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9日清晨，广州的薄雾还未散尽，高广辉捂着剧痛的身体被送往医院。临行前，他攥着妻子的手叮嘱：“把电脑带上，别耽误了工作。” 这句遗言般的叮嘱，像一枚精准的图钉，将他的人生永远钉在了“劳动者”的标签上——哪怕生命即将落幕，工作仍被预设为不可中断的程序。
这一天是周六，视源股份的办公大楼空荡荡的，只有服务器的嗡鸣在走廊里回荡。工作群的消息持续弹跳，KPI考核系统自动刷新，待修复的代码bug安静地躺在后台，仿佛一场无人参演却永不散场的默剧。无数个“高广辉”正对着屏幕久坐，在周末的家庭空间里切割出临时工位，将私人时间彻底献祭给公司定义的“协作”。
视源称之为“无边界协作”，换个语境，这是被包装成企业文化的生存指令——“狼性”“奋斗者”“福报”，名称迭代的背后，是一套统一的逻辑闭环：要求个体将生命与工作无缝绑定，以自我消耗为代价，喂养公司的扩张野心，而所谓的“获益”，不过是悬在头顶的诱饵。高广辉曾咬住过这枚诱饵，从河南小县城的寒门子弟，到广州上市公司的部门经理，他以为自己靠努力完成了阶层跃迁，却最终在32岁的周末，倒在了这套逻辑的绞杀之下。
芝加哥社会学派奠基人罗伯特·E·帕克的论断，在此刻显露出冰冷的精准：“城市发展过程中必将产生大量废弃物，而其中大部分是人。” 高广辉不是死于意外，而是被一套精密运转的系统性机制，一步步推向了废墟。当我们追问“谁斩杀了他”，答案从来不是某个管理者，而是一张由阶层、资本、制度编织的无形之网。
这张网的第一根经纬，是寒门子弟无可退避的阶层困境。高广辉的人生轨迹，是“小镇做题家”最典型的样本：生于河南——这个高考竞争白热化的人口大省，家庭拮据到需要靠大学兼职填补生计，软件专业是他唯一的武器，教育是他跨越阶层的唯一桥梁。他没有可继承的经济资本，没有可依赖的社会关系网，肉身是他所有人力资本的唯一载体。正如布迪厄所言，人力资本与个体身体深度绑定，一旦身体崩塌，阶层地位便会瞬间归零。
2019年，26岁的高广辉通过社招进入视源股份，彼时的他尚未洞悉这份“绑定”的致命性。他只看见这家A股上市公司的光鲜：主营液晶显示主控板卡与交互智能平板，借教育信息化1.0的东风，靠着“薄改计划”的政策红利，B2G业务顺风顺水，一块交互平板的毛利率超30%，2015至2018年营收年复合增长率突破30%，净利润翻三倍，是名副其实“躺着赚钱”的黄金时代。那时的视源，员工规模精简，核心骨干人均净利润可达30至40万元，期权升值的预期让每个奋斗者都相信，汗水终会兑换成扎根城市的资本。
高光与阴影总是同时滋生。2021年，28岁的高广辉晋升部门经理，这是他人生的顶点，也是枷锁的开端。“优秀管理者”的头衔、家人的骄傲、超越原生家庭的声望，都异化为无形的压力。作为夹心层管理者，他既要对上级KPI负责，也要压榨下属效率，必须时刻保持“在线”状态，不敢有丝毫松懈。更残酷的是，他是“无根中产”，广州的房贷、失业的妻子(2022年互联网裁员潮中，转行做程序员的妻子失业，家庭沦为单薪模式)，让他连拒绝不合理要求的底气都没有。退回河南意味着阶层跌落，留在广州则只能在悬崖边缘攀爬，这种无路可退的处境，让他成为了最易被压榨的群体。
当个体的脆弱遇上企业的异化，悲剧便有了发酵的土壤。视源的黄金时代并未持续太久，教育硬件市场渗透率突破70%后，增长见顶，现金牛业务陷入存量博弈。管理层选择了激进扩张的道路，布局机器人、汽车电子、C端学习机等多个领域，却陷入了“伪高科技”的陷阱——看似披着科技外衣，实则仍是依赖硬件销售的制造业，缺乏高毛利的第二增长曲线。
