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元旦档，冷得让电影行业打了个寒颤。申奥的《用武之地》、成龙的《过家家》、古天乐的《寻秦记》，再加上柯汶利尺度突破的《匿杀》，大牌导演与情怀IP齐聚，却只交出了7.38亿的三日总票房。更刺眼的是，其中55%的票房来自两部“老片”——上映37天的《疯狂动物城2》和14天的《阿凡达3》。
当本应是票房高地的档期，需要靠旧片撑场面，一个尖锐的问题浮出水面：观众不再需要用电影跨年了吗?还是说，国产电影早已失去了对档期的依赖能力?但比元旦档冷清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个更根本的变化——“贺岁档”这个延续了二十多年的概念，已经悄悄溶解在市场里。
1997年，冯小刚的《甲方乙方》在圣诞夜上映，为90年代萧条的国产电影市场撕开了一道口子。那句“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后来成了每年辞旧迎新的标配文案，也让“贺岁档”这个覆盖圣诞到元旦的年末档期，成了电影行业的黄金窗口期。曾经的圣诞档，是爱情片与喜剧片的聚集地，《爱情神话》《想见你》《妖猫传》都曾在这里收获口碑与票房;而如今，圣诞档已然销声匿迹，去年圣诞节当天票房仅4900万，节前周五甚至无一部新片上映，曾经完整的贺岁档，最终只剩下元旦档独木难支。
元旦档的失守，并非个例，而是整个电影档期体系崩塌的缩影。曾经动辄三四十亿的国庆档，2025年票房已跌至18亿左右，连续三年下滑;清明、五一档票房较2024年近乎腰斩;情人节、520、七夕这些“小假日档”，本就缺乏假期加持，如今更是几乎销声匿迹。大档期失守，小档期蒸发，曾经被行业视为“影视寒冬庇护所”的档期，彻底失去了庇护能力。
曾有人用电影《夺命金》里的场景做过一个贴切的比喻：传统黑社会难以为继，便靠办席聚人气、收份子钱续命。影院的各类假日档期，就像这“席”——对观众而言，饭在哪都能吃，未必是冲“江湖道义”而来;对片方而言，菜品(影片质量)重要，但服务与气氛(档期适配度)更关键。冯小刚是最早吃透这套逻辑的导演，《甲方乙方》开头那段与剧情无关的老虎动画，配上“祝全国人民虎年大吉”的红字，精准拿捏了档期的仪式感;到了《流浪地球》时期，舞龙舞狮、打麻将等春节元素的植入，依旧是对档期气氛的迎合。
档期甚至拥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2018年，毕赣的小众文艺片《地球最后的夜晚》，靠着“一吻跨年”的仪式感营销，以7000万成本斩获2.82亿票房;反之，程耳的《无名》即便有梁朝伟、王一博加持，也因“大过年看鬼子杀人”的氛围违和，在春节档遭遇差评潮。这背后折射的，是中国电影观众的真实构成：发烧友是少数，大多数人只是将影院视为节假日的消费场景——一个低成本、低决策门槛的消遣之地，甚至只是为了晒张票根，证明“假期没白过”。
可当这个最后的堡垒也轰然倒塌时，我们不能再停留在“电影质量下滑、票价过高、流媒体抢戏”的陈词滥调上。这些都只是结果，真正的核心原因只有一个：影院观影从来都不是中国观众的刚需，充其量只是一阵潮流，尚未沉淀为文化传统。
中国电影有百年历史，但商业化历程却短得可怜。40年前，电影是政策主导的文化活动，创作者是“职工”，作品由国家买断;即便出现私营制作公司，姜文仍要背着《阳光灿烂的日子》的胶片全国跑拷贝。直到1995年好莱坞大片进入中国，35%片方、65%影院的分账规则才初步确立。而如今我们熟悉的多厅影院、高密度排片模式，满打满算也只有20多年历史。
对比邻国，日本1912年就成立了大型私营电影公司，商业化脉络延续至今;韩国1945年光复后，忠武路便成为电影产业核心，在流媒体冲击前始终稳固。这种长期商业化孕育的，不仅是审美与技术，更是深植于大众的消费习惯与文化传统——就像美国人将周日看电影视为类似去教堂礼拜的自然选择，即便在失业率25%的大萧条时期，仍有6000-8000万美国人每周走进影院，电影是他们的精神庇护所。
而中国的影院消费热潮，更多是人口红利催生的短期现象。当年《阿凡达》上映时，有人通宵排队抢120元的3D票，黄牛票炒到1500元，甚至专程赶往上海、香港看IMAX，这种狂热，像极了80年代人们在王府井书店排队抢购外国诗集的盛况。可当新奇感褪去，流量红利耗尽，热潮自然会退去——就像如今的书店归于安静，影院的冷清也成了必然。
但这并非中国电影的终结，而是它童年的落幕。长个子最快的野蛮生长阶段过去了，接下来该是成熟的开始。就像文学与书籍不会被短视频取代，电影也有其不可替代的魅力：黑暗大厅里与陌生人共享的集体震颤，暂时逃离现实又被温柔拉回的顿悟时刻，这些都是短剧、游戏无法复制的体验。
那个靠档期“办席”续命的时代结束了，或许也是中国电影真正回归内容本身的开始。曾经在票房泡沫中被掩盖的问题，如今都暴露在阳光下。梦在电影里枯竭了，但或许，会在更扎实的土壤里，开出新的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Sir电影，作者：毒S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