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林语堂在《我的愿望》里写下的这句期许，恰似一把钥匙，解锁了1992年的时代密码。这一年，距离先生辞世已十六载，南国吹来的春风荡遍神州，将“求变”的种子播进每个人的心田。在这如梦似醉的时代夜里，无数人告别既往的安稳，纵身跃入浪潮，用各自的选择，书写着“做自己”的另一种注解——那是在时代转折中，主动掌握命运的自由，更是冲破世俗桎梏的胆量。
1992年的空气里，弥漫着“破局”的躁动。列车向南疾驰，载着无数跃跃欲试的梦想，也载着一代人不得不直面的生存命题。37岁的张国立还不是后来的“铁三角”之一，作为北漂的他为了生计辗转奔波，去南极、当导演、拍MV、演小品，无所不试。那段流传至今的小品《夜市》里，他扮演的老师羞涩地在夜市摆摊卖衣服，被开公司的学生撞破时，脸上的窘迫藏都藏不住。这份羞涩，与北京林业大学的崔万增如出一辙。彼时高校鼓励教职工搞副业，老崔始终拉不下脸，直到校方组织去北戴河旅游凑不出钱，才咬牙跑去卖馅儿饼，“馅饼教授”的称号就此传开。
有人羞涩试探，有人则在浪潮中拼尽全力。同样在1992年，俞敏洪的培训班已初具规模，激烈的竞争让他不得不亲自上街贴广告。可电线杆旁早有竞争对手持刀守候，迎面而来的三刀，让他读懂了商海的残酷。事后他四处托关系宴请公安，硬生生把自己喝进了医院。这般生猛的桥段，并非俞敏洪独有，而是那一年“下海者”的集体写照。后来被陈东升冠以“92派”之名的这群人，彼时正纷纷告别体制的温室，奔赴未知的商海。
“92派”的突围，是时代最鲜明的注脚。下海前担任《管理世界》副主编的陈东升，嗅到春风的气息后，果断创办了中国首家拍卖公司“嘉德”;在复旦任教三年的郭广昌，拿着3.8万元成立科技咨询公司，迈出了创业的第一步;体制内的田源坚信办期货公司的时机已到，拿到批款后又募集2000多万，成为中国期货业的先驱，离开体制时他掷地有声：“离开这个门，我就永远不会再回来。”这一年，全国15万体制内人员告别“铁饭碗”怒奔商海，他们带着商业认知、预判能力和独特的资源，在深圳那篇带有“东风”二字的通讯文传遍全国时，精准捕捉到了时代的风口——积累个人财富、成就一方霸业的机会，来了。
风口之中，地产行业的火焰最为炽热。广东北滘镇，一家公司规划开发1300亩土地的“碧桂园”项目因销售不畅陷入停滞，股东纷纷退出，建筑承包商杨国强挺身而出，靠着4000套洋房毅然进军地产，开启了属于碧桂园的时代。广州沙河路，身居高位的李彬海丢下公职，全力打造保利集团;海南的热土上，冯仑、潘石屹等组成的“万通六君子”手持3万元，敢与投资公司谈1800万的合作，最终贷到1300万购入8栋别墅，净赚300万。这一年，碧桂园、雅居乐、保利、绿地、宝能等日后的地产巨头相继登上历史舞台。潘石屹回忆，初到海南时还是一片荒芜，第二天就涌进15万人。只是并非所有人都能赶上这波热潮，彼时的许家印揣着30页的简历在深圳奔波三个月仍找不到工作，直到朋友点醒他：“这里时间就是金钱，谁有空看你那么长的东西?”
地产的火热点燃了无数人的财富梦想，王石将万科主业锁定地产，史玉柱计划建造的巨人大厦从38层一路加码到70层，李书福带着千万资产奔赴海南却接手了烂尾楼。在众人纷纷追逐地产红利时，任正非却选择了另一条路。这一年，四通集团涉足房产，柳传志也在惠州投资地产，任正非却坚守“做世界级电信设备提供商”的初心，全力研发能带动500门用户的交换机。年底，华为销售额突破1亿元，这份坚守，为日后的科技巨头奠定了根基。就像多年后雷军所说：“找对了风口，猪都可以飞。”但1992年的故事告诉我们，有人追着风口跑，有人则在自己的赛道上，跑出了属于自己的风口。
商业浪潮汹涌澎湃，文艺领域也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1992年夏天，中唱广州分公司成立内地首个企划部，陈小奇担任主任，内地打造明星的时代就此拉开大幕。在此之前，南方歌舞厅的驻唱歌手们还要看人脸色，下场给土大款敬酒，而这一年之后，他们的命运迎来了转折。陈明在广东歌舞厅歌手大赛夺冠后签约陈小奇，此前被《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创作人嫌弃“像学生”的她，凭借这首歌迅速走红;毛宁为争夺《蓝蓝的夜，蓝蓝的梦》演唱权与张咪发生争执，舆论的支持让他意外收获名声，更幸运的是，他得到了陈小奇搁置的《涛声依旧》，凭借这首歌登上春晚，成为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
