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破除误解：科学史并非 “无用的古生物学”
我为本文选择的标题（编者注：原标题为 Who cares about the history of science?）虽具煽动性，但其背后的问题却严肃且真实。作为深耕科学史领域 20 余年的研究者、教育者，同时结合近年在英国科学史学会等组织的工作经历，我每天都需面对一个核心质疑 —— 从公众、科学教育者到科学家，他们常会问：科学史学者的工作有何实际价值？这种对科学史的轻视，与科学哲学面临的处境相似。伟大的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1918~1988）曾调侃：“科学哲学对科学家的作用，就像鸟类学对鸟儿的作用。” 若将此逻辑延伸到科学史，恐怕他会将其比作 “古生物学”—— 不过是沉迷于研究早已 “灭绝” 的科学理论与事件。
为何会有这种误解？核心在于人们默认 “科学是不断进步的事业”：既然当下的科学已远超过去，为何还要关注那些 “低劣的近似”，甚至是 “祖先躲过的死胡同”？这种认知在科学教科书与大众媒体中尤为明显 —— 科学史常被当作 “人文趣味佐料”，附着在硬核科学内容之外：可能是科学家的英雄叙事（克服逆境取得突破）、悲情故事（受限于时代或环境）、幸运时刻（偶然发现重大成果），或是古怪传说（离奇实验与天马行空的理论）。
无论是奥古斯特・凯库勒（August Kekulé，1829~1896）“梦见蛇咬尾发现苯环”、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1881~1955）“因发霉培养皿发现青霉素”，还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雷雨中放风筝验证闪电本质”、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比萨斜塔抛球反驳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这类故事几乎垄断了大众对科学史的想象。
这些故事多属 “科学神话”—— 即便不如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苹果落地启发万有引力” 那般简洁易懂、广为流传 [1]。面对这类叙事，科学史家常会愤慨地纠正历史误区，但却容易忽略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我们编写、讲授科学史的核心目的究竟是什么？
不可否认，在合适的语境中，这些通俗故事有其积极意义：能激励有志于科学的学生，或激发大众对科学过程的好奇心。但当我们剥除这些神话时，更需思考 “用什么替代” 与 “为何替代”—— 我们不仅要追问 “什么是好的科学史”，更要回答 “学习科学史能带来哪些实际益处”。
我并非反对科学史家澄清史实（比如牛顿 “苹果灵感” 缺乏可靠史料支撑），相反，我们理应如此：我们需向大众说明，万有引力概念在牛顿及其前辈、同辈的思想中，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孕育；牛顿的真正成就，不在于 “想出万有引力”，而在于将其精确数学化，并用于解释天体与地球运行规律，且他的物理学研究与炼金术、神学思想密不可分 [2]。但更进一步的问题是：理解这些细节，能为当下带来什么实际价值？
三十年前，约翰・海尔布朗（2006 年威尔金斯讲座教授）就曾呼吁科学史同行关注 “应用科学史”（applied history of science）—— 即科学史在通识教育、科学教育与科学政策中的实际用途 [3]。这提醒我们：科学史家不能只满足于 “还原过去”，更需思考 “过去如何服务当下”。
警惕 “现时主义” 陷阱：历史书写离不开当下视角
我们首先要突破 “执着于还原过去真相” 的单一诉求。此处暂不纠结 “是否存在绝对客观的历史真相”—— 更不用说 “唯一最优的历史解读”，而是要指出一个常见误区：当我们谴责对历史的歪曲时，常因过度规避 “现时主义”（presentism）而陷入 “无我客观” 的幻觉。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1900~1979）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研究历史时若‘一只眼盯着现在’，便是历史谬误与诡辩的根源，首当其冲的就是‘年代错乱’（anachronism）[4]。” 他主张反对 “用当下视角解读过去”，提倡 “以历史时代的眼光理解历史”，以此实现 “真正的历史认知”[5]。
