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几年，少林寺背后的灰色产业在圈子里早有耳闻，只是没人能说清全貌。” 东萍的感慨，指向了 7 月 28 日那个转折点。
少林寺外景
当天，执掌少林寺三十余年的释永信因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宗教事务局随即注销其戒牒、削去法号，此后只能以俗名 “刘应成” 相称。次日，洛阳白马寺方丈印乐 “空降” 少林寺主持工作，一场关乎古刹未来的 “加减改革”，就此拉开序幕。
减法风暴：商业离场与寺内 “静默”
印乐到任的第一波动作，直指少林寺多年来的商业化积弊。在寺内，最直观的变化发生在香火与布施环节。东萍回忆，此前常有身着僧袍的人员主动搭讪游客，用话术引导布施，几十到上百元不等的清香更是常态。如今，各大殿前均摆放着免费清香，旁侧虽设有 “随喜” 捐款二维码，但时代周报记者 8 月中旬现场扫码发现，支付功能已无法使用。
少林寺内，摆放着清香
与此同时，方丈室、少林素斋饭堂暂时关闭，仅少林药局正常营业，可执事药师面对 “是否为少林寺僧人” 的提问时，却以 “暂时不方便回答” 回避。
少林寺内的捐款二维码显示无法支付
更微妙的是寺内氛围的转变 ——8 月 13 日傍晚，一场在游客散去后召开的客堂会议上，高僧们明确提出 “不讨论印乐、释永信及武僧去向”“避免与游客接触”“无特殊情况不得出寺”“清理朋友圈过往内容” 等要求。会后，部分延字辈僧人关闭了朋友圈，“少林寺官方网站” 公众号中，5 月发布的 “水陆法会” 文章及过去一年的 “比丘徒步” 内容均被删除，义工招募暂停，游客也无法直接报名参与诵经。
“近一个月的调整，让寺里清净了不少。” 一位僧人坦言，他曾在清晨见过印乐几次，“方丈会围着寺院转，接触起来很和善”。而关于此前流传的 “武僧离职” 消息，多位僧人及信源证实，部分僧人仅是因协助调查暂离，并非真正离职。
这场 “去商业化” 减法，很快辐射到十几公里外的登封城区。在少林寺旗下一所武校任教的朱志豪，7 月中下旬突然收到武僧通知，原定于月末的武术课延后且未确定补课时间 —— 以往这类调课会同步告知教务处并明确补课安排，此次武僧却 “欲言又止”。更让他头疼的是招生情况：“现在家长问起武校和少林寺的关系，我只能打圆场，既怕影响招生，又担心学生学籍、毕业证受牵连。” 直观数据显示，近期咨询武校的人数明显减少。
登封一条不足 1 公里的街道上，三家售卖 “少林武术” 相关服饰的商户也感受到了寒意。“近半个月，少林、武术类服装销量掉得厉害，用的人少了，货自然难卖。” 一位商户无奈表示。
如今大门紧闭的方丈室
加法回归：印乐的 “修行本位” 与白马寺经验
与 “商业减法” 并行的，是印乐推动的 “修行加法”—— 这位 1966 年出生于河南、俗名尹清泉的新住持，正试图将白马寺的 “清修基因” 注入少林寺。1982 年，印乐在桐柏山出家，后进入南京栖霞寺僧伽培训班、中国佛学院学习，2003 年调任白马寺主持工作，2005 年正式出任方丈。在南京修行的一位僧人眼中，“栖霞寺、中国佛学院就像佛界的清华北大，能进去的绝非寻常，印乐法师是公认的高僧，这让白马寺始终保持着清修肃穆的氛围”。
白马寺外景
印乐对 “修行本位” 的坚持，早有迹可循。2006 年，河南日报曾报道白马寺的扩建计划：印乐有意在东侧建佛学院、如意寮，北侧规划白马戒坛、万佛殿等建筑，总需资金超 1.5 亿元。彼时白马寺收入单一，仅靠门票和少量社会捐资，一年总收入 1700 万元，但印乐明确表示，扩建 “不为获利”，“佛教要保持传统特色，这是底线”。同一时期的少林寺，却在商业化道路上快步前行：2006 年，“少林药局” 已完成工商注册并取得医疗卫生职业许可证，商业版图逐渐清晰；也是这一年，释永信因 “发展旅游突出贡献” 收下登封市赠与的价值 100 万元大众越野车，引发 “出家之人坐拥豪车” 的舆论争议。对比之下，白马寺更像一股清流 —— 印乐会亲自巡视寺庙茶台，发现水壶空了就给香客送瓶装水，
白马寺，免费供水的茶台
当晚还会召集僧众强调 “不能怠慢香客”；他对文创用品流通的要求是 “不能卖太贵，我们不是做生意”；甚至定下 “种地规矩”，带头践行 “农禅宗风”，让僧人通过自给自足完成修行。
白马寺内的游客
“一个寺院真正的根基，不是游客、香火的数量，而是僧人的修为。” 这是印乐在白马寺掌院期间的核心理念。据白马寺僧人透露，过去十数年，不少在少林寺受戒的僧人转至白马寺，“多是因为少林寺不得清净”。如今执掌少林寺，印乐也将这一理念落地：8 月初他便住进少林寺，与寺内人员、政府部门沟通改革细节；佛教场所教职人员登记表显示，他还从白马寺带来了部分僧人，协助推进改革。
历史镜像：从破败古刹到 “城市 IP” 的四十年
少林寺如今的商业化格局，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四十年间与登封城市发展深度绑定的结果。