陈小奇的“造星魔法”还在继续，他将毛宁与专辑销量破百万的杨钰莹捆绑成“金童玉女”，为唱腔清纯的甘萍打造《大哥你好吗》，力排众议为无名的李春波发行《小芳》，甚至放下狠话：“如果亏本，我们负责!”随后他带着团队北上运作，次年《小芳》便红遍大江南北。这股热潮让黄格选、林依轮、周冰倩纷纷开启“捞头”生涯，连在北京打拼的黄渤都动了去广东的心思。与此同时，多家唱片公司扎堆成立，正大集团请来《月亮代表我的心》创作者孙仪助阵，为日后孙悦凭借《祝你平安》走红埋下伏笔;港台音乐人也纷纷北上布局，张培仁创办魔岩、陈健添创立红星社、刘卓辉打造大地唱片，这三家公司，日后深刻影响了内地音乐的商业发展。
摇滚的觉醒，是1992年文艺领域最热烈的篇章。魔岩发行合辑《中国火》，张楚的《姐姐》打头阵，这个此前在西安与北京之间漂泊、靠蹭饭和打零工度日的歌手，终于凭借音乐站稳脚跟;何勇的《钟鼓楼》被张杨拍成MV，开始走进大众视野;《梦回唐朝》发售即登上官方销量榜，乐队在北京火车站前签售时排起长队，一个叫陈羽凡的青年被镜头定格;陈健添推出的《黑豹》从香港传入内地，让很多人误以为窦唯是港星。在资本的加持下，曾经连饭都吃不饱的摇滚乐手们终于迎来转机：赵明义跟着“黑豹”住进五星级饭店，丁武带着“唐朝”在王府井享用大餐。后来，刘卓辉推出《校园民谣》捧红高晓松和老狼，陈健添挖掘出郑钧，许巍带着《执着》奔赴京城，1994年，广州军团、原创摇滚与校园民谣集体爆发，高晓松与那英、何勇在上海聚餐时，直言“内地流行乐坛成立”。只是此去经年，名利场的沉浮让他们境遇各异，有人膨胀、有人抑郁、有人佛系，正如那句感叹：“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重逢。”
1992年的文艺江湖，不止有音乐的躁动，还有影视与文学的转型。港台风依旧强劲，李克勤在疲惫中写下的《红日》激励了无数人，却没能撼动“四大天王”的崛起;周星驰迎来巅峰之年，香港年度十五大卖座影片他独占七部，前五位悉数包揽，《逃学威龙2》里遇见挚爱朱茵，《家有喜事》拿到最高片酬，《审死官》摘得亚太影展影帝，金钱、美人、荣誉尽收囊中。而内地的影视市场，正处在低谷与变革的临界点。1971年到1991年，内地观影总人次下降一半，1992年更是降至105亿，发行与放映收入大幅下滑。转机在次年到来，《重庆谈判》新闻发布会上，“电影市场要改革”的消息悄然传开，此后影厂作品不再由中影统销，民营企业逐渐入场。
事实上，早在1992年，第五代导演就已开始与资本对话。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当时名为《秋菊的故事》)被香港银都机构看中，尽管高层预判这部艺术片难赚钱，但坚信其能在国际获奖，果断投资。为了贴合角色，巩俐去乡下生活两个月，天天给老乡洗衣服，张艺谋则大胆采用纪录片式的隐蔽拍摄手法，大量吸收真实场景。最终影片斩获威尼斯金狮奖，巩俐拿下最佳女主，香港投资方的钱没有白花。与此同时，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正在紧张拍摄，张国荣为角色练功、发烧，拒绝替身，在33度高温下穿着京剧行头围着大火堆拍摄批斗戏，连续三天几乎中暑。这部同样由香港投资的影片，被陈凯歌视为“耗费巨大投资，必须对投资人负责”的作品，他强调“并非迫于市场，而是主动追求”。彼时的他们，艺术情结仍在，尚未被市场完全裹挟，张艺谋甚至没有私人工作室，与王斌讨论《活着》剧本时，只能去路边的大排档。
文学领域的变革，同样与“市场”紧密相连。1992年广州“首届艺术双年展”预展上，刘德华在王广义的画作前徘徊，却未买下10万元的作品，26年后这幅画拍出1097.6万元的高价，让他追悔莫及。吕澎在《江苏画刊》发表《走向市场》，引发美术界激烈争论，有人怒斥“艺术怎能走向市场”，栗宪庭甚至当场落泪。创作者们的困惑，陈忠实深有体会。1985年就想写长篇的他，直到某天走过原上才找到灵感，翻遍《县志》、重读史书，花两年时间完成调查与构思。下笔前他突然意识到，忽视市场的创作只会让作品无人问津，此前他的中篇小说最多印三千册，这本“枕棺材”的作品，他不想如此沉寂。于是他大幅缩减篇幅，将上下两部各五十万字的布局砍为四十万字，舍弃生动描写改用叙述语言，还特意写两个中篇练笔。动笔前他对妻子说：“要是写不好这部书，我后半生养鸡算了。”1991年腊月，《白鹿原》完成，1992年首印1.4万册，此后二十年间正版销量达150万册，盗版不计其数，他终于不用“养鸡”了。