但完全遵循这一建议，反而会陷入陷阱：无论如何努力，我们这些历史书写者始终身处 “当下”—— 历史是关于过去的，但历史的价值必须在当下体现。若刻意回避 “当下视角”，我们便无法明确科学史的功能与目的。理解过去是基础，但 “理解的意义” 必须锚定当下：我们需阐明，对过去的误解会如何损害当下的认知，而对过去的深刻理解又能如何助力当下的决策。正如美国教育家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所言，我们应当追问：“过去如何能改善我们的未来？”[6]
二、科学史的功能：从 “内部” 到 “外部” 的系统划分
要回答 “科学史有何用”，首先需系统梳理其可能的功能。我建议从 “内部功能” 与 “外部功能” 的划分入手 —— 尽管传统的 “内史”“外史” 二分法已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 [7]，但我们可对其进行合理重构，使其更具实践意义。例如，科学哲学家达德利・夏皮尔（Dudley Shapere，1928~2016）将 “内部” 定义为 “特定知识共同体所内化的内容”：一门科学的 “内部考量”，建立在该共同体公认的信念体系之上 —— 这些信念因在指导科学探究中表现出的成功性与一致性，已不再受实际质疑，“成为科学变革自身领域、建立新假设、方法、推理规则与研究目标的基础”。这种 “内外之分” 并非由哲学或教条预设，而是 “在探究自然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8]。
当前科学史研究存在两个倾向：学术圈内更关注科学史的 “外部功能”（将科学视为社会文化现象），而学术圈外则痴迷于其 “外部工具价值”（将科学视为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动力，忽视其本身的认知价值）。因此，人们通常期待：对科学史的深入理解，能帮助我们更理性地应用科学，更高效地在经济与制度层面支持科学发展。
但本着 “关注被忽视领域” 的原则，我将重点聚焦科学史的内部功能—— 核心问题是：研究科学的过去，能否直接帮助我们改进当下的科学知识？尽管这并非当前科学史研究的前沿，但利用科学史提升科学教育的传统早已存在 [9]。科学史对科学知识的增益，可进一步划分为 “正统功能” 与 “补充功能”（见图 1：科学史的功能分类）。
1. 正统功能：深化认知与传递方法
在 “正统功能” 层面，科学史首先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当下的科学知识。对于能处理复杂问题的学习者而言，了解 “知识的来路”，能为现有科学知识增加一层 “认知深度”—— 既能更细致地理解概念内涵，也能更审慎地解释科学结果，避免将其简单等同于 “绝对真理”。我自身的许多研究也围绕这一方向展开 [10]。其次，科学史能帮助我们传递 “科学方法”。作为本讲座命名者之一的彼得・梅达沃（Peter Medawar，1915~1987）曾指出，常规科学训练在 “传递科学方法” 方面存在严重不足。他半个世纪前的感叹至今仍振聋发聩：
“若你问一位科学家‘科学方法是什么’，他会立刻露出庄重的神情，却又眼神躲闪 —— 庄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应当有答案，躲闪则是因为他其实并无明确观点可表述 [11]。”
科学家固然可通过实践学习科学方法，但这远远不够；引入历史视角，能让他们跳出 “自身狭窄的专业领域”，更全面地理解科学方法的本质。对非专业人士而言，通过科学史学习科学方法则更为实用 —— 无需掌握当代科学的艰深技术细节，就能理解科学探究的核心逻辑（这也与科学史的外部功能相关：若公众对科学方法一无所知，便无法合理参与科学政策的制定）。
三、补充功能：科学史作为 “补充科学” 的三大作用
接下来，我将聚焦更具争议性的观点：科学史的 “补充功能”—— 即在正统科学无法触及的领域，生成并改进科学知识的能力。这与我所理解的 “补充科学”（complementary science）概念一致，也体现了我对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使命的认知 [12]。为何需要 “补充科学”？因为在 “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阶段 [13]，科学家必须就一组核心假设达成共识，并依赖正统方法开展研究 —— 若任由研究被无限制的质疑与好奇心干扰，科学便无法高效推进。这种 “聚焦性” 虽必要且高效，却必然导致对其他 “合理且有科学价值的问题 / 观点” 的忽视。正统与补充的界限虽有流动性与渗透性，但当有人试图突破时，常会感受到 “撞上砖墙” 的阻力。而最适合探索这些 “被忽视领域” 的，正是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者。
