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族早已脱离农耕语境——祖父辈告别农村，父亲生于城市，外祖父一家亦在都市扎根多年。对农村的初印象，仅停留在小学时一日的“结对子”活动中。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乡村，即便与城市相隔咫尺，落后的面貌仍令人难忘。而今，农村基建虽已焕然一新，但若深入生活本质，城乡在生活方式、就业机会与社会保障上的鸿沟，依旧触目惊心。其中，农民养老金的微薄现状，既是民生短板，更是牵动人口结构、经济循环与文明传承的关键命题。
我对提升农民养老金的持续关注，并非源于切身的农村生活体验，而是近年深耕全球化与老龄化议题后的理性思考(《老龄化二百年——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问题》)。这一议题并非新鲜事，多年来形成的三类支持力量，勾勒出其社会共识的演进轨迹。
最朴素的支持来自生于农村、亲历城乡差距的群体。近两年来，我每篇谈及农民养老金的文章下，都有大量读者留言倾诉家庭故事，字里行间满是对父母辈养老困境的共情与对政策完善的期盼。我始终公开这些留言，正是希望让城市读者、政策研究者与制定者，得以窥见宏观数据之外的微观民生图景——那些被数字遮蔽的辛劳与无奈，才是政策制定最应锚定的现实。
最早的制度推动者，是深耕“三农”与社会保障领域的官员、学者。从2003年山东青岛城阳区率先开展农民养老保险试点，到十七大明确探索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再到2009年两会提出建立农民“退休”制度，我国农民养老金体系的搭建，离不开这一群体的前瞻性探索。他们的主张源于第一代农民工逐步老龄化的现实需求，具备扎实的实践基础，却受限于人口结构转型初期的认知局限，未能预判后续人口剧变对经济社会的深层冲击。
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后，一股新的支持力量应运而生——包括学者、市场人士及外资投行分析师在内的群体，将提升农民养老金视为强化内需、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我也在此背景下深入介入这一议题，2024年3月在《慕峰：如何提升民众的可支配收入》中明确提出，应将“大幅提高农村人口养老金水平”纳入增收举措，核心逻辑在于，这能有效减轻农村出身的城市二代群体的代际养老负担，间接释放消费潜力。
提升农民养老金对改善分配公平、凝聚社会共识、扩大内需的价值，已无需过多辩驳。但在政策讨论中，三个更具紧迫性与优先级的深层理由，往往被忽视，而这恰恰是破解当下多重社会难题的关键。
其一，养老金与五保户补助的失衡，正在扭曲农村生育观念，加剧少子化困境。当前我国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9亿，占全国老年人口的56.3%，但人均月养老金仅188元，不足城镇职工养老金的1/1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西部部分地区农村五保户月补助可达千元以上，且享有全额医疗、护理及住房保障。这种“无儿无女更有保障”的现实反差，已在农村滋生负面舆论，直接动摇“生儿育女、养老防老”的传统认知，成为少子化的推波助澜者。清华大学的研究显示，过去二十年农村0-9岁儿童占比从14.1%降至12.3%，持续下滑的趋势背后，社会保障的失衡难辞其咎。
其二，微薄养老金催生的代际负担，正在双向抑制消费与生育意愿。农民养老金不足的潜台词，本质是将养老责任完全压给家庭，延续“养儿防老”的传统模式。在城市化初期，农村出身的城市新居民虽面临房价、教育压力，但尚可勉强补贴农村父母;如今城市生活成本飙升，住房、医疗、教育三重压力叠加，这部分群体自身抗风险能力薄弱，还要承担父母的日常开销与医疗费用，不得不压缩自身消费，甚至放弃生育计划。这种压力形成恶性循环：城市子女的消费与生育意愿被抑制，农村亲属目睹“养儿防老”的不可行，进一步降低生育动力。而我国3.8亿流动人口的生育率，既低于城市人口也低于农村人口，正是马尔萨斯所言的“预防性抑制”——对未来生活水平的担忧，促使人们主动降低生育率，根源在于养老保障的缺失。
这也解释了为何我不赞同无差别生育现金补贴：补贴多流向无需扶持的城市家庭，对流动人口而言却杯水车薪，难以改变生育决策。反之，将资金投向农村老年人，既能减轻城市子女的养老负担，甚至让他们有条件接父母进城照料晚辈，这种精准分配带来的边际效益，远胜于普惠式补贴。针对“农民会存钱”“低消费无助于产业”的质疑，数据早已给出答案：农村老年群体边际消费倾向高达65%-83%，若将中西部农民养老金从每月200元左右提升至500-1000元，本质是为数亿农村出身城市人口每月增加300-700元可支配收入，这部分资金多用于即时消费，既能激活农村县域经济，又能释放城市消费潜力，是最直接的内需拉动手段。
其三，提升农民养老金，是维系传统文明与现代化联结的关键纽带。东亚国家能在欧美之后实现现代化，核心密码之一便是儒家文明中尊老爱幼、尊师重教、薪火相传的内核。欧美学界曾将东亚经济奇迹归因于人口规模、教育投入与纪律性，但同为人口众多的南亚、非洲却未能复制这一路径，根源就在于儒家文明塑造的代际互助伦理——第一代农民工即便自身文化程度低、承受万般辛劳，也倾尽全力供子女读书、进城扎根，这正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人文基石。大幅提高农民养老金，并非简单的福利补给，而是对农民群体四十年来为工业化、城市化所做贡献的回馈，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发展成果与自身及家庭息息相关。这种正向反馈，能让儒家文明中契合现代化的部分持续传承;反之，传统伦理的碎片将逐渐消散，社会凝聚力也会随之弱化。
关于“钱从何来”的问题，我已在《如何“投资于人”》一文中详细探讨，此处不再赘述。随着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今年关于需求侧改革的讨论将愈发深入，我将持续细化相关议题，针对性回应各类质疑，扫清观念与思想上的障碍。
一如本公众号的一贯立场，撰写此类文章的初衷，是提出合理化建议、推动现实改善。因此，过度负面情绪化的留言将不予展示，仍欢迎各位分享有理有据、贴近民生与经济现实的高质量观点，共同为政策优化建言献策。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太阳照常升起，作者：慕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