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服下那颗白色药片整三小时，光标在Word文档里不再是刺眼的空白。我终于按下键盘，开始写这篇关于ADHD的文章——对我而言，这不是普通的动笔，是一场与拖延症的突围战，是个值得被记住的伟大开始。
这场开始的伏笔，全和罗永浩有关。
2025年最后一周，我收到他寄来的五瓶利他林。在此之前的见面，他拍了拍我的肩，只说三个字：“管用。” 彼时我还没意识到这三个字的重量，直到12月30日，他的发布会迟到四十分钟，事后坦然自曝是ADHD发作。就是这场迟到，让我接到了关于ADHD的约稿任务，截稿日是昨天。
“罗永浩迟到四十分钟，凭ADHD就能被原谅?” 这个问题在我脑海里转了两天，可身体却陷在泥沼里动弹不得。前天上午吞了一颗利他林，熬到凌晨两点，Word文档始终停留在新建页面;昨天重复了同样的流程，药片的效力仿佛只作用于焦虑，没半分推动我动笔的力气。为了这篇迟来的稿子，我已经浪费了两颗利他林。
其实更早之前，我就栽过拖延的大跟头。国庆期间，我答应给朋友写一份策划，结果一头扎进拖延陷阱里。那陷阱有多可怕?它直接摧毁了我坚持半年的好习惯——早睡早起、每日健身，把我拽回了混乱无序的旧生活。而这篇关于ADHD的稿子，就是我抓住的、逃出陷阱的撑杆。
先厘清一个被滥用的概念：ADHD不是“拖延症”的时髦代名词。它的全称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过去常被叫做儿童多动症;而现在大多数自称ADHD的人，其实更接近ADD——注意力缺陷障碍，核心是多巴胺分泌不足或受体不敏感，导致注意力极易涣散、做事拖延。
罗永浩就是典型的ADD，我的ADD则是被他“钦定”的。那天寒夜的街道空寂无人，我一边独行一边接他的电话，他在那头不容置疑地让我承认自己的重度拖延，然后告诉我：“这不是懒，是ADD，能靠药物治。” 挂了电话，我抬头看，头顶的星星亮得晃眼。后来才想起，这段记忆被我的大脑篡改过——他真正跟我说ADD的事，是2014年9月我在办公室熬夜加班时;而在街头仰望星空的热血时刻，是当年12月我们去纽约看唐岩的陌陌纳斯达克上市时。
那晚在纽约的街头闲逛，他跟我细数服用利他林的种种“神迹”。白天见证上市的兴奋还没褪去，酒精混着期待，让我们坚信只要靠这药，就能从此变成“靠谱的人”，说了一晚上不着边际的疯话。或许是那刻的情绪太强烈，大脑才自动给这段记忆配上了璀璨星空的背景——毕竟，被某种希望击中的时刻，总该有像样的仪式感。
这是我第三次接触利他林。第一次是从纽约回来后，罗永浩给了我几瓶，我还自己去医院挂过号续药。记不清是药物作用还是自我暗示，那段时间我立了一堆flag，至于有没有实现，早已模糊。只记得同事说我那段时间情绪格外亢奋，药吃完后，我就没再继续。
第二次就是这次收到他寄来的药。第一颗我舍不得吃整粒，只掰了一半，效果却出奇地好。那天和朋友出门游玩，我清晰地感觉到大脑分成了两半：一半跟着他们谈笑风生，另一半却在后台安静运转，把许多被遗忘的记忆碎片都翻了出来。那天的时间好像被拉长了，记忆的密度是平时的两倍。可即便有这样的体验，前两颗药还是没能让我打开Word——这也让我认清一个事实：利他林能让大脑兴奋，或许能为学习工作铺路，但绝不会凭空创造奇迹。
现在身边自称“ADHD”“拖延症”的人越来越多，但在我看来，这其中很多人并非真的患病，只是自由职业岗位激增后，选择焦虑的一种变体。作为一个被拖延症反复折磨的“资深患者”，我太清楚真正的注意力缺陷障碍有多棘手——我几乎没遇到过和我一样，长期被迟交水电费、话费、网费、银行还款、发票报销困扰的人;没遇到过和我一样频繁丢东西，连手机都丢到跟电信柜台工作人员成了熟人的人;更没遇到过和我一样，无数次面临忘记关火、关水、关电危险的人。