科学史的 “补充功能” 具体可分为三类（见图 2：科学史的补充功能）：
1. 批判意识：揭示当下认知的偶然性
历史是培养批判意识的重要工具 —— 在我的研究中，历史常成为哲学家最有力的批判武器；更普遍地说，学习科学史能极大拓宽认知视野，其作用路径有二：第一，揭示当下认知的偶然性。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曾言：“只有历史判断，才能将人的思想从过去的压力中解放出来 [14]。” 如前所述，了解 “正统科学如何形成”，既能帮助我们理解当代科学，也能让我们意识到：当下视为 “显而易见、必然正确” 的真理，实则源于历史上的特定决策 —— 这些决策充满偶然性，本可能有其他发展路径。我正是在阅读约翰・惠勒（John Wheeler，1911~2008）为《量子物理史档案》（Archive for the History of Quantum Physics）撰写的前言时，首次接触到克罗齐的这一观点 [15]。
詹姆斯・库欣（James Cushing，1937~2002）的研究，正是这一 “解放功能” 的绝佳例证。他指出，量子力学的 “哥本哈根诠释” 之所以成为正统，并非因其 “绝对正确性”，而是一系列历史偶然因素的结果 —— 包括关键事件的发生顺序 [16]。约翰・海尔布朗（库恩在《量子物理史档案》项目的合作者）进一步分析了其中的关键环节：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1885~1962）身边的物理学家曾积极游说同行接受新世界观，海尔布朗将他们称为 “哥本哈根精神最早的传教士”[17]。
即便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对哥本哈根诠释的质疑，也在正统面前显得无足轻重。有人或许会说，爱因斯坦仅提出了哲学抱怨，未给出替代理论 —— 但正如库欣详细解释的，戴维・玻姆（David Bohm，1917~1992）曾提出极具可行性的量子力学替代理论，却始终被忽视。甚至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主导地位，本身也是偶然：当时，詹姆斯・麦克斯韦（James Maxwell，1831~1879）、开尔文勋爵（William Thomson，1824~1907）、亨德里克・洛伦兹（Hendrik Lorentz，1853~1928）等物理学家基于 “以太” 的理论，同样有充分的合理性。
第二，拓宽概念视野。人们常说 “事实比虚构更离奇”，而过去的科学思想，往往会超出当下的想象 —— 因为我们的认知始终受限于当前的环境。小说家莱斯利・哈特利（Leslie Poles Hartley，1895~1972）在《送信人》（The Go-Between）开篇写道：“往昔如同异国，他乡自有不同风情 [18]。” 学习科学史就像 “思想旅行”，能不断打破认知边界。对深入研读古老科学文献的人而言，常会有 “拍案惊叹” 的时刻：“原来还能这样理解自然！”
以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William Herschel，1738~1822）为例：他因发现天王星、1800 年发现红外辐射闻名，但他与同时代人并不认为 “发现红外辐射” 是对 “红外线” 的揭示 —— 在他们的认知中，这不过是 “用棱镜将太阳光中的热质（caloric）与光线分离”[19]。赫歇尔用温度计测量太阳光谱的不同区域，发现接近红光端时加热能力增强；他进一步测试红光外的 “黑暗区域”，果然探测到显著升温。
赫歇尔将这一发现提交给皇家学会后，时任会长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1743~1820）写信称赞：“我已将您的论文展示给卡文迪许先生 [20] 及友人…… 所有人都对‘辐射热可从辐射光中分离’这一发现感到震惊 [21]。” 赫歇尔本人对现象的描述（图 3）也明确将 “发热射线” 与可见光视为不同实体 [22]—— 这与当下 “红外线是电磁波的一种” 的认知截然不同，却为我们理解 “热与光的概念演变” 提供了关键线索。
2. 知识恢复：重拾被遗忘的科学智慧
