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知道，一个多小时前，这个刚从短暂睡眠中被叫醒的孩子，曾被深夜的寒意冻得嚎啕大哭。可片场里，灯光、摄像、导演早已各就各位，一句“拍摄不能停”，就让他擦干眼泪，重新站回了镜头前。这部戏开拍七天，星星占了六天戏份，偶尔的休息的间隙，也被紧凑的拍摄计划挤得所剩无几，七天里，他的日均工时从未低于十二个小时。
星星不是个例。过去两年，随着微短剧行业的爆发式增长，越来越多和他一样年幼的孩子，被推上了短剧片场。他们学着在镜头前收起稚气，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懂事”：能承受超长工时的消耗，能精准把控“说哭就哭，说笑就笑”的情绪开关，能在泥泞、寒风中反复NG却很少抱怨。而这份“懂事”的背后，是部分家庭眼中可观的经济回报，也是千亿赛道高速运转下，被忽视的童年重量。
《DataEye 2025年微短剧行业数据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微短剧、漫剧全年产值已突破千亿，其中真人微短剧市场规模达825亿，用户规模更是高达6.96亿。热钱涌入、产能爆发，这个看似魔幻新奇的行业，不仅为成人演员和制作团队提供了密集的工作机会，更催生了以儿童为主角的“萌宝”赛道——多个短剧平台上，萌宝题材频频登顶榜单，2025年热力值5000万以上的短剧中，萌宝类型占比超30%。
可繁荣之下，是近乎荒芜的未成年人保护。这个年产值825亿的行业，至今没有明确的未成年演员工时限制、没有严格的内容审查、没有专业的心理支持，孩子们在片场的所有“保障”，只剩下家长的肉身陪护。就像一台不知终点、不加减速的列车，短剧行业正带着一群懵懂的孩子，驶向一个尚未建立规则的未知世界，而家长们，既是推手，也是这场无序奔跑中，唯一的防线。
一、入局：从“试戏”到“务工”，门槛背后的诱惑
大多数孩子的短剧之路，都始于一场偶然的试戏，而背后，往往藏着家长的心动与博弈。叮当的入行，带着几分妈妈的“不服气”。2024年，一通号称来自影视机构的试镜电话，打破了这个普通中产家庭的平静。在此之前，叮当妈妈从未接触过童模、拍戏行业，甚至算不上短剧受众，只是偶尔在抖音上刷到过短剧剪辑。抱着“去看看”的心态，她带着刚满3岁、刚能说清完整句子的叮当去了机构——和许多家长一样，她也给孩子报过各种培训班，总希望孩子能有“过人之处”。
那次试戏，是一段哭戏。叮当需要扮演一个维护奶奶的小孙子，边哭边说出台词“奶奶是好人，你们不能欺负她”。彼时的他，根本不懂“表演”是什么，更不懂剧情里的委屈与愤怒。为了让他哭出来，妈妈想到了一个“简单”的办法：假装拿走他最在意的饮料，轻声说“我把你的饮料喝了噢”。
哭声瞬间响起，眼泪顺着脸颊滑落。叮当妈妈立刻打开摄像机，带着他一字一句念完台词。就是这段仓促的试戏，在三个月后，让3岁的叮当正式踏上了短剧片场，成了一名“小演员”——在此之前，叮当妈妈拒绝了机构的付费要求，凭着一股“难道一定要交入会费才能入行”的韧劲，在社交平台搜索信息、加入免费通告群、主动对接经纪人，最终为孩子争取到了机会。
门槛低、体验新奇，是许多家长最初选择让孩子入局的原因。7岁的混血女孩安娜，妈妈是中国人，爸爸是突尼斯人且常年在国外工作，幼儿园时因长相突出被电视广告导演看中，早早走上了“童星”之路。2023年，安娜妈妈在通告群里看到短剧招募演员的信息，抱着“让孩子多体验”的心态，把安娜送去了试镜。
那是安娜的第一部短剧，一部年代剧。戏份里，村里爆发瘟疫，村民们扬言要烧死她饰演的小女孩。拍摄当天，长沙寒风刺骨，安娜穿着破破烂烂的薄棉袄，从山坡上一次次滚下来，直到导演满意。拍到晚上九十点钟，陪同进组的父亲心疼得红了眼，反复说“再也不要接这样的了”“家里并不缺钱，又何必为了几百块片酬遭这份罪”。