这些琐碎又危险的瞬间，大多被我刻意遗忘了。大脑其实很聪明，会自动删除这些负面记忆，否则，被无数次疏忽和拖延带来的挫败感包裹，早就是一场毁灭性的精神创伤。若不是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不会再主动触碰这些回忆。
但说实话，比起利他林，真正帮我走出困境的，是对ADHD的认知。罗永浩曾经送过我一本关于拖延症的书，还拉着我去录过两次科普节目。也是因为这些经历，我认识了许多“战拖达人”，学到了不少相关的心理学知识。哪怕后来他有再多争议，我都记得他身上那个让我动容的特质：就像天生爱分享的孩子，把最爱的糖果分给别人时，自己比得到糖果的人更开心。他把自己对抗注意力缺陷的经验、药物的体验分享给我时，就是这种状态。
很多人会问：认识ADHD、吃过利他林后，你的拖延症真的改好了吗?答案是，没有完全“根治”，但我找到了与它共存的方式。那些曾经让我焦头烂额的事，如今大多不再是难题。
我依然会拖延，就像这次赶稿，即便有药物加持，还是错过了截稿日;就像我那位中科院的博士朋友——他小时候是典型的儿童多动症，课堂上会突然站起来离开，会把前排女生的辫子绑在椅背上，甚至用报纸点燃过家里的床单，三年级前考试几乎不及格，可他凭着毅力读到了博士。即便如此，他还是会因为论文拖延而独自大哭。我渐渐明白，ADHD带来的痛苦，或许无法彻底根除，但我们可以找到对抗它的方法。
有些战拖达人的方法很“凶狠”：物理断网避免刷手机，把闹钟锁进难打开的盒子里强迫自己出门。这些方法有用，但对我来说太严苛。我更依赖心理建设：戒烟时，我把抽烟和那些饭局上大声吹牛的官员、街头讨烟的流浪汉绑定，让抽烟从诱惑变成厌弃;面对琐碎的缴费、报账时，我会代入那些自律、雷厉风行的人的视角，告诉自己“这件事不难，现在就做”。偶尔还要给自己“发奖励”，回忆那些曾经搞不定、现在却能轻松完成的事，及时肯定自己的进步。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也帮了大忙，现在缴费、买票、报账都能在线上完成，省去了不少繁琐流程，也减少了我拖延的借口。这些年，我再也没有因为迟到而改签机票车票，也没再丢过手机——放在以前，这都是不敢想的事。
我还发现了自己的“特殊体质”：ADHD让我像一台满载的老旧火车，启动格外困难，但一旦启动，巨大的惯性会让我长时间高度专注，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不知饥饿疲惫。而那些我眼中极度自律的人，反而很少有这种“沉浸式专注”的状态。后来我总结出一个规律：当我处于高频满负荷的工作状态时，反而不会拖延;拖延往往发生在有时间弹性的时候。
这或许就是对抗ADHD的核心：避免拥有过多的时间弹性，让自己成为高速运转的机器的一部分。没有左思右想的时间，自然就不会陷入焦虑和拖延。就像罗永浩，直播这种重复劳动对他来说毫无成就感，却能一直坚持下来，大概率离不开利他林的辅助;但如果他不是演讲者，而是PPT制作者，时间和质量标准都由别人把控，或许就不会有拖延的问题。
曾经我根本不敢相信罗永浩会有ADHD——东三省霹雳舞大赛第三名、为了进新东方拿高薪先去学英语、每次演讲都像个人脱口秀、PPT更是教科书级别的范本。这些成就，在我看来都是高度自律的人才配拥有的。可他的经历也让我明白：ADHD患者不必强求成为完美却平庸的人，不如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把那些独特的特质打磨成优点。
毕竟，对ADHD患者来说，终极目标从来不是成为别人眼中的“完美的人”，而是与自己和解，让那些曾经困扰我们的特质，变成照亮我们的光。
*本文不推荐任何药物，用药请遵医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大米和小米 ，编辑：Zoey_hmm，作者：黄章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