科学史的第二大补充功能，是 “恢复被遗失的科学知识”。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曾提出一个著名观点：科学革命发生时，旧范式中的部分知识常会被遗忘。他认为这是科学发展的正常过程，但科学史家有责任重新审视这些 “被遗弃的知识”—— 若燃素说、拉瓦锡（Antoine-Laurent de Lavoisier，1743~1794）的氧气学说、热质化学都曾帮助实践者有效理解自然，那么在其适用的现象范围内，这些理论或许仍具有解释力 [23]。事实上，正统科学对旧理论的 “尊重” 早已存在：几何光学、牛顿力学虽非 “最前沿理论”，却仍是每一位物理系学生的必修课。这种尊重，完全可适度延伸到正统科学已摒弃的理论中 —— 但这一构想常因 “旧理论被淘汰必有充分理由” 的固有观念而难以被接受。因此，实验复现就成为 “恢复旧知识” 的关键：直面历史现象，能让我们做出更独立的判断。
1791 年，马尔克 - 奥古斯特・皮克特（Marc-Auguste Pictet，1752~1825）在日内瓦发表了一项关于辐射热的研究：他将两枚金属凹面镜相向放置，在一面镜子焦点处放灵敏温度计，另一面焦点处放 “发热不发光物体”，温度计示数立即上升；而当他将 “冷物体”（装满雪的烧瓶）放在焦点处时，温度计示数竟立刻下降！皇家研究院创始人、热动力学先驱伦福德伯爵（Benjamin Thompson，1753~1814）将此解释为 “制冷射线” 的作用，引发了后续争论与实验 [24]。
面对这类看似与现代科学冲突的历史记录，历史学家可通过实验复现验证现象 —— 若能成功复现，便可恢复这段被遗忘的知识。在皮克特实验的案例中，当代物理学家兼历史学家詹姆斯・埃文斯（James Evans）与布赖恩・波普（Brian Popp）已成功复现该实验，可惜这一成果鲜少被关注 [25]。
另一典型案例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的光学理论 —— 这位浪漫主义文学巨匠曾提出与牛顿光学竞争的光与颜色理论。近年来，部分科学史家与科学哲学家通过复现歌德的光学实验，亲身理解他所关注的现象，为 “恢复旧知识” 提供了鲜活例证 [26]。
我在研究电化学早期历史时，也遇到过类似的 “知识恢复” 契机 [27]：1801 年，威廉・沃拉斯顿（William Hyde Wollaston，1766~1828）报道了一个实验 [28]：他先观察到 “金属溶于酸释放氢气”（亨利・卡文迪许 1766 年首次清晰记录，如锌丝浸入稀盐酸 / 硫酸会缓慢溶解并产生氢气泡 [29]）；随后他发现，若将银丝放入同一酸中，酸与银无反应，但只要让锌丝与银丝接触（无论在溶液内还是外部），两根金属丝上都会立即冒出氢气泡。沃拉斯顿在其他 “单种金属溶于酸” 的金属 - 酸 - 金属组合中，也观察到了同样现象。
图4 沃氏实验的当代复现，(a)和(b)均为在盐酸（HCl）中使用锌丝和铜丝
我尝试复现这一实验：将锌丝与铜丝置于盐酸中，立即成功观察到该现象（见图 4a、4b）[30]。结合历史背景（当时科学界正争论 1800 年发明的伏打电堆工作原理），不难发现沃拉斯顿实验的结构与伏打电堆一致 —— 两种不同金属浸入电解质 [32]。在他的解释中，锌与酸的化学反应释放 “电流质（electrical fluid）”，而银（或铜）仅负责将过量电流质传导至溶液；电流随后分解酸中的水，在银 / 铜表面释放氢气，而银 / 铜本身不与酸反应 [33]。若用当代术语表述（图 5），这一过程即：锌与酸反应释放电子，部分电子传导至铜丝；电子从铜表面逸出，与酸中的氢离子（H⁺）结合形成氢气。
图5 沃氏对其实验的理论描述的半当代复现
1806 年，化学家查尔斯・西尔维斯特（Charles Sylvester，1774~1828）的实验更具直观性：“在普通玻璃上涂一层薄硝酸银溶液，在中心放一根锌丝，不久便会看到一棵美丽的‘银树’，仿佛从锌丝上生长出来 [34]。” 初读时我颇为疑惑：锌与硝酸银的置换反应本应让锌丝覆盖一层银，为何会形成 “银树”？通过复现实验，我找到了答案 —— 图 6a~d 展示了我的改进版复现：用铜丝替代锌丝，将硝酸银溶液（约 1 摩尔浓度）装入扁平透明塑料封套（而非涂在玻璃上），清晰观察到 “银树” 的生长过程。
图6 西氏的银树，(a)4分钟后，(b)9分钟后，(c)26分钟后和(d)133分钟后
这些从历史文献中 “重见天日” 的现象，值得被铭记与珍视。它们看似 “微不足道”，但这种判断往往受限于当下的正统观念 —— 正如弗莱明从 “发霉培养皿” 中发现青霉素的故事所示，一个看似微小的现象，可能激发重大科学突破。法国历史学家亨利・马鲁（Henri Marrou，1904~1977）曾言：“我赋予历史一个基本功能 —— 重新体验从过去拯救的文化珍宝，以此丰富内心世界。” 这些珍宝藏于 “消逝的社会与文明中，但只要我们能理解它们，它们就能在我们心中重获新生；在历史学家的思想中，在被重新引入当代文化的过程中，它们成为新的客观实在，获得第二次历史生命 [35]。” 巴尔托德・尼布尔（Barthold Niebuhr，1776~1831）在《罗马史》中更简洁地表达了这一感受：“能将消逝之物重新召唤，便享有如创造新生般的喜悦 [36]。”
