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偶见《读书》首发的许小年教授文章《国家资本主义的蜕变：韩国沉浮记》，作为长期关注韩国经济史的研究者，本应乐见学界对东亚模式的深入探讨，然细读之下却发现其核心论断与历史事实存在显著偏差。这种将复杂经济现象强行纳入"国家资本主义"与"市场资本主义"二元框架的分析，不仅难以解释韩国经济的真实沉浮，更可能误导对东亚发展路径的认知。
回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许教授曾断言"美国彻底完了，世界将进入1933年大萧条状态"，这一判断已被后续历史证伪。当时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启动4万亿基建投资，全球经济虽历经波动却未陷入崩溃。那些采信此观点的机构付出了沉重代价，这一往事提醒我们：脱离现实动态的静态预判，往往会与经济规律背道而驰。如今十七年过去，其分析框架仍停留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中，既无视超级全球化时代的复杂变量，也忽略了欧美学界对东亚模式的多元研究成果，这种认知固化令人遗憾。
韩国经济史本是解析东亚模式的绝佳样本，其发展轨迹充满特殊性与启示性。这个建国初期资源匮乏、经济水平落后于朝鲜的国家，在短短数十年间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并加入OECD，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但与此同时，其发展模式也埋下了深刻隐患：财阀经济的垄断性、社会竞争的过度内卷，最终催生了全球最低的生育率和严峻的人口结构危机。这种"高速发展-结构失衡"的悖论，正是东亚模式内在复杂性的集中体现，绝非简单的"国家资本主义蜕变"所能概括。
笔者曾在2018年撰写《韩国财阀经济对中国的启示》系列文章，试图梳理韩国政治经济的演化逻辑：从朴正熙时代引入的伪满统制经济模式，到1970年代为应对外部竞争压力建立的综合商社制度，韩国财阀的形成本质上是小国在全球化浪潮中"求生式发展"的产物。与德国、日本等具有工业积淀的国家不同，韩国自始至终高度依赖海外市场与外部资本，这种"先天脆弱性"使其经济政策必须在自主发展与外部依赖间反复权衡——这与许教授笔下简化的"韩国历史"形成了鲜明对比。
若将中、日、韩与德国的发展路径对比，更能看清东亚模式的共性与差异。四国虽均以制造业和外贸为立国根基，但起点与禀赋截然不同：德国凭借战前积累的工业优势和健全的市场制度，在战后通过出口卡特尔整合资源，最终借全球化浪潮抢占东欧与中国市场;日本依托美国冷战布局保留财团体系，以"护航舰队模式"推动产业出海，却在日美贸易战后因产业封闭性错失PC、智能手机等新兴赛道;中国则凭借庞大的内需市场(丰富资源、海量受教育人口、广阔国土)，在承接全球产业转移的同时，具备外需受挫时转向内需的战略缓冲空间——这种特质使中国在G2竞争中更具韧性，正如笔者在《未来的G2之争，将是内需之争》中所预判的那样。
需要明确的是，笔者并非认同国家主导的投资拉动模式。真正健康的内需，应是民众收入提升后自发形成的多元化消费需求，而非行政指令下的"指定消费"或单纯的投资扩张。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警惕许教授等学者所推崇的"纯粹自由市场"神话——超级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分化、产业空心化等弊端，早已让这种理念失去现实基础。否则，为何标榜"自由市场灯塔"的美国会选出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特朗普，其金融中心纽约又会诞生主张社会公平的市长?
学术研究的价值在于逼近真相，而非为预设观点剪裁史实。韩国经济的兴衰、东亚模式的得失，需要的是基于历史细节的深度解构，而非标签化的简单评判。当AI都在努力突破认知局限时，学者更应保持开放的研究心态——毕竟，能产生认知幻觉的从来不是技术，而是固步自封的思维定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太阳照常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