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共对中央委员任职年龄的刚性约束，成为解读其权力迭代的核心密码。按照规定，65岁以上中央委员除“特别情况”外需退出领导岗位，这一“年龄线”的严肃性在十四大换届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本届政治局中，仅1957年出生的苏林与1960年出生的国防部长潘文江获破例留任，成为“特殊情况”的仅有案例。反观1957年出生的梁强、1958年出生的范明政，均因年龄红线被排除在新班子之外，这也意味着河内政坛已无与苏林资历相近的现任核心人物，为其确立超然地位扫清了障碍。
这种“年龄门槛”的刚性并非首次显现。2021年越共十三大政治局中，1944年出生的阮富仲与1954年出生的阮春福也曾作为特例连任，两届换届均仅保留两名破例者的规律，印证了越共在权力交替中“有限灵活、整体从严”的原则。如今苏林的政治处境，俨然复刻了2016年后阮富仲的超然状态——脱离日常事务的直接管辖，却凭借资历与掌控力，有望在未来十年持续主导越南政治走向。值得一提的是，换届大会期间，卸任前总理阮晋勇以一头黑发亮相，神采奕奕地出席相关活动，这位远离权力中心十年(2016年卸任)、曾深陷腐败传闻的政治人物，其活跃姿态背后暗藏派系博弈的暗流。
十四大选出的苏林、陈青敏、陈锦绣、黎明兴“四驾马车”，构成了越南新权力核心，但其内部排序与岗位分配仍存变数。媒体援引专家观点推测，未来可能打破现有排序，由苏林兼任国家元首，陈青敏留任国会主席，陈锦绣继续担任常务书记，而唯一具备财经领域经验的前央行行长黎明兴，将成为总理职位的热门人选。不过从权力传承的连贯性来看，维持“四驾马车”原有排序的可能性同样存在：苏林兼国家元首，陈青敏转任总理，陈锦绣接任国会主席，黎明兴补位常务书记。
这种岗位博弈的背后，实则是国会换届的程序约束。五年前越共十三大时，武文赏能直接出任常务书记，核心原因是前任陈国旺直接退休，岗位得以空出;而本届常务书记陈锦绣仍在任，需完成“陈青敏接总理→陈锦绣接国会主席→黎明兴接常务书记”的阶梯式交接。除上述两种方案外，也不排除“一一对应”的极端安排，即陈青敏接国家元首、陈锦绣任总理、黎明兴执掌国会。但无论最终岗位如何调整，核心前提已然明确：苏林已通过换届布局掌控全局，人事安排仅是其权力意志的具体落地。
经济议题成为苏林新任期的核心抓手，而对外开放与高质量发展则是其施政纲领的两大支柱。在十四大闭幕后的记者会上，苏林明确表态，作为高度开放型经济体，越南的发展离不开国际一体化，未来将以更高水平融入全球轨道。这一表态并非空泛口号，而是基于越南经济的现实依赖——2025年越南外国直接投资到位资金达276.2亿美元，创近五年峰值，而外资企业贡献了全国约70%的出口额，稳定开放环境、维系与主要国家的关系，直接关乎经济大局与社会稳定。
与中国的发展理念形成呼应的是，苏林也提出了兼具“高质量发展”内涵的施政方向，强调以科技为核心构建新增长模式，明确表达了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警惕。此次记者会由陈锦绣、黎明兴陪同出席，三人均为党职核心官员，这一搭配既彰显了“四驾马车”的协作姿态，也暗示了党对经济工作的绝对领导。值得注意的是，苏林在经济领域的布局，不得不纳入对“阮晋勇系”的考量，这也成为其权力平衡术的重要一环。
尽管阮晋勇本人早已卸任，但家族势力在本次换届中全面崛起，背后离不开苏林的默许与借力。阮晋勇长子阮青毅近五年履历飙升：2021年当选中央委员并出任建设部部长，2025年先后调任胡志明市常务副书记、越共中央政策与战略部部长，频繁跨区域、跨部门调动的背后，明显是刻意补齐履历短板的操盘痕迹。2026年1月，50岁的阮青毅跻身政治局，成为最年轻成员，其任命状由黎明兴亲自颁发，进一步坐实了派系间的默契。此外，阮晋勇次子阮明哲(1988年生)首次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女儿阮清凤掌控越南资本管理、越南资本证券两大核心金融机构，家族势力覆盖政、商、金融多领域。
这种“重用阮晋勇系”的安排，本质是苏林的现实妥协——面对经济增长压力，阮晋勇派系掌握的资源与执行力成为重要筹码，双方形成“苏林给权力、阮家促经济”的利益交换。换届期间，满头白发的苏林为染发黑发的阮晋勇(1949年生)授勋的场景，更像是这种派系平衡的公开注脚，既是对旧势力的安抚，也是对合作关系的确认。
苏林的上台引发西方舆论的复杂反应，多数西方势力对其持负面态度，同时为范明政的卸任深感惋惜。作为上届“四驾马车”成员、唯一资历高于苏林的政治人物，范明政任内推动越南经济高速增长，频繁活跃于G7、G20等国际场合，凭借温和务实的风格赢得国际社会认可，成为越南与西方沟通的重要桥梁。2024年7月阮富仲葬礼期间的“外交试探”，更能体现西方对两人的不同态度。
当时苏林刚代理越共一把手，权力格局尚未明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借葬礼之机访问河内，分别会见苏林与范明政。从越通社报道的行文差异可见端倪：报道苏林与布林肯会面时，采用“苏林表示……布林肯强调……”的交替表述，凸显双方立场分歧、对话低效;而报道范明政与布林肯会面时，文风转为“一致认为”“重点推动”，明确提及双方就建交30周年合作、经贸投资、高科技与半导体合作等达成共识，布林肯更重申支持越南“强大、独立、繁荣”，展现出西方对范明政主导下双边关系的期待。范明政的失势，也导致其领导的前政府遭遇“大换血”：“一正九副”的政府班子中，仅两名副总理当选新一届中央委员，其余八人全部落选，政治局中更是无一人来自前政府副总理团队，派系清算意味明显。
越共的权力布局，始终无法脱离南北分治的历史烙印。1975年南北越统一后，“北方主导、兼顾南北”成为不成文的政治惯例——越共一把手固定由北方人担任，北方作为统一战争的主导方，政治地位始终高于南方。本届“四驾马车”的地域分布，正是这种平衡逻辑的体现：苏林是地道北方人，掌控核心权力;陈青敏出身湄公河三角洲，代表南方利益;陈锦绣与黎明兴均来自中部偏北的河静省，作为“中部纽带”衔接南北。
地域差异不仅体现在政治分配，更渗透于文化认同。在越南，北方人外貌、文化与中国相似度高，被南越居民视为“小中华型政治文化区”;南方人则受柬埔寨等东南亚文化影响较深，形成独特的地域气质。而首都河内的定位，更暗藏深层战略考量——统一后越南未将首都南迁至阮朝旧都顺化或南部地区，即便1979-1987年中越边境战争期间，河内的核心地位仍未动摇，这种选择带有“天子守国门”的防御属性。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红河三角洲作为北方核心，是越南的“国本”所在，若政治重心南移，北方极有可能从核心区域降级为边疆地带，滋生分裂倾向，甚至被北方强邻的影响力覆盖。如何破解南北发展失衡、实现两大区域一体化，始终是河内面临的核心难题，而南北高铁项目的提出与推进，正是越南试图以基础设施建设打破地域壁垒、凝聚国家共识的重要尝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江宁知府，作者：印闲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