3. 知识延伸：拓展被忽视的研究方向
科学史的第三大补充功能是 “知识延伸”—— 即在恢复被遗忘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相关研究。这一功能看似 “超出科学史范畴”，但只要聚焦实验而非理论，便能清晰展现其合理性。以下结合我当前关于电化学与电池历史的研究案例展开说明。几乎所有成功复现的历史实验，都会引出新的开放性问题 —— 这正是实验科学的本质。例如，在复现西尔维斯特的 “银树” 实验后，我自然产生疑问：“银树” 为何会生长？为何置换反应不会在银覆盖铜表面后停止？为何新生成的银能在已有银层上继续生长？西尔维斯特认为，银沉积在铜（或锌）表面后，两种金属在硝酸盐溶液中形成 “伏打电堆”；电流流向银沉积物的远端，在那里进一步还原银（当代术语：电子流向银树远端，与溶液中的银离子结合，沉积更多中性银）。这一解释具有合理性，但仍需验证；此外，从理论上分析 “为何电子会穿过现有银树枝末端，而非与铜表面附近的银离子结合”（后者会导致铜表面迅速被银覆盖，停止伏打作用），也极具研究价值。
沃拉斯顿实验中同样存在值得延伸的问题：惰性金属（我实验中的铜）究竟起什么作用？对沃拉斯顿而言，惰性金属仅负责接收锌侧反应释放的过量电荷；但在亚历山德罗・伏打（Alessandro Volta）看来，“锌 - 铜接触” 才是电流产生的根本原因 —— 这正是 19 世纪初 “电化学理论” 与 “接触理论” 之争的核心 [37]。我们可从全新角度介入这场持续 200 年的争论：例如，我用金丝替代铜丝复现沃拉斯顿实验（图 7），发现氢气泡主要从金丝表面冒出，而溶解的仍是锌 —— 这表明金比铜更易从锌处 “攫取” 电子。当代物理学家能通过 “双金属接触电势”（由不同金属表面功函数差异导致）解释这一现象，但电化学家却因受限于传统伏打理论框架，较少关注这一视角。
图7 用锌丝和金丝操作的沃氏实验
我的初步结论是：饱和盐溶液中，大量电子涌入会导致水分子在电极表面直接分解。与我交流的科学家对此看法不一 —— 部分人质疑，部分人认同 [38]。若这一结论正确，另一问题随之而来：为何稀溶液中不会发生类似现象？尽管背后的机制可能并不复杂，但详细解答仍能为电化学研究提供新启发。此外，实验中正极溶解并生成一种橙色沉淀 —— 其成分并非氯化铜（蓝色）、氧化铜或氧化亚铜（红 / 黑色），这一未知沉淀也值得进一步分析（图 8）。
图8为了解使用盐水作为电解质的伏打电池的作用而进行的半当代复现
这些案例难免引发质疑：“这难道不是科学研究，而是科学史吗？” 对我而言，这种质疑并不重要 —— 科学与科学史的边界本就具有流动性与渗透性，科学史的部分功能服务于科学目标，完全合理（这也是我将其归为 “内部功能” 的原因）。更关键的是：这些被忽视的科学问题，正因为当代科学家的忽略，才成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研究范畴 —— 这恰恰印证了 “补充科学” 的价值。
四、结语：科学史的价值连续性与现实意义
前文已详细阐述：科学史具有改进科学知识的内部功能，尤其是通过 “补充功能” 恢复并延伸正统科学遗忘的知识。此处，我将回归整体视角，总结科学史的核心价值。
1. 内部功能与外部功能的平行性
尽管我未过多论述科学史的外部功能，但它与内部功能存在紧密平行：若我们认可科学能造福社会，那么理解 “科学为何具有这种力量” 的历史，就能帮助我们维护科学机制的健康，持续释放其社会与经济效益；若我们认为科学未获合理支持，或其发展带来了负面社会影响，那么科学史的 “批判意识” 能帮助我们反思，“知识恢复与延伸” 能帮助我们纠正偏差。对不认可 “内外功能之分” 的人而言，这种平行性可视为 “功能连续体”—— 这一观点受保罗・福曼（Paul Forman，1937-）启发，他曾敦促科学史家：“有义务自主判断科学的益处，并通过历史研究与著述推进这种益处 [39]。” 他同时批评科学史家常表现出 “极端的智识屈从”，而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与音乐史的学者，往往能以评论家身份行使独立判断 [40]。
2. 科学史与其他历史分支的连续性
科学史的功能，与其他历史分支的功能也存在连续性 —— 这一 “连续性” 的本质，在于科学是人类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科学史不应与其他领域的历史割裂。前文引用的克罗齐、马鲁、尼布尔等思想家，均非科学史家，却为科学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灵感。这种连续性的核心启示是：研究科学史时，我们无需回避 “过去对当下的智识与社会意义”—— 相反，这正是科学史价值的关键体现。
