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HHS)通过官方渠道发布重磅消息：该国儿童免疫接种推荐体系将实施重大调整。核心变化直指疫苗推荐范围的大幅收缩——原本面向全体儿童统一推荐的约17种疫苗，将锐减至11种，缩减幅度近三分之一。流感、轮状病毒、甲肝乙肝、RSV(呼吸道合胞病毒)及部分脑膜炎球菌疫苗等关键疫苗，将不再纳入全民常规推荐清单，转而仅针对高风险人群，或由医生与家长通过“共同临床决策”决定是否接种。
这一被学界普遍称为“倒退式调整”的政策，并非公共卫生领域的常规技术修订，而是一场由政治力量主导的制度重构。早在2025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已下达指令，要求卫生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重新审议儿童疫苗接种程序，目标是向“其他发达国家较少剂次”的模式看齐。尽管政策信号早有释放，但因涉及法律争议与公共卫生风险的担忧曾一度搁置，最终仍以行政指令的方式强行推进。HHS公告明确提及，本次调整是严格遵照总统备忘录执行，这与美国长期以来“专家委员会循证评估→机构采纳”的政策制定流程形成鲜明背离。
作为现代免疫规划制度的重要构建国，美国的疫苗推荐体系长期以来被全球视为重要参照标杆。此次打破常规的大幅收缩，不仅在其本国公共卫生史上罕见，更在发布后迅速引爆医学界、公共卫生学界与社会舆论的激烈争议。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出台的现实背景更凸显其争议性——美国疾控中心(CDC)同期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2026年冬季流感季已造成至少9名儿童死亡，流感防控压力正持续攀升，此时缩减相关疫苗推荐范围，无疑让公共卫生防线雪上加霜。
权力重构：政治力量如何架空科学决策?
本次疫苗政策调整的核心争议，在于决策流程的“去科学化”——传统上主导疫苗政策制定的专业机构被边缘化，政治意志直接穿透技术评估环节。CDC旗下的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ACIP)，原本是美国疫苗政策的“科学基石”，承担着评估疫苗安全性、有效性与公共卫生必要性的核心职责，其建议更是“儿童疫苗计划”(VFC)资助范围调整的唯一依据。但在此次调整中，ACIP的程序性作用被显著弱化，涉及疫苗推荐级别变动的关键内容，未完全沿用其长期依赖的外部专家咨询流程，而是由卫生部长与兼任CDC代理负责人的Jim O’Neill直接批示发布。
这一权力重构的背后，是卫生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长期以来对现行疫苗体系的质疑。在出任卫生部长前，他就多次公开批评美国儿童疫苗接种程序“过于复杂”，并牵强将20世纪80年代后疫苗种类增加与儿童自闭症、过敏等慢性疾病报告上升关联。尽管这一说法已被大量权威研究反复驳斥，科学界早已形成“疫苗与自闭症无因果关系”的共识，但肯尼迪仍在任职后推动了ACIP的重组，任命多名持疫苗怀疑态度的成员进入委员会，此前该委员会已对新冠疫苗、乙肝疫苗的推荐强度进行过修订。
政策调整的官方评估文件中，FDA药物评估与研究中心代理主任Tracy Beth Hoeg、HHS助理部长办公室首席科学与数据官Martin Kulldorff等官员给出的调整理由颇具争议。他们认为，美国儿童疫苗覆盖疾病数量与推荐剂次远超多数发达国家，且疫情期间防疫措施与强制接种引发的争议，削弱了公众对常规免疫系统的信任，因此建议对“非严重或广泛流行”疾病降低统一接种推荐，以提升社会可接受性。这一逻辑本质上是将公共卫生政策捆绑于社会情绪与政治诉求——疫情后美国社会围绕疫苗的争论已高度政治化、情绪化，新一届政府试图通过“减少统一推荐、强化个体决策”的方式，缓解公众对“制度强制感”的抵触，却忽视了公共卫生的科学规律。
学界与地方的集体抵制：科学共识VS行政指令
对于这一背离科学的政策调整，美国医学界、公共卫生学界给出了近乎一致的强烈反对。美国儿科学会(AAP)主席Andrew Racine医生在政策发布当天就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直指联邦卫生官员的决定“危险且不必要”。他强调，美国长期以来以科学证据为基础的疫苗评估体系，是保障儿童健康、防范疾病并发症与住院风险的最佳保障，而此次调整仅通过对其他国家做法的简略审查，就颠覆了这一严谨的科学流程。AAP明确表态，将继续发布独立的儿童疫苗接种建议，拒绝采纳联邦新指南。
