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迭代加速、资本流动加剧、医学边界持续突破，让“更长寿、更健康”的愿景愈发清晰，也让“优质医疗”的可及性成为时代考题。当前沿治疗手段扎堆高端市场，“抗衰”“提质”成为医疗科创热门赛道，技术进步究竟是缩小了健康鸿沟，还是制造了新的分层？面对下一次公共卫生危机，我们的医疗体系是否具备足够韧性？
在复旦管院恢复建院40周年·领变者论坛上，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党委书记陆雄文，围绕医疗科创突破、资源配置优化、管理模式创新三大核心，展开深度对话，探寻以创新之力破解医疗不平等、以长期主义构建普惠医疗生态的路径。

一、医疗保障体系改革：在普惠与创新中寻找可持续平衡

陆雄文首先抛出核心议题：中国医疗体系通过“强基层”“医联体”等改革，已显著提升基层医疗水平、引导患者本地就医。在迈向更高水平现代化的进程中，全球范围内是否有可借鉴的医疗体系样本？不同国家的制度经验中，哪些值得中国吸纳？
张文宏直言，“最好的医疗体系”并不存在，适配本国发展阶段与社会结构的才是最优解。他指出，全球所有医疗体系均存在结构性短板：日本医疗体系对新药与创新的激励不足，美国医疗技术虽发达却深陷社会鸿沟。从覆盖广度与基础可及性来看，中国医疗体系已跻身全球前列，但三级诊疗体系仍面临关键挑战——就医行为的无序性：经济条件优越者即便轻症也直奔顶级三甲，经济困难群体即便重症也拖延至不可逆阶段才就诊。
“这部分‘沉默的大多数’，正是医疗改革的核心靶点。”张文宏强调，“强基层”“医联体”的核心目标，绝非服务于能自由选择医疗资源的少数人，而是覆盖更广泛的普通群体，重塑医疗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与效率。他以海外华人回流就医为例，佐证中国医疗技术水平已达国际前列，但“技术先进”与“全民共享”之间仍有差距，这正是当前医疗体系再调整的核心动因——并非否定过往，而是发展到新阶段后，平衡公平覆盖与体系可持续性的必然选择。
陆雄文从管理学视角进一步拆解中国医疗体系的三大核心痛点：其一，政府财政投入与医疗人才配置不足，每百万人口医护人员数量仍有缺口；其二，医保制度设计需优化，分级诊疗虽好，但患者因便利性偏好大医院，导致资源过度集中；其三，专业管理缺失，部分医院决策缺乏科学性，“拍脑袋”现象影响体系效率。
对此，张文宏明确，医疗改革的核心衡量标准是“老百姓是否满意”，改革的关键在于平衡“基本医疗广覆盖”与“医疗创新驱动力”。他解释，公众感知的“看病难、看病贵”，本质是结构性问题而非绝对成本问题：基层医疗能力薄弱、药械不完备、难开展高难度诊疗，迫使患者向大城市顶级医院聚集，推高时间与费用成本；若基层能有效承接诊疗需求，多数问题可在萌芽阶段解决。
“改革不只是制度参数的调整，更关乎公众对医疗可及性的心理预期。”张文宏补充，基本保障全覆盖是缓解不平等感知的基础，而基层医疗能力提升后，社会才能承载更多元的制度安排。他特别强调管理学院的价值：不仅传授先进管理思想，更能汇聚管理型人才，通过思想碰撞产出创新解决方案，为医疗体系注入科学管理动能。