3. 回归开篇：真实历史与好奇心的兼容
最后，回到开篇的核心矛盾：历史常被用作激发科学好奇心的 “佐料”，却也因此导致历史的歪曲与简化。我希望本文能证明：激发好奇心与灵感，与 “充分、公正地对待历史” 并不矛盾。科学史无需借助神话 —— 真实的历史案例、严谨的历史分析，本身就能激发人们对科学的热爱与思考。归根结底，“谁在乎科学史？” 的答案早已明确：无论是追求更深刻的科学认知，还是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科学史都是不可或缺的 “认知工具” 与 “反思镜鉴”。它既是对过去的致敬，也是对当下的支撑，更是对未来的启发。
[1] 此处省略原注释细节，保留标注以对应原文参考文献。
[2] （下同，所有标注均对应原文参考文献，优化时仅调整表述逻辑，不改变文献指向。）
参考文献及注释：
[1]其实，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故事（我的大学同学Li Ho跟我讲的）：万有引力其实早在牛顿发现之前，就被一个躺在榴莲树下的东南亚人发现了，但他没能活着告诉其他人这件事。
[2]约翰·海尔布朗（John Lewis Heilbron，1934—2023），美国科学史学家，以其在物理学史和天文学史方面的工作而闻名，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副校长、历史学教授。——译者注。
[3]John L.Heilbron，“HSS lecture:applied history of science”，Isis，78(1987).
[4]Herbert Butterfield，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G.Bell and Sons，1931，p.32.[译者注：年代错乱（Anachronism）是指在某种安排中出现的时间上的不一致，尤其是将人物、事件、物品、语言表达或风俗习惯等来自不同时代的元素并置于同一语境之中。当以当代视角来评论或诠释历史，这种做法被称为“现时主义”。现时主义是历史研究中的重大误区，应当加以警惕并尽力避免。]
[5]Ibid.，p.16.
[6]Neil Postman，Building a bridge to the 18th century:how the past can improve our future，Random House，1999.
[7]参见Steven Shapin，“Discipline and bounding:the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science as seen through the externalism–internalism debate”，History of Science，30(1992).
[8]Dudley Shapere，“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Science&Technology Studies，4(1986)，p.6.
[9]几十年前，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1893—1978）在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项目中引领了通过历史讲授科学的教学方法，而杰拉尔德·霍尔顿（Gerald Holton，1922—）及其同事们在以历史为框架的“物理项目课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参见Holton，“The Project Physics course:then and now”，Science&Education，12(2003).目前，国际历史、哲学与科学教学组织（IHPST）协调和推广了大量的相关活动，网址为http://ihpst.net/(accessed 6 September 2016).另一项值得注意的事业是道格拉斯·奥尔钦（Douglas Allchin）的SHiPS（一个为科学教师提供社会学、历史和科学哲学资源的研究中心），网址为http://www.shipseducation.net/(accessed 6 September 2016).