可他的反对，终究没能抵过行业的诱惑。凭借突出的外形和敏锐的情绪感受力，安娜的片约接踵而至。2024年，安娜妈妈正式辞职，全职陪孩子拍戏，母女二人常年全国跑组，西安、横店、昆明……几乎走遍了所有短剧拍摄地。安娜的日薪很快突破3000元，成为许多制片人和导演青睐的儿童演员，即便一个月只拍一部戏，也能为家庭带来两万元左右的收入。
星星的入局，同样充满偶然。他因一条模仿高德地图语音包的短视频被导演注意到，受邀为奶粉广告配音，又因外形出众被建议转型拍摄。2024年3月，通过经纪人接到第一部萌宝戏后，他正式踏入这个高速运转的行业。
这些家长们起初都以为，拍短剧只是孩子的一场“新奇体验”，却没人真正意识到，这份体验背后，藏着远超孩子承受能力的强度与代价。不久前，一则短剧拍摄花絮引发众怒：视频中，一名女演员背负婴儿在雨中拍摄，婴儿长时间淋雨，而网友透露，这个婴儿的片酬仅800元。在这个高度工业化的生产体系里，每个个体都只是流水线上的一环，哪怕，只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
二、驯化：被“训练”的成熟，藏着不为人知的委屈
“你现在随便拎出来一个4岁小孩，哪个能在一件事情上专注10个小时以上？没有。”叮当妈妈的话里，既有骄傲，也有不易察觉的酸涩。初入片场时，孩子们大多带着好奇与欢喜。穿上仙侠、总裁的服装，每天能吃到糖葫芦、和来自天南海北的人相处，七天一个剧组、一场相遇，这种新鲜劲，让他们很快爱上了拍短剧。而家长们，也总能轻易看到孩子的“进步”：更专注、更外向、更成熟，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
4岁的叮当，能清晰复述自己拍过的每一部戏的剧情、每一个角色的名字，还会说出“拍卖会”这种远超同龄人的词语；回到家里，他会主动向客人详尽分享拍摄经历，条理清晰地分辨“戏里的坏人”和“现实中的好人”。星星则在拍戏的过程中，认会了2000多个字，别的孩子还需要家长陪读剧本时，他已经能自己拿着荧光笔，一行一行标注台词、熟记戏份。
可这些“进步”与“温暖”，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短剧行业的高效率，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极致抗压、高效执行，这份要求，同样落在了未成年演员身上。熬夜，是他们的基本功；忍耐，是他们的必修课。
在湖州拍摄一部民国戏时，安娜原本八天的戏量被压缩到六天，最长的一天，拍到第二天早上七点才收工。到了拍摄后期，孩子已经疲惫到连词都说不清楚，站在片场里摇摇欲坠，却还是被要求坚持到最后。叮当在拍摄一部短剧时，有一场灌酒戏份，妈妈原本以为会用借位或道具完成，可真正开拍时，导演却要求对手演员将汽水直接灌进孩子嘴里。
对手演员满脸犹豫，反复向导演确认“孩子还这么小，真的要这么做吗？”，可导演只有不耐烦的催促：“你上吧。”汽水顺着叮当的嘴角往下流，呛得他喘不上气，衣服湿透、满脸狼狈。叮当妈妈提出调整拍法，哪怕只是把带气的汽水换成孩子爱喝的蓝莓汁，也被导演断然拒绝。那天，她本要赶飞机回到工作的城市，可导演撂下的狠话，让她进退两难：“孩子不拍完，你也别想走。”
最让家长们揪心的，是哭戏。在短剧的拍摄逻辑里，演员的情绪和身体，都是推动剧情的工具。成年人可以凭借经验演绎情绪，可对一个尚未理解剧情含义的孩子来说，真实的眼泪，往往需要现实的“刺激”。
安娜妈妈曾在片场亲眼目睹过令人心碎的一幕：一个孩子怎么都哭不出来，全场的人都在等待，着急的家长最终失去耐心，上前直接给了孩子一巴掌。清脆的耳光过后，孩子的哭声瞬间响起，镜头顺利完成，可那个孩子脸上的委屈与恐惧，却久久没能散去。
叮当妈妈也摸索出了一套“刺激”情绪的技巧：只要假装拿走孩子喜欢的东西，就能让他立刻哭出来。这套方法屡试不爽，直到有一次拍摄，叮当边哭边抬头，眼神里满是困惑与委屈，轻声问妈妈：“你说要拿走我饮料是不是假的？妈妈，你是不是就是为了让我哭一下，让我拍戏？”