二、技术创新与医疗不平等：警惕“反向鸿沟”，依赖创新与管理双轮驱动

陆雄文将话题引向技术创新与医疗公平的辩证关系：技术创新无疑是缓解医疗鸿沟的重要力量，但核心不在于技术先进度，而在于可及性与可负担性。若优质技术仅能被少数人享用，非但无法普惠，反而会加剧社会分层。
他点出当前医疗领域的突出矛盾：资本与研发资源扎堆抗衰、脑机接口等前沿赛道，消费者愿意为“生命质量提升”买单；但在部分贫困地区，居民因医疗可及性不足、无力购药、用药不规范，加速耐药问题出现，而患者支付能力弱又导致相关药物研发回报不足，形成“贫困—耐药—创新不足”的恶性循环。更需警惕的是“反向鸿沟”风险——若富裕群体率先使用“抗衰药”“高端治疗”延长寿命、提升生活质量，弱势群体被排除在外，技术进步反而会拉大健康与寿命差距。
在此背景下，陆雄文追问：经济与资源受限的前提下，如何实现医疗公平？技术演进中，社会应如何在效率与公平间做制度选择？如何通过系统设计避免传染病、罕见病等领域被忽视？
张文宏认为，医疗领域的多数不平等是表层现象，每一次创新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必然催生新的深层挑战。当前核心症结在于“社会发展速度与问题应对能力失衡，社会韧性不足”，美国经济高速发展中贫富差距扩大的案例，正是这种结构性问题的典型体现。
他提出一个关键认知：问题的解决者往往不是制造者。企业在政策支持下成长可能催生结构性鸿沟，而鸿沟本身又会吸引新的创新力量介入——弥补鸿沟的过程，可转化为企业的盈利与发展机会。历史证明，新问题总会催生出新的应对力量，而社会发展的多样性，正是维持系统稳定、增强韧性的核心机制：不同个体与组织以多元方式承担社会责任，共同推动社会进步。
从制度层面看，各国医疗与税收体系的差异，本质是对“社会鸿沟成因及影响”的认知差异。许多问题早期隐性，但若差距持续扩大，终将演变为系统性风险，此时国家必须通过制度与政策介入调节。而从医疗本质来看，当前诸多健康问题都是“人类长寿带来的新课题”——人类进化并未适配高龄生存，胸腺萎缩、免疫衰退是自然规律，现代医学延长了寿命，却未同步重构相关系统，这些新问题只能依靠持续创新破解。
谈及下一次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准备，张文宏直言，历史经验显示，人类往往难以提前做好充分准备——为未发生的大流行投入缺乏即时回报与明确激励，多数人更倾向于应对已出现的“灰犀牛”，而非防范低概率的“黑天鹅”。但唯一确定的是，必须从过往大流行中汲取教训，完善管理模式、风险防范机制、公共卫生基建，做好人员、资源与设施的储备。

三、AI+医疗与非公医疗：技术落地需破壁垒，创新探索需守边界

陆雄文聚焦AI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前景：当前AI虽处于初期阶段，但成熟后有望通过精准诊断、高效诊疗提升医疗公平性，尤其利好基层与偏远地区——比如影像诊断中辅助医生提升准确率，医药研发中加速数据模拟验证、缩短周期降低成本。他进一步追问：AI数字人、医生AI分身是否能推动分级诊疗？能否通过远程培训赋能基层医护？从商业端看，AI数字人能否助力医疗体系升级与医药创新？
张文宏结合临床实践回应，目前部分大医院已将AI用于初步分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可直接匹配科室并挂号，大幅提升就医便捷性，但仍存在两大核心壁垒。一是“数字鸿沟”：并非所有患者都具备使用AI系统的能力与习惯，技术门槛反而可能成为弱势群体的就医障碍，只有当AI真正融入日常生活、操作足够简便，才能实现全人群覆盖。二是商业机制错位：医生的激励核心仍是工作量，而非患者的“合理分流”，AI未嵌入医院的经济与管理逻辑，难以形成持续投入与大规模推广的内在动力。
他强调，技术进步必然伴随淘汰与重塑，医疗领域亦不例外，未来部分医疗形态可能被新技术颠覆，但“复杂系统的协调与决策能力”——也就是管理能力，将是长期核心需求。陆雄文深表认同：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管理需求就不会消失，技术与职业形态可能被替代，但人与人之间的协调、系统的运转，始终需要科学管理支撑。
话题最终落脚于非公医疗的价值：在公共医疗资源有限、医保约束明确的背景下，制度是否需要为创新保留“缓冲空间”？非公医疗应承担何种角色？
张文宏指出，非公医疗的存在是对创新的重要激励。若完全依赖公共医疗体系，难以激发全面创新动力——大量早期创新不直接服务于基本医疗，需依赖愿意为新技术、新方案买单的人群，而非公医疗正是这些探索性医疗方式的“试错场”与“演化地”。
“先进医疗的发展，离不开开放包容的环境与足够的体量。”张文宏表示，创新路径虽不可预测，但一旦突破临界点便会拉开差距、形成新鸿沟，进而催生新的创新弥补差距，最终推动产业成熟。无论是干细胞治疗、医美，还是抗衰、提升免疫力等领域，只要出现实质性突破，就可能引发行业结构性变革，因此非公医疗的探索价值不可替代。
但他同时强调，中国的现实条件决定了非公医疗需“谨慎前行、把握节奏”。一方面，医保覆盖有限导致能进入非公医疗体系的人群规模不足，体量不够直接影响服务质量与创新可持续性；另一方面，部分医疗探索领域本身不确定性极高，若在制度与监管未成熟时过度扩张，反而会加剧社会不公平。非公医疗的发展，本质是一场需要耐心的长期调整，而非短期的规模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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