[10]例如，参见Hasok Chang，Inventing temperature:measurement and scientific progre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以及Hasok Chang，Is water H2O?Evidence，realism and pluralism，Springer，2012.
[11]Peter Medawar，Induction and intuition in scientific thought，Methuen，1969，p.11.
[12]关于这一观点的全面阐述，参见Chang，Inventing temperature，op.cit.，ch.6.
[13]Thomas 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
[14]Benedetto Croce，History as the story of liberty，trans.Sylvia Sprigge，Norton，1941，p.48.
[15]Thomas S.Kuhn，John L.Heilbron，Paul Forman and Lini Allen，Sources for history of quantum physics:an inventory and report，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67，p.v.
[16]James T.Cushing，Quantum mechanics:historical contingency and the Copenhagen hegemon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17]John L.Heilbron，“The earliest missionaries of the Copenhagen spirit”，in Science in Reflection.Bosto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 110.ed.by Ullmann-Margalit E，1985.
[18]戴维·洛温塔尔（David Lowenthal，1923—2018）曾用哈特利的箴言作为其历史学论文的标题，即David Lowenthal，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19]关于这段插曲的详细叙述，参见Martin Hilbert，“Herschel’s investigation of the nature of radiant heat:the limitations of experiment”，Annals of Science，56(1999);Hasok Chang and Sabina Leonelli，“Infrared metaphysics:the elusive ontology of radiation”，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36(2005).
[20]此处应指亨利·卡文迪许（Henry Cavendish，1731—1810），他一生在自己的实验室中工作，被称为“最富有的学者，最博学的富豪”。他毕生致力于科学研究，在化学、热学、电学方面进行过许多实验探索，如空气的组成、测出引力常量数值、推算地球密度等。——译者注。
[21]Banks to Herschel，26 March 1800，in The Herschel chronicle:the life-story of William Herschel and his sister Caroline Herschel，ed.by Constance A.Lubboc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3，p.266.
[22]William Herschel，“Experiments on the solar，and on the terrestrial rays that occasion heat;with a comparative view of the laws to which light and heat，or rather the rays which occasion them，are subject，in order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y are the same，or different.Part 2”，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18(1809)；此次复制的图是第十三版图版上的图12。未经删节的原文载于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90(1800)，pp.437-538；在该版本中，该图无“Heat making Rays”标识。
[23]关于此事件（化学革命）的详细叙述，参见Chang，Is water H2O?，op.cit.，ch.1.
[24]关于事件详情，参见Hasok Chang，“Rumford and the reflection of radiant cold:historical reflections and metaphysical reflexes”，Physics inPerspective，4(2002).
[25]James Evans and Brian Popp，“Pictet’s experiment:the apparent radiation and reflection of cold”，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s，53(1985).（译者注：张夏硕在演讲时讲道，除自己写历史学论文时引用过此文，该论文还未被其他人引用过。）
[26]例如，参见Emir Korkut，Newton through the prism of Goethe，self-published，2011;Olaf Müller，“Prismatic equivalence:a new case of underdetermination:Goethe vs Newton on the prism experiments”，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24(2016).
[27]对促成这一阶段的工作，我要感谢许多同事，特别是伦敦大学学院的Daren Caruana和Rosemary Coates，以及剑桥大学的Peter Wothers（译者注：Daren Caruana为伦敦大学学院物理化学教授，Rosemary Coates当时为伦敦大学学院化学系博士研究生；Peter Wothers为剑桥大学化学系教学教授）。
[28]William Hyde Wollaston，“Experiments on the chemical production and agency of electricity”，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91(1801)，p.427.
[29]如果锌丝上有氧化层，则需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出现气泡。
[30]关于我复现沃拉斯顿及其他类似实验的细节，请参见Hasok Chang，“How historical experiments can improve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science education:the cases of boiling water and electrochemistry”，Science&Education，20(2011).
[31]伏打（Alessandro Volta，1745—1827）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发电器，也就是电池组，伏打电堆开创了电学发展的新时代。伏打电堆是由多层银和锌叠合而成，其间隔有浸渍水的物质，亦称伏打电池。这一发明，不但促进了金属化学性质的研究，也使电学研究进入了量化阶段。——译者注。
[32]然而，伏打本人并不是这样看待他的电池堆中的单元元件的：对他来说，电池是一对接触的金属，上面有一层湿的物质，以便与下一个电池单元进行非金属传导。
[33]William Hyde Wollaston，“Experiments on the chemical production and agency of electricity”，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91(1801)，pp.428–429.
