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凭成“案底”：流水线的学历羞辱与身份割裂
对22岁的二本毕业生李宇宸来说，本科学历不是光环，而是工友嘲讽、班长斥责的“原罪”。在山西一家冰箱厂的流水线上，他是15个工位里唯一的本科生，其余工友多为小学或初中学历。“你一个大学生这么简单的事都不会做”“学习好又有什么用”，这些带着学历标签的批评，成了他每天要面对的常态。他想不通，同样是工作失误，为什么自己总要被特别标注“大学生”身份，仿佛十年寒窗换来的文凭，成了被钉在耻辱柱上的“案底”。陈帆的遭遇更显狼狈。这位曾有教师工作经历的本科生，在电芯打包车间因顶岗动作慢被班长当众质问：“你是不是觉得你个本科生干不了这个？那你去应聘写字楼啊！”后来仅迟到3分钟，又被班长翻出过往经历大声斥责，让他“像当众被剥光”。他发现，比说服自己“脱下长衫”更难的，是让周围人忘记自己曾穿过“长衫”。为了避免类似羞辱，不少大学生选择隐瞒学历，小雅在入职重庆某工厂时，就主动将本科学历改为“高中”，她深谙车间生存法则：“只有同类人才会惺惺相惜”。
学历带来的不仅是精神羞辱，还有技能适配的困境。大学生习惯的思考、书面表达训练，在强调速度与熟练度的流水线上完全失灵。他们笨手笨脚的样子，成了影响整条生产线效率的“原罪”。李宇宸原本想学习独立组装电器的技能，却始终被安排拧螺丝、搬运等杂活，形成“做不好组装→只能打杂→永远学不会组装”的闭环；陈帆每天要不停搬运比砖头还重的电芯，12小时站立工作，全程处于摄像头监控下，上厕所需报备拿“离岗证”，否则就会丢绩效。
二、为何“屈身”流水线？过渡背后的无奈与现实考量
几乎所有进厂的大学生，都把工厂当作“过渡选项”，而选择这份过渡的背后，是就业压力与生活困境的双重挤压。江婷2023年专升本毕业，原本期望在郑州找一份月薪4500元、能双休的会计工作，却发现当地同类岗位月薪仅3000-4000元，且多为单休甚至全年无休。在家自学考注会期间，她因待业太久被家人反复催促，2024年9月再投简历时，发现连三四千元的岗位都已稀缺，只剩主播、客服等她不愿从事的职业。最终，在父母的内推下，她不得不进入工厂，尽管对方承诺的工程师、财务岗位实际只是流水线普工。经济压力是更直接的驱动力。李宇宸校招失利、放弃考公后，待业在家连一杯蜜雪冰城都买不起。他算过一笔账：苏州工厂三个月工资扣掉半个月押金，刚好能还清2000多元的花呗借款，还能剩余一些积蓄。对他和江婷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工厂6000-7000元的月收入，远超许多普通白领，且正规工厂包吃包住、缴纳五险一金，开销极少，能让他们快速积累存款、偿还债务。
此外，白领生活的“祛魅”也降低了他们的心理落差。江婷借住表姐家时发现，上班族的生活并非光鲜亮丽：早起通勤、下班宅家追剧，社交圈狭窄，与流水线工人的两点一线生活并无本质区别。这种认知，成了她说服自己进厂的心理慰藉。
三、工厂生态：效率至上与封闭环境下的人际博弈
在流水线工人眼中，大学生进厂本就是“反常现象”。16岁进厂、已有八年工龄的阿珍直言，在大龄工友看来，大学生理应待在办公室，而非干普工；且大学生被普遍认为是“流水线上的过客”，干不长久，没必要深交。若有人能坚持三个月，反而会引来“你学历这么高，为什么会在这里”的不解与嘲笑。这种疏离感背后，是工厂效率至上的逻辑与复杂的利益纠葛。阿珍将工厂比作“课堂”，班长的严厉呵斥是维持秩序的“高效手段”，而攻击大学生“高学历却找不到工作”的脆弱点，更是“打蛇打七寸”的低成本管理方式。在流水线紧密咬合的工序中，新人动作慢会耽搁整串流程，这在计时体系下不可容忍，自然成了被呵斥的对象。
社会学家潘毅提出的“宿舍劳动体制”，更揭示了这种人际冲突的根源。工厂将生产与生活空间合一，员工的社会关系被压缩在厂区内，两点一线的封闭环境让冲突无处消解，秘密难以保守。阿珍就经历过这样的困境：流水线上“八个人有八百个心眼子”，工友间互相说坏话是常态，女生还会被造黄谣；住在宿舍里更是“天天吵不完的架”，最终她不得不搬离，即便要承担额外开销。八年的工厂生活，让年仅22岁的她变得淡漠，“与同事可交好，绝不交心”成了她的生存信条。
四、妥协与挣扎：在生存法则中寻找出路
当文凭无法保障向上流动，大学生开始主动适配车间的生存法则。江婷所在的组里，有个常被班长骂的大学生，为了讨好班长频繁送槟榔；李宇宸也在尝试用“言语恭敬、行为殷勤、偶尔买饮料”的方式拉近与工友的距离；小雅则彻底隐藏学历，产量跟不上时就主动求助老员工，用嘴甜、态度好的方式获得帮助。小雅认为，网上大学生进厂的痛苦多源于“不肯放下身段”，在她看来，无论办公室还是工厂，为人处事都是通用的生存法则，“不能因为是新人，就理直气壮做不出产量”。但并非所有妥协都能换来安稳，李宇宸的讨好并未让他获得学习技能的机会，小雅的隐藏也只是暂时规避了学历歧视。
阿珍曾对一个学医的大学生心生不解，忍不住劝她去工厂附近的诊所找助理工作，“好歹和医学沾点边”。这或许是流水线工人对大学生的一种隐晦善意，也折射出双方对“学历价值”的共识——即便暂时屈身流水线，大学生的未来仍应与专业、技能相关。
对李宇宸、江婷们而言，工厂是当下“最好的过渡选项”，却绝非终点。当生存压力得到缓解，他们是否还能重返专业赛道？当流水线的重复劳动消磨了学习能力，他们的“过渡”又能否真正通向未来？这些问题，不仅关乎个体的命运，更折射出当下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学历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的错位困境。在“进厂”的戏言变为现实的背后，是一代年轻人在理想与生存之间的艰难跋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凤凰网 ，作者：张美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