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精神分析的星空中，梅兰妮·克莱因是一颗极具穿透力的星。她以儿童精神分析理论撕开了人类早期心理世界的黑箱，让“客体关系”“嫉妒与感恩”等概念成为心理学领域的核心议题。但鲜少有人知晓，这位拆解人类情感谜题的学者，终其一生都困在一段无解的母女关系里——她既是母亲伤害的承受者，又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伤害女儿的施害者，而她最核心的学术理论，恰是对这段循环往复的情感困境的隐秘注解。
1900年，21岁的梅兰妮在生日次日嫁给亚瑟·克莱因，不到两个月便怀上了大女儿梅丽塔。年轻的母亲曾试图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却在自传中坦承内心的荒芜：“我全心照料孩子，却始终被不快乐包裹，找不到出口。”生育带来的不仅是身份的转变，更是重度抑郁的侵袭。怀次子汉斯时，这种抑郁达到顶峰，而冷漠的丈夫无法给予任何情感支撑，梅兰妮只能向母亲莉布萨求助，却撞上了另一堵冰冷的墙。
年轻的梅兰妮·克莱因
莉布萨对襁褓中的外孙外孙女毫无兴趣，只会喋喋不休地倾诉自己的烦恼。当她搬进女儿的小家庭后，更彻底夺走了“女主人”的位置——接管家务、掌控孩子，甚至强迫梅兰妮长期外出疗养，以此将女儿与丈夫隔离开来。千里之外的疗养途中，梅兰妮收到的不是母亲的关怀，而是事无巨细的控制：该穿什么睡袍、见什么人、在每个地方停留多久，甚至被禁止弹钢琴。克莱因的传记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莉布萨利用女儿对怀孕的恐惧制造隔阂，她嫉妒女儿拥有自己曾经失去的幸福，一心要摧毁这份快乐。”
莉步萨与孙子（1903）
极具讽刺的是，多年后梅兰妮在《嫉妒与感恩》中对“嫉妒”的定义——“因他人拥有渴望之物而产生的愤怒，冲动在于夺走或破坏”——竟与母亲的行为完美契合。或许正是这段被剥夺、被控制的经历，为她的学术研究埋下了种子，但代价是她与孩子们的疏离：梅丽塔和汉斯在外婆的照料下长大，母亲的形象在他们心中与“缺席”“病重”紧紧绑定，而梅兰妮错过了他们成长中所有关键的瞬间。
当梅兰妮将目光重新投向孩子们时，身份已不是母亲，而是精神分析学者。在匈牙利精神分析之父费伦齐的鼓励下，她将儿童分析作为事业方向，而自己的三个孩子，成了她最“便捷”的研究对象。小儿子埃里希从3岁起，每晚睡前都要接受母亲一小时的分析;次子汉斯被化名为“菲利克斯”，经历了长达370小时的治疗，青春期的所有隐私在母亲的学术审视下荡然无存;大女儿梅丽塔更是长期活在母亲的阴影里——梅兰妮甚至被认为“为了提升声望”促成了女儿与弗洛伊德友人的婚姻，而婚后的梅丽塔，既要做母亲的忠实追随者，还要忍受她对自己生活、观点、社交的全面干涉。
梅兰妮·克莱因和汉斯·克莱因 (1930)
“您似乎没有意识到我和您截然不同。您总把自己的一切强加于我，但我已长大成人，有自己的生活。若您能把我视作平等的同事而非附属品，我们或许还能保持友好。”梅丽塔的信，是挣脱束缚的宣言，也是母女关系破裂的开端。她选择了最激烈的反抗方式：投向母亲的学术对立面，成为“弗洛伊德派”攻击克莱因理论的核心力量。
学术争议与母女反目交织在一起，将梅兰妮推向了痛苦的顶峰。在科学会议上，梅丽塔公开指责母亲曾分析一岁幼儿，与她激烈争执后跺脚离场;1934年次子汉斯徒步意外坠亡，梅丽塔更是将悲剧归咎于母亲的过度分析，直言弟弟是“自杀身亡”，并在论文中对梅兰妮及其追随者进行人身攻击，骂他们是“糟糕的精神分析师”。
面对女儿的步步紧逼，梅兰妮选择了“庄重的沉默”——她从不公开回应，只让支持者代为辩驳。但这份平静的表象下，是难以言说的伤痛。她在同期论文中写道：“一些因厌恶憎恨而疏远母亲的病人，内心仍存有母亲的美好画面，这画面已从真实的客体——那个受伤、无法治愈且令人恐惧的母亲——中剥离。”这段话像一句隐秘的告白，既是对病人心理的剖析，也是对自己处境的哀叹：她渴望女儿看到的，不是“冷酷的学者”或“糟糕的母亲”，而是那个深陷抑郁、满身伤痕的真实自己。
为庆祝梅兰妮·克莱因 70 岁生日而举办的晚宴
英国剧作家尼古拉斯·赖特曾将这段轶事搬上舞台：愤怒的梅丽塔被锁在门外疯狂按铃，屋内的克莱因却无动于衷地继续为病人治疗。但现实比戏剧更冰冷——梅丽塔没有执着于“敲门”，而是选择了彻底逃离。她远赴美国，创立精神疾病治疗协会专注青少年犯罪问题，从此与母亲断绝所有联系。1949年苏黎世精神分析大会上的重逢，两人全程无言;1960年梅兰妮病逝，葬礼上齐聚了朋友、同事与亲属，唯独缺少了她的大女儿。
时至今日，梅丽塔仍被视作“分析型父母创伤”的典型案例——父母将子女视为研究客体而非爱的对象，最终会传递给孩子“苦涩的性格”。而在现代社会，类似的亲子矛盾从未消散，“断亲”成为许多人摆脱原生家庭痛苦的选择。但克莱因在《爱、愧疚与补偿》的结尾写下的那句话，或许才是解开困局的钥匙：“如果我们能在潜意识深处，在某种程度上消除对父母的怨恨，原谅他们带来的挫折，便能与父母和解。”
这份和解，从来不是为了强求亲密，而是为了打破代际循环的枷锁。就像梅兰妮终其一生都没能厘清自己与母亲、女儿的关系，却用理论提醒我们：唯有看清父母的真实模样——他们既是伤害者，也是曾经的受害者;既是权威的掌控者，也是脆弱的普通人——我们才能真正摆脱“理想化”或“妖魔化”的滤镜，在理解他们的同时，找到真正的自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简单心理Uni，作者：简单心理Uni，责编：Berry，原文标题：《克莱因与梅丽塔：一场持续终生的「母女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