮沉思录 ，作者：潮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