那一刻，叮当妈妈所有的骄傲，都瞬间崩塌。她才突然意识到，孩子的“成熟”，不过是被行业驯化的结果；那些看似“精准”的情绪，背后藏着的，是不为人知的委屈与无助。
三、博弈：家长的赌局，名利背后的坚守与妥协
孩子们在片场承受的代价，家长们也在同步承担。陪拍，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家长们的“出工时间”，远远超过孩子本身。叮当妈妈曾有过20个小时没合眼的经历：拍摄当天，孩子还在睡觉，她就要提前起床收拾行李；到了片场，唯一的躺椅要留给孩子休息，她只能全程站在一旁，时刻关注着孩子的状态；拍摄结束后，回到住处，还要给孩子洗漱、洗衣服、收拾第二天的物品，等到一切忙完，天已经亮了。
有些家庭，会把陪拍的任务交给家里的老人。叮当妈妈依旧在职，无法全程陪拍，叮当姥姥便主动承担起这份责任，陪着外孙全国跑剧组。一次连续通宵拍摄结束后，姥姥累得再也忍不住抱怨：“你们别老叫我去，你们要陪自己陪去。”可抱怨归抱怨，看着外孙的笑脸，她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继续陪着孩子在各个片场奔波。
为了让孩子有更多被看到的机会，家长们还要化身“经纪人”“运营”，为孩子铺路。许多妈妈会专门为孩子开设微信号、小红书账号，规律发布孩子的档期、演技高光片段和上线的短剧成果，只为吸引制片人和导演的注意。
星星妈妈更是投入了全部精力：为了拍摄自媒体素材，特意给星星姥爷换了新手机，详细告知拍摄技巧，明确要求姥爷对着哪个摄像头、哪个监视器拍摄，才能拍出最佳效果；每天回家后，她要花费大量时间处理素材、剪辑短视频，同步上传到各个平台；除此之外，她还要每天浏览至少5000条通告群信息，像客服一样，来回对接剧组、经纪人、学校和家庭，不敢有丝毫松懈。
家长们如此全力以赴，终究绕不开名利二字。尽管他们大多不愿直白谈论，可行业里的高回报，终究是支撑他们熬下去的核心动力。
据行业人士透露，目前大部分儿童演员的日薪在800至1000元之间，演技较好的腰部演员日薪在2000至5000元浮动，而有过大爆剧经验的头部儿童演员，日薪甚至能高达万元以上。孩子参演的爆火作品越多，身价越高；遇到期末考试等时间成本较高的时段，报价还会进一步上浮。
这份高回报，让许多家长甘愿赌一把。他们全身心投入到孩子的演艺事业中，期盼着孩子能拍出一部像《隐秘的角落》一样的爆火作品，一夜成名，成为下一个“王俊凯”。有着4年短剧经纪经验的小恺透露，他曾遇到过明确表示“不缺钱”的家长，对方直接提出：“我给你5万，你们能把孩子捧红吗？”
可这场赌局，从来都没有稳赢的可能。随着短剧行业同质化严重，平台开始限制重复拍摄，项目数量大幅减少。几位行业经纪人向星星妈妈透露，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横店的短剧数量已经缩减到原来的三分之二，甚至二分之一。一些从业多年的老经纪人，开始在通告群里提醒大家：“现在行情不好，有机会就先演着，别太挑。”
行业行情的下滑，缩小了家长们的选择空间，也无形中压缩了他们与剧组谈条件的余地。曾经可以拒绝高强度戏份、可以要求合理工时的家长，如今只能无奈妥协——他们害怕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害怕孩子被行业淘汰，哪怕，这份机会需要孩子付出更多的代价。
四、困局：唯一的防线，与未知的未来
面对行业的无序与孩子的委屈，家长们并非毫无反抗。他们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所能，为孩子筑起一道脆弱的防线。叮当被灌饮料的戏份结束后，叮当妈妈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我觉得是我没有给叮当挑好剧本，责任全在我。”那之后，她毅然为叮当签约了一家规模不大但人性化的短剧公司——这家公司的老板就是出品人，话语权远超导演，不仅会给叮当提供每年固定的主演机会，还会为他量身打造剧本。