多位专家进一步指出，将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疫苗政策简单类比，本身就存在逻辑漏洞。美国卫生体系具有高度碎片化特征，与实施全民医保的欧洲国家在疾病负担、医疗可及性、社会结构等方面差异显著，疫苗推荐策略必须结合本国国情综合评估，而非盲目对标。美国参议院议员Bill Cassidy也在网络平台发声质疑：“CDC疫苗接种程序并非强制令，在缺乏科学安全评估与透明度的情况下改动，只会制造恐慌，让美国更不健康。”
地方层面的抵制行动已率先展开。加州及西海岸多个州的卫生官员明确宣布，将继续执行旧版疫苗推荐时间表，不会因联邦政策调整而改变州级政策，核心目标是保障儿童免疫覆盖率，筑牢本地疾病预防屏障。此外，CDC内部架构调整引发的人才流失也引发关注——在肯尼迪推动的领导层更换与ACIP重组后，多名CDC高级官员已选择离职，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疫苗政策稳定性的担忧。
隐忧浮现：疾病风险回升与健康不平等加剧
公共卫生学界的核心担忧，在于政策调整可能引发的连锁负面效应，且这些影响具有明显滞后性，将在未来几年逐步显现。其中最关键的风险，是疫苗覆盖率的结构性下滑与群体免疫屏障的弱化。“全体儿童统一推荐”是维持高接种率的重要制度保障，一旦转为“个体决策主导”，接种行为将深受风险感知、信息获取能力、经济条件等因素影响，疫苗犹豫情绪可能进一步加剧，原本稳定的免疫屏障将出现缺口。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下滑并非均匀分布，而是会向弱势群体倾斜。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医疗资源获取困难的群体，将成为接种率下降的重灾区，进而导致疫苗可预防疾病的发病风险向这部分群体集中，使得疫苗接种不平等转化为疾病风险不平等。同时，政策层面的推荐级别下调，可能被公众误读为“疾病风险下降”或“疫苗必要性降低”，这种认知偏差会进一步削弱社会对常规免疫体系的信任，让接种行为从“制度默认”转变为“被动选择”，而这种认知一旦形成，扭转起来将极为困难。
具体到疾病防控层面，流感、轮状病毒等儿童高度易感的季节性疾病，其控制效果高度依赖稳定充足的疫苗覆盖率，即便覆盖率出现温和下降，也可能改变疾病传播的基线水平，导致发病率回升、儿童住院病例激增，给本就承压的医疗系统带来更大负担。公共卫生界已明确，未来几年需重点监测四大核心指标：儿童疫苗接种率变化趋势、疫苗可预防疾病的发病与住院数据、群体免疫阈值是否被突破、不同社会群体的健康差距是否进一步扩大。当前可以确定的是，影响的负面方向已明确，不确定的只是影响的程度与显现节奏。
全球涟漪：对全球免疫治理的制度性冲击
从国际视角看，美国此次调整堪称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一次“异常事件”。过去二三十年间，全球各国的国家免疫规划(NIP/EPI)均呈现“疫苗种类增加、覆盖范围扩大、保障机制完善”的共同趋势，常规调整多是针对接种年龄、剂次的精细化修订，像美国这样短期内大幅缩减统一推荐范围的做法，在国际实践中极为罕见。
作为全球疫苗政策的重要参考国，美国的“倒退式调整”可能引发全球免疫治理的连锁反应。其在免疫规划体系建设、循证评估方法等方面的国际影响力，意味着其政策转向可能被部分国家误读或借鉴，进而在全球范围内放大疫苗政策的制度不确定性。国际社会的评论主要聚焦三大核心影响：一是对疫苗政策“科学证据基础”的冲击，绕过传统审议机制的做法，可能削弱全球范围内疫苗政策的科学合法性;二是对全球疾病防控的潜在威胁，美国疫苗覆盖率下降可能导致部分传染病反弹，进而通过人员流动等渠道影响其他国家;三是对全球免疫治理规范的挑战——世界卫生组织主导的全球疫苗策略，始终以“高覆盖、普遍推荐”为核心原则，美国的转向可能对这一原则的权威性形成冲击。
警示意义：免疫体系的信任基石不可撼动
本质而言，美国此次儿童疫苗推荐体系调整，并非源于疫苗有效性、安全性的新科学证据，而是一场在政治导向与社会信任危机背景下的制度重构。这一案例清晰地揭示：公共卫生政策早已超越单纯的科学评估范畴，深度嵌入社会情绪、政治博弈与制度理念的复杂交织中。
对中国而言，这一事件具有强烈的警示意义：一个稳定、可信的免疫体系，是长期积累的公共财富，其核心支柱是制度透明、科学循证、公共沟通与社会信任。这些支柱的构建需要漫长时间，但破坏却可能在短期内发生，且恢复过程将异常艰难。维护免疫体系的权威性与公信力，既要坚守科学循证的核心原则，也要建立畅通的公共沟通机制，及时回应公众疑虑，避免公共卫生政策被非科学因素绑架，这正是美国此次调整留给全球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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