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一篇关于美国抓捕马杜罗的分析报道中，长期跟踪委内瑞拉局势的撰稿人乔恩·李(Jon Lee)的访谈，精准戳中了绝对权力持有者的致命困局。当被问及对马杜罗本人的看法时，乔恩·李的判断直指核心：“就像诺列加、萨达姆、卡扎菲们常犯的错一样，他彻底误判了形势的严峻性。”
在乔恩·李看来，这种误判的根源，是马杜罗亲手筑起的“信息茧房”(got himself into a bubble)。而造就这层茧房的，是双重枷锁：其一，是绝对权力(unbridled power)缺乏制衡(without guardrails)后必然出现的孤立——正如特朗普所显现的那样，不受约束的权力总会将掌权者与现实隔离开来;其二，是拉美革命民族主义者共通的“神圣自负”(Hubris)——当一个人坚信自己在领导一场对抗“ Yankee Empire”(美国帝国)的神圣战争时，这种对抗本身就成了终极执念，而结局几乎必然是某种形式的自我毁灭(self-immolation)。
这段访谈的精妙之处，在于跳出了“权力导致腐败”的传统外部批判视角，转而切入内部肌理：权力使人盲目，绝对的权力则使人绝对盲目。这一洞察，恰好解释了美国自由派媒体看似矛盾的姿态——一边痛批马杜罗，一边炮轰特朗普，却在抓捕马杜罗这类重大议题上与特朗普政府形成“隐性团结”。两家主流媒体提前获悉抓捕计划却选择保密，理由是“保障前方美国人员安全”，赛马赫(Semahor)的披露恰恰印证了这种默契：美国社会内部的骂战再多，在涉及帝国核心利益的时刻，所有分歧都会让位于共同体认知。那句美国外交史上的名言“他或许是个混蛋，但他是我们的混蛋”，或许正是自由派媒体对特朗普心照不宣的定位。
谈及绝对权力的危险性，总会让人想起《魔戒》中那个经典诘问：为何不将魔戒交给善良睿智的甘道夫，反而要让两个霍比特人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组建远征队将其投入末日火山?答案的核心，正是对绝对权力腐蚀性的深刻认知——即便是甘道夫这样的智者，也无法抵御魔戒的诱惑。
当弗罗多提出将魔戒交给甘道夫时，这位巫师“霍然而起”，厉声拒绝：“不!有了它的力量，我就会拥有过于强大可怕的力量，而魔戒也会通过我获取一股更强大、更致命的力量。别引诱我!我不想变得如同黑暗魔君本人一般。”他坦言，魔戒会借由“怜悯弱者、渴望行善”的初心侵入内心，即便只是妥善保管而不使用，那种运用它的渴望也终将无法抗拒。
托尔金在第246号书信中，更清晰地推演了这一后果：若甘道夫持有魔戒，他会成为比索伦更可怕的存在。索伦的恶是直白的、外露的;而甘道夫的恶，会包裹在“自以为是的正义”之中。他会颁布严苛的法令，强迫所有人“行善”，以正义之名剥夺人类的自由意志。托尔金写道：“他会变得自以为是，持续管理和指挥‘善’，直到‘善’变得令人厌恶，与恶别无二致。”
这一设定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根植于中洲世界的核心规则：甘道夫的真实身份是迈雅(Maia)，作为“埃斯塔力”(Istari，即巫师)被维拉(Valar)派往中土时，便有明确禁令——不得用力量对抗力量，不得通过统治与恐吓领导自由子民。他们的使命是“启发”而非“替代”，是作为劝导者激发人们的意志，联合众人对抗邪恶，而非越俎代庖。
《魔戒》从来不是写给孩童的童话，而是托尔金神学思想与人类命运思考的载体。其核心主题，正是在不可逆转的时光洪流中，人类如何直面权力的诱惑、自身的局限。乔恩·李眼中马杜罗的“信息茧房”，与托尔金笔下甘道夫拒绝魔戒的抉择，本质上指向了同一个真理：不受约束的权力本身就是一种诅咒，它从不区分持有者的初心是善是恶，最终都会将其拖入盲目与毁灭的深渊。
关于权力与诱惑的思考，永无止境，但至此，已足够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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