签订合约时，叮当妈妈特意聘请了律师，在合约中加入了多项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条款：不得拍摄涉及杀戮、血腥、死亡等可能对儿童造成心理伤害的内容；明确每日最长工时，约定超时费用；强制安排午休时间，保障孩子的休息权益。她不想再让孩子，承受那些本不该承受的委屈。
安娜妈妈也做出了调整。在陪安娜完成那场高强度民国戏后，她立刻修改了所有合约，加入了超时费条款：拍摄时间超过14小时后，按日薪的10%计算时薪；同时，她们计划将安娜的日薪上涨到5000元，用高片酬反向筛选不够专业、不重视儿童权益的制作团队。
可家长们心里都清楚，这些努力，终究只是被动防御。“这些条款，大部分都不是听人说的，都是自己摔跟头、栽跟头，才慢慢学会避坑、逐步完善起来的。”安娜妈妈的话，道出了所有陪拍家长的无奈。最终能否守护好自己的孩子，取决于家长是否在场、是否机敏，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足够的市场选择权，是否有勇气，和强势的剧组僵持到底。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菁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六岁以下的儿童，很难清晰区分现实世界与虚构情境。频繁进入角色、完成高强度的情绪任务，可能会对他们的认知和情感边界造成不可逆的影响——比如，孩子可能会把戏里霸道总裁的相处模式，带入到未来的人际关系中，难以处理正常的情感联结。
更令人揪心的是，儿童的防御机制往往是讨好父母。很多时候，孩子或许并不喜欢拍戏，甚至在拍摄过程中感到痛苦，但为了让爸妈开心、让爸妈满意，他们会刻意伪装出“愿意”的样子，把所有的委屈都藏在心里。
2026年1月8日，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发布《儿童类微短剧管理提示》，明确要求切实保障儿童演员的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不得让儿童演员超负荷拍摄，不得让其出演超出身心承受能力的暴力、惊悚、情感纠葛等戏份。这份提示，像是一束微光，照亮了这个无序的赛道。
可规则的落地，从来都需要时间。在明确的行业规范真正建立起来之前，短剧行业里的未成年演员，依旧要在无序中挣扎。而行业行情的下滑，更让他们的未来变得愈发不确定——选择空间缩小，家长们谈条件的余地被压缩，孩子们可能会面临更苛刻的拍摄要求、更沉重的身心负担。
叮当妈妈曾经一直坚信，叮当不会被拍戏影响。在她眼里，叮当是个“会为了得到小汽车策略性哭泣”“眼泪秒出，但不往心里去”的孩子。那场灌酒戏之后，她刻意避开这个话题，不愿加深孩子的负面回忆：“孩子不问，我就不提，就当这件事过去了。”
直到很久以后的一天，叮当突然拉着她的手，仰着小脸，小声说：“妈妈，能不能不拍那种戏了，不好玩。”
这一次，叮当妈妈没有犹豫，用力点了点头，答应了他。
那一刻，她终于明白，比起所谓的“成熟”与名利，孩子的快乐与纯真，才是最值得守护的东西。而这个高速运转的短剧行业，也终究需要慢下来，等一等这些被推着奔跑的孩子，等一等那些尚未完善的规则，让每一份童年，都能被温柔以待。
（文中星星、叮当、安娜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镜相工作室，作者：黄天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