[34]Charles Sylvester，“Observations and experiments on galvanism，the precipitation of metals by each other，and the production of muriatic acid”，[Nicholson’s]A Journal of Natural Philosophy，Chemistry，and the Arts 14(1806)，p.96.
[35]Henri-Irénée Marrou，The meaning of history，Helicon，1959，pp.260–261.我感谢David d'Avray向我介绍Marrou的作品（译者注：David d’Avray为伦敦大学学院历史系教授）。
[36]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1797—1875）引用了尼布尔的论述，之后莱尔的引用又被罗伊·波特（Roy Porter，1946—2003）采纳，最终波特的引述出现在詹姆斯·西科德（James Andrew Secord，1953—）的文章中，James A.Secord，“Knowledge in transit”，Isis 95(2004)，p.672.（译者注：Charles Lyell英国地质学家，他是均变说的重要论述者；Roy Porter曾任伦敦大学学院医学社会史教授；James Andrew Secord为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荣休教授，现任英国科学史学会主席。）
[37]有关这场辩论的详细说明，请参阅Helge Kragh，“Confusion and controversy:nineteenth-century theories of the Voltaic pile”，in Nuova Voltiana:studies on Volta and his times，vol.1，ed.by F.Bevilacqua and L.Fregonese，Hoepli，2000，pp.133–157;在线访问网址为http://ppp.unipv.it/pagesIT/NuovaVoltFrame.htm.(accessed 6 September 2016).
[38]关于此项实验及其他相关实验工作的详细报告，请参阅Hasok Chang，“How historical experiments can improve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science education:the cases of boiling water and electrochemistry”，Science&Education，20(2011)，特别是文章的第五部分。
[39]Paul Forman，“Independence，not transcendence，for the historian of science”，Isis 82(1991)，p.86.
[40]Ibid.，p.77.我不确定福曼是否会完全赞同我的想法，因为他似乎暗示，科学史的批判立场需要侧重于社会分析。然而，我确实相信他会支持对科学知识质量做出独立判断，正如他在自己早期的作品中所做的那样，包括关于魏玛物理和量子电子学的经典论文。
作者简介
张夏硕（Hasok Chang，1967-）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主任、汉斯·劳辛讲席教授，现任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IUHPS）科学技术史分部副主席，曾任英国科学史学会主席。研究领域包括18世纪以来的化学史、物理学史和哲学；科学哲学等，著有《发明温度：测量与科学进步》（Inventing Temperature:Measurement and Scientific Progress）、《水是H2O吗？证据、实在论与多元主义》（Is Water H2O?Evidence，Realism and Pluralism）等。
关于威尔金斯-贝尔纳-梅达沃讲座：
威尔金斯-贝尔纳-梅达沃讲座（Wilkins-Bernal-Medawar Lecture）是由英国皇家学会每年举办的一场公众讲座，其最初由威尔金斯讲座（侧重科学史）、贝尔纳讲座（侧重科学的社会功能）和梅达沃讲座（侧重科学哲学）三项独立讲座组成，每三年轮流举办；后于2007年正式合并，同时颁发威尔金斯-贝尔纳-梅达沃奖章（及奖金2000英镑），旨在表彰在科学史、科学哲学或科学社会功能相关领域的卓越贡献。其命名源于三位杰出学者：威尔金斯（John Wilkins，1614-1672），皇家学会创始人之一；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1901-1971），晶体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著有对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学的社会功能》（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梅达沃（Peter Brian Medawar，1915-1987），生物学家、科学作家，196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被誉为“移植之父”。张夏硕是2015年该奖获得者，后于2016年进行了讲座报告。
2025年威尔金斯-贝尔纳-梅达沃奖章授予曼彻斯特大学现代英国史教授萨迪娅·库雷希（Sadiah Qureshi），以表彰她在科学、种族与帝国等相关领域所展现出的卓越成就和国际认可的专业造诣，以及她近期关于自然界灭绝作为一种相对现代概念的重要出版成果——《绝迹：不寻常的灭绝史》（Vanished:An Unnatural History of Extinction），其研究恰逢其时、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