与小米的对比更显尴尬：二者综合毛利率相近(视源23%-25%，小米20.9%)，但小米靠低毛利硬件获客，以毛利率超70%的互联网服务变现;而视源坐拥数百万希沃、MAXHUB用户，SaaS化变现占比极低，硬件毛利率受竞争挤压持续下滑，研发投入却远超净利润——2024年研发开支15.4亿元，净利润仅9.71亿元，研发边际产出趋近于负。为了支撑扩张、冲刺港股上市(渴求30倍以上科技股PE估值，而非制造业10倍估值)，视源开始了向内榨取的“死亡行军”。
成本压力最终全部传导至员工身上：冻结招聘、砍掉非核心岗位，让高薪研发经理去干搬运、陪酒等低价值工作;薪酬结构被设计成“3000元底薪+17000元绩效”，将员工的生计与严苛考核深度捆绑，如同用细绳牵着人在悬崖边跳舞。高广辉开始“一人干六七人的活”，就像让精密数控机床去砸核桃，设备的精度被耗损，人的精力被掏空。他每天早7点出门、晚11点归家，睡眠仅6至7小时，回家后仍要处理工作，去世前三天，妻子的微信消息全是催促他回家的哀求。
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有年龄焦虑。距离“35岁程序员枯荣线”仅剩3年，在行业内卷的语境下，30至35岁是必须拼命积累资本的“生死时速”阶段。对高广辉而言，这份焦虑被放大到极致：3000元底薪无法覆盖房贷，绩效波动直接威胁家庭现金流，身体的损耗在恐惧面前被刻意忽略。公司构建的“恐惧驱动机制”，成功压制了人类最基本的求生本能，以至于他奔赴医院时仍不忘电脑，抢救期间工作群消息依旧轰炸，死后还有同事@他“看下这个问题”——系统没有熔断机制，资本的机器永远不会为个体停摆。
2025年11月29日，三条线索在此刻汇聚成悲剧：个体层面，出身、家庭、年龄、制度四重枷锁锁死了退路;商业层面，企业陷入增长困境，以人力榨取代替技术创新;社会层面，“小镇做题家”的人力资本神话破灭，35岁危机、房贷压力、单薪家庭构成退无可退的生存绝境。高广辉不是被某个人杀死的，而是被福柯所说的“复杂的战略性境况”吞噬——权力不是机构或力量，而是渗透在每一处细节的规训，将过度劳动内化为职业道德，将个体消耗包装成企业红利。
更讽刺的是，视源推崇“无边界协作”，却在工伤认定时立刻划清边界：“在家不是工作场所，周六不是工作时间”。当企业将员工视为可随时替换的燃料，烧尽之后便丢弃为城市废墟，那些健康损耗、家庭破裂、心理创伤的社会成本，从来不会出现在财务报表里，只会由个体、家庭与社会医疗系统默默承担。
从河南小县城到广州上市公司，高广辉看似走完了阶层跃迁的全程，直到生命尽头我们才看清：他从来不是城市发展的受益者，只是资本扩张的燃料。当燃料耗尽，便沦为帕克口中的“废弃物”，无声无息地消散在城市的褶皱里。
这场悲剧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并非个例。我们每个人都身处那张无形之网中，以为自己在时代浪潮中搏击前行，实则可能随时坠入深井。当“奋斗”被异化为“消耗”，“协作”被扭曲为“压榨”，所谓的科技进步与城市发展，若以掠夺人力资本为代价，最终只会走向文明的反噬。高广辉的死，不该只是一则新闻，更该是一记警钟——警惕那些包装成“文化”的绞杀机制，守住个体生命在资本逻辑中的尊严与边界，才是对这场悲剧最好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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