1992年的文坛，不少作家靠写字赚到了钱。王小波拿到《黄金时代》奖金后在顺义买房，果断从高校辞职，成为自由撰稿人;远在美国刷盘子的严歌苓，将《少女小渔》版权卖给李安，获得丰厚报酬，从此专心创作;王朔更是开创性地要求以版税付酬出版《王朔文集》，被萧乾评价“给中国作家松绑了”。刘震云也在这一年收获颇丰，冯小刚花8万元买下《一地鸡毛》改编权，让他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钱，高兴地带全家去吃了肯德基。只是市场的淘洗的残酷的，有人乘胜追击，严歌苓写出《扶桑》，刘震云交出《一句顶一万句》，王小波写下《沉默的大多数》;有人却迷失在名利中，王朔被影视创作消耗心气，陷入写作危机;莫言曾为赚钱写剧本，最终意识到“要有真诚、火热的创作心”。正如陈凯歌所说：“你不能说，我爱文学，但我更爱钱。现在正是一次淘洗，一次甄别，它将能够鉴定你是不是真的作家，还是一个为挣钱写字的人。”
1992年的热潮，早已渗透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电视的普及让文娱生活愈发丰富，杨澜在《正大综艺》告诉人们“世界真奇妙”，《小龙人》的主题曲让孩子们争相传唱，《年轮》让知青潸然泪下，即将登陆的《青青河边草》则盼着滋养家庭主妇的心灵;为了奥运举办的两场晚会，王祖贤打篮球、郑智化唱《水手》，而健儿们的表现更让人热血沸腾——庄泳实现游泳冠军“零的突破”，林莉刷新11年的世界纪录，张山摘得男女混合射击金牌，高敏成功卫冕，14岁的伏明霞夺得10米跳台冠军，女篮也创下历史性最佳成绩。
但比起文娱的慰藉，人们更关心“能不能多弄点银子”。迟斌元获奖获得车、房和数十万现金，山东9位科学家拿到20万奖金和奥迪车，这样的消息刺激着每个人的神经。在北京，每月新增2000家公司，中关村科技企业数量翻倍，8月时全市公司执照都已发完;沿海省份新增公司倍数增长，深圳国贸中心一层楼挤着20多家公司，一张写字台就承载着一颗雄心。上海的两个私人小客车牌号，因谐音“我要发”和“发发发”，分别以30.5万元和28万元成交;70多岁的老太太谷如贞跑错储蓄所柜台，误买100张30元的股票认购证，意外大赚近30万，她直言：“我活了70岁，也没有见过那么多钞票，这不是发横财吗?”
股票成了普通人最易触及的致富路。1992年夏天，数以百万计的身份证从全国各地涌向深圳，人们在认购点前排起长龙，头顶烈日等待两天两夜，只为争抢新股抽签表。可8月10日，原本计划发放的500万张抽签表只发出少数，愤怒的群众要求惩治不公，“8·10”风波就此爆发。事后新股暂停发行，中国证监会正式成立。风波平息后，空气中的财富燥热却未消散，人们不再为“想多赚钱”感到羞愧。两年后，张楚在CD封面上写道：“空气中有一种富裕的气氛。每个人似乎都站在一场洪流之中，等待着来自欲望的冲击。”
新事物的涌入，让1992年更显鲜活。姑娘和大妈都穿起踩脚健美裤，小孩和老人爱在公园转呼啦圈;麦当劳在北京开设全世界最大的分店，康师傅在天津生产出第一碗红烧牛肉面，XO、LV等奢侈品登陆中国，法拉利卖给了北京首富李晓华;美籍华人靳羽西投资500万美元成立化妆品公司，想从口红开始改变中国女性风貌，她出书、上电视、开讲座，甚至在自己脸上、手上做试验，哪怕起水泡也不放弃。她不会想到，27年后中国最会卖口红的，是一个1992年出生的男人——李佳琦。
1992年，确实是令人惊奇的一年。春风沉醉的夜里，躁动与渴望在每个人心中蔓延，一个又一个故事拉开序章。无数选择从这一年辐射开去，交织成日后复杂多变的现实，泥沙俱下中，个体的觉醒愈发迫切。后来的我们，都生活在这一年的影响之下，继续演绎着鲜活的人生。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春风吹过的土地上，现实的拉扯感与撕裂感愈发强烈，每个人站在人生十字路口，在风起千樯的时刻，都要反复审视前路。
有人随波逐流，有人坚守己见;有人清浊自甚，有人迷失森林;有人实利成癖，有人初心尚存。现实的引力将所有人拖入同一个漩涡，春风过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当机遇丛生、观念碰撞的转折期过去，个体在拆解内心后，注定要反复面对抉择。《一代宗师》里宫二说：“所谓的大时代，不过就是一个选择。”或去，或留;或追风口，或守本心。
林语堂追求的“做自己的自由与胆量”，在1992年有了最生动的注脚。而我们，又想把自己安放在怎样的年月里?
——作家·林语堂「逝于1976年3月26日」，出自随笔《我的愿望》
全文完，下次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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