少林僧人的学习书桌
1981 年，15 岁的刘应成（释永信）离开安徽颍上来到少林寺时，这里还是 1928 年军阀混战留下的破败寺院：仅有十几个老弱病残的僧人，靠 20 多亩薄田为生，早晚餐是玉米糊，中午每人仅限两个馒头。即便如此，也比他原本的家境清苦 —— 其父刘殿爵是水利电力部第四工程局职工，参与过刘家峡、三门峡水利工程，家庭条件并不算差（据《少林 CEO 释永信》，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电影《少林寺》上映，彻底改变了这座古刹的命运。片中色空的扮演者孙建魁回忆，第一次到少林寺时，“山上荒草有一米高，没有路，泥菩萨身体坍塌了一半”，片中绿树环绕的练功场，实际是中岳庙和杭州 “花港观鱼” 的取景。但这部电影还是让少林寺成为 “顶流”，1986 年游客量飙升至 260 万人次。
商机随之而来：商人在少林寺周边开设武校、搭建摊位，混杂的业态让污水与废物堆积，山门俨然成了 “垃圾场”；登封城也被美国作家马修・波特形容为 “木炭污垢覆盖了城镇，和少林寺停车场边简陋的危房”。游客体验骤降，到 1999 年，年游客量已跌至 130 万人次。
为扭转困局，已撤县设市的登封引入清华大学城市规划研究院的 “嵩山少林寺景区规划方案”，对 2.18 平方公里区域进行改造：300 多户农家、11 所武校、100 多家商铺及 25 家企事业单位从少林寺周边迁出；同时确立 “禅” 与 “武” 两大主题，为日后的 “功夫经济” 埋下伏笔。用方案中的话来说，“深山藏古寺，碧溪锁少林”—— 少林寺与中岳嵩山被正式定义为 “景区”。
少林景区武术馆入口，前来打卡的游客
这种 “寺庙 - 城市” 共生模式，其实是历史逻辑的当代延续。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社会史学家陶希圣曾记载，唐代香火鼎盛的佛寺拥有田产和工坊，租给庄客种植并收取田租；宋代 “庙市” 更是融合祭祀、贸易、娱乐，其中的贸易借贷成为中国早期金融业雏形。少林寺的商业化，不过是这一传统在现代文旅语境下的演变。
改革困局：白马寺经验难复制，少林寺的 “第三条路” 在哪？
印乐的改革愿景美好，但现实阻力重重 —— 白马寺的 “清修模式”，难以直接照搬到少林寺身上。从地理位置与定位来看，白马寺地处洛阳市郊，单独成寺，从未背负沉重的商业包袱，得以保持 “中国第一古刹” 的纯粹性；而少林寺与嵩山少林寺景区深度绑定，过去三十多年，它既是宗教场所，也是支撑登封经济的 “流量引擎”，二者早已形成 “一荣俱荣” 的依存关系。
最核心的矛盾在于 “利益分配” 与 “角色平衡”。以门票为例，作为国家 5A 级景区的少林寺，门票收入需按 “政府 70%、寺院 30%” 的比例分成（按过去 100 元 / 张门票计算，少林寺仅得 30 元）；而白马寺门票 35 元 / 张，无需与政府分成。这种差异背后，是少林寺对登封财政的直接贡献 ——2023 年登封文旅收入占 GDP 超 6 成，少林寺的作用不言而喻。
对少林寺自身而言，改革还需平衡多重角色：对地方政府，它是财政收入来源；对俗家弟子、武僧，它是生计依托；对游客，它既是祈福的寺院，也是打卡的景点。正如一位延字辈僧人所说：“寺内过去有两套运行体系，一套是僧人构成的旧制体系，另一套是以少林资管为基础的对外经营团队，关联武校、演艺等业务。改革不是朝夕可成的，需要时间理顺。”
眼下，改革的 “模糊性” 已逐渐显现。8 月中旬，仍有少林寺僧人表示，“是通过新闻才知道换了方丈，至今没和印乐开过会，也不清楚改革细节”；登封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仅称 “会逐步推进整治，让少林寺回归清净”，而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则强调 “少林寺改革对登封影响不大，景区正常开放，二者隶属不同部门”。
少林寺内的僧人
这种 “割裂” 在景区内体现得淋漓尽致：寺内推进去商业化，寺外的功夫表演却一天六场从未间断，两层看台座无虚席，通道处挤满举着手机拍摄的游客。当被问及 “少林风波是否影响演出” 时，一位武僧称 “我们属于少林武术馆，和少林寺无关”，随后对话被志愿者打断。事实上，这些表演早已与少林寺分属不同体系，即便寺内改革，它们也不会轻易消失。
少林景区内的“武僧”表演
8 月末的少林寺，暮鼓再次准时敲响。两名僧人从侧门走出，在长椅上休息聊天。提到印乐，其中一位说：“方丈是方丈，我们是僧人，只做自己的修行。” 寺外，游客依旧熙攘，武僧表演的嘶吼与欢呼声交织 —— 这座千年古刹，正站在 “变” 与 “不变” 的十字路口，而印乐要寻找的，是一条既不同于释永信时代、也区别于白马寺的 “第三条路”，这条路的终点，目前尚无人能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