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比我想象的还要疯狂，我发现自己一开始就无法放下它。”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对《坏血》的沉迷，道出了硅谷史上最荒诞骗局的吸引力——辍学少女伊丽莎白·霍尔姆斯用“一滴血验百项指标”的谎言，将Theranos打造成估值近百亿美元的独角兽。而鲜为人知的是，当霍尔姆斯的骗局在2018年崩塌时，杭州的三位北大学霸正将这个故事换了个“内核”重新上演，只不过这次的主角从“一滴血”变成了“一坨粪便”。
2015年，硅谷正为霍尔姆斯疯狂。这位辍学生凭借“便携式血液检测”的概念，不仅跻身全美400富豪榜，更入选《时代》全球百大人物，成为硅谷首位亿万女性创业家。同一时间，杭州的餐厅里，三位北大生命科学学院的同窗正因为一场家庭悲剧点燃创业热情——朱叶青的母亲罹患胃癌，让朱叶青、陈一友、吕宁三人将目光锁定在癌症早期筛查赛道。彼时的他们或许没想到，自己将要复制的不是抗癌技术的突破，而是霍尔姆斯式的资本游戏。
与霍尔姆斯的“草根天才”人设不同，诺辉健康的三位创始人堪称“学霸天团”：朱叶青有GE金融亚太区董事总经理的履历，擅长战略运营;陈一友是美国犹他大学病理学博士，曾成功将创业公司卖给日本企业，手握研发资源;吕宁则是杜克大学博士、斯坦福博士后，在罗氏诊断等国际机构积累了十余年IVD开发经验。这样的背景组合，让他们比霍尔姆斯更容易获得资本信任。
果不其然，诺辉健康刚一成立，资本便蜂拥而至。联想系资本、新加坡政府投资、美国杜克大学、礼来亚洲等机构纷纷入局，孙正义旗下的软银更是一路加码。支撑这股投资热潮的，是诺辉健康的核心产品“常卫清”——一款宣称通过粪便样本就能实现结直肠癌早筛的产品。就像霍尔姆斯不用解释“一滴血验百项”的科学原理，三位北大学霸的光环，让“粪便筛查”的技术细节也成了无需验证的“真理”。
朱叶青则为这个“故事”装上了更具吸引力的翅膀。不同于传统医疗企业依赖医院、体检机构的慢节奏模式，他借鉴电商玩法打造“B2B2C模式”：既与B端合作获取品牌背书，又直接在电商平台面向C端消费者销售家用早筛产品。这种模式不仅带来了流量，更给资本画了一张估值暴涨的大饼。即便2018年霍尔姆斯被美国证监会指控诈骗7亿美元、放弃公司控制权时，诺辉健康的营收仅1881万元，资本的热情也丝毫未减。
诡异的信号在2020年悄然出现。全球疫情让检测公司进入“印钞机时代”，同行们试剂紧缺、订单爆单，诺辉健康却交出了上半年营收1052万、出货量暴跌50.4%的成绩单。但此时的资本早已骑虎难下——大佬们需要通过上市解套，更需要“脸面”。盈亏成了次要问题，上市才是唯一目标。2021年2月，诺辉健康成功登陆港交所，首日股价飙升至76港元，市值突破300亿港元，数月后更是攀上400亿港元的高峰。
这场狂欢在2023年8月戛然而止。做空机构历时16个月，通过走访员工、医院、经销商，搜集电商数据等方式，抛出了一份重磅报告：诺辉健康业绩造假90%。此时的诺辉健康正高调宣布“2023年接近盈亏平衡”，其营收从2020年的7056万元暴涨至2022年的7.65亿，三年增长近10倍，亏损也从30.85亿收窄到8031万元。光鲜数据的背后，是一套令人咋舌的造假链条。
做空报告揭露的真相颠覆认知：诺辉健康与经销商签订销售合同后，经销商竟从环卫工人处收购粪便样本完成检测报告，审计机构则依据这些虚假报告确认收入。资金循环更是闭环操作——诺辉健康以“营销费用”名义将钱转给第三方公司，第三方再转给经销商，经销商最后用这笔钱支付诺辉健康的采购款。2021年因销售团队仅100多人，还需发动亲戚朋友用银行卡做账(单月限额9.3万);到2022年，销售团队扩至500人，造假规模也升级为直接找第三方公司操作。
骗局败露的连锁反应迅速蔓延。审计机构德勤直接“撂挑子”辞职，开曼大法院委任清盘人，诺辉健康从2025年8月进入不可逆的清盘程序，董事会彻底失去决策权。早在2024年，朱叶青就已被迫辞去CEO职务，据闻其被踢出董事会时情绪崩溃、痛哭流涕。而曾将诺辉健康列为第一大重仓股的光大阳光智造混合基金，只能眼睁睁看着其估值从每股14.14港元一路跌至0.01港元。
黑色幽默的是，2022年上市成功后，朱叶青曾让技术人员从官网删除三位创始人的介绍，称“不需要外界知道谁是创始人，只需知道公司在做什么”。如今，港交所的退市通知给出了最讽刺的答案。三位创始人早已出局，陈一友甚至与北大校友、前阿里巴巴美国负责人姚纳新在2025年4月创办新公司并融资数千万，只留下4000多名投资者排队状告诺辉健康。
从硅谷的“滴血验癌”到杭州的“粪便筛查”，两场相隔万里却如出一辙的骗局，暴露的不仅是创业者的贪婪，更是资本狂欢下的理性缺失。当霍尔姆斯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朱叶青们或许没想到，自己精心复刻的故事，最终会以同样狼狈的结局收场。就像老百姓那句调侃：“抓屎上头——自讨苦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