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日本出生人口再迎历史性跌破：专家依据前10个月初步数据测算，全年婴儿出生总数或低于67万，创下1899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这并非偶然的断崖式下跌，而是一场持续十几年的温水煮蛙——2024年68.6万、2023年72.7万、2022年跌破80万，“创新低”早已成为日本生育率报道中挥之不去的关键词。当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体陷入持续的少子化漩涡，其背后的成因与挣扎，对同为东亚社会的我们而言，既是镜像，亦是警示。
没人能指责日本对生育率问题的漠视。从1994年“天使计划”启航，到《新天使计划》《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等一系列政策的接续出台，日本构建了一套覆盖生育、养育、教育全链条的财政支持体系。分娩有50万日元一次性补助金，超额费用由健康保险兜底;育儿有分级津贴，前两孩3岁前每月1.5万日元、3岁至18岁每月1万日元，第三孩起每月补助翻倍至3万日元;学费减免、长假育儿假、公营住宅优先、保育服务完善更是成为常态。当专家指出政策未触及“不愿结婚的年轻人”这一核心症结时，日本又迅速跟进，计划推行弹性四天工作制、优化休假制度。可即便政策工具箱已然塞满，少子化的颓势依旧无法逆转。
问题的关键，藏在日本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基因里。作为崇尚东亚传统家庭观念的社会，日本未婚生育现象极少，生育率下降的本质，是结婚意愿的集体式消退。而驱动这一消退的，并非单一的经济因素，而是一套交织着经济压力、风险规避、集体认同与代际束缚的复杂逻辑。日本宏观经济学泰斗吉川洋曾打破“人口减少必致经济衰退”的惯性认知，他在《人口与日本经济》中通过梳理日本150年人口与GDP数据得出结论：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的差距即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只要劳动生产率提高，即便劳动力人口小幅减少，经济仍可保持增长。日本经济奇迹的核心，并非人口增长或出口红利，而是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进城带来的需求扩张，以及科技革命对生产效率的赋能——正如婴幼儿纸尿裤市场停滞时，厂商转向成人纸尿裤开发的产品创新，或是自动贩卖机、智能AI对劳动效率的提升，都在缓解人口减少的压力。
但吉川洋的“创新药方”，终究解决的是经济层面的适配问题，无法触及少子化的社会根源。社会学家山田昌弘在《低生育陷阱：日本少子化对策的失败》中的论断更为犀利：少子化的核心，是年轻人对“无法维持普通生活水准”的集体焦虑。在日本社会，“普通生活”早已被定义为一套高门槛的标准——家电齐全只是基础，还需有车、有房，能供孩子上补习班、读大学。男性清楚，结婚生子会让自己的生活水准低于父母一辈，因此不愿迈入婚姻;女性则因难以找到收入稳定的伴侣，被迫推迟或放弃婚姻。这种对“普通生活”的执念，本质上是东亚社会“内卷”的具象化，更是一种对未来的不安全感。
这种不安全感，又与日本社会的风险规避意识、集体主义底色深度绑定。日本人习惯对人生做长期规划，恋爱、结婚、育儿、子女教育乃至晚年生活，都被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预判结婚生育会降低现有生活质量，或是无力为子女提供安稳的成长环境，他们便会主动选择不婚不育——这并非自私，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责任意识。但这种责任意识，恰恰被集体主义的社会氛围放大了：在日本，与众不同的选择很难得到认可，人们极度在意亲戚、同事、同学的眼光，将“融入多数”视为立足社会的前提。相比之下，欧美社会对个性的包容度更高，蓝领与白领之间的社会等级差异模糊，年轻人独立居住是常态，家庭关系建立在平等独立的基础上，这些都让欧美社会的少子化压力相对缓和。
东亚社会的共性困境，在日本身上体现得尤为深刻。家庭关系的紧密绑定，使得父辈的价值观会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子女，形成不容质疑的代际干涉;“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让职业女性在结婚生育后面临难以回归职场的困境，30-34岁女性未婚率高达35.6%，35-39岁女性未婚率接近26%;“结了婚就要生孩子”的惯性思维，让东亚三国几乎没有真正的“二人世界”——中国女性婚后生育首孩的中位数间隔仅11个月，韩国15个月，日本18个月。更令人窒息的是“无缝衔接”的人生预设：从小学到大学，再到毕业即就业、就业即结婚、结婚即生子，个体几乎没有喘息的空间，更没有“为自己而活”的机会。这种被规训的人生，让许多年轻人在结婚生子的关口前望而却步——日本20-30岁男性中70%无配偶或恋人，40%无约会经验，超1000万女性选择单身，“不恋爱、不结婚”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回望日本的少子化应对历程，还有一个致命的失误：政策响应的滞后。1992年“少子社会”一词已进入日本社会视野，但直到1994年才出台首个核心政策“天使计划”，完整的基本法更是迟至2003年才制定。山田昌弘直言，这10年的延误极为致命。更关键的是，日本政府错误地照搬欧美经验，忽视了本国年轻人的真实困境与社会文化的独特性，将少子化视为孤立问题，无视了阶层固化、贫富差距等深层矛盾。在他看来，解决少子化的核心路径，是让年轻人确信“即便生育两个以上孩子，也能维持普通生活水准”，将社会改造成“每个年轻人都有希望不让子女受苦”的模样。但这对于东亚社会而言，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毕竟，这里的父母累于教育内卷，孩子困于竞争压力，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种难以消解的压抑感。
曾几何时，有人认为东亚社会凭借儒家传统的家庭情怀，会比欧美维持更高的生育率。但现实恰恰相反，东亚已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地区。这种认知偏差的根源，在于误将传统道德等同于生育动力——殊不知，那些强调尊卑、依附与集体规训的传统，在现代社会只会成为个体的负担，劝退而非激励生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年轻人连“普通生活”都需拼尽全力去维系，当人生被各种预设的框架牢牢捆绑，生育自然会成为一种奢侈品。
日本的故事还在继续，其少子化的困境并非个例，而是现代化进程中部分国家必然面临的挑战，尤其对东亚社会具有强烈的参照意义。少子化从来不是单纯的人口问题，而是社会结构、经济模式、文化观念交织的综合性命题。仅仅依靠财政补贴、政策激励，无法撼动根深蒂固的社会惯性;唯有真正尊重个体选择，打破集体规训的束缚，缓解教育内卷与生活压力，让年轻人重新获得对未来的安全感与希望，才能真正走出少子化的陷阱。这不仅是日本的课题，更是所有东亚社会需要正视的共同命题。
(本文部分首发于《周末画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作者：叶克飞，编辑：郑大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