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离整体趋势的学术圈自杀困境
从宏观数据来看，中国自杀率的下降堪称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成就。2002 年至 2021 年间，城市地区自杀率从每 10 万人 12.79 例骤降至 4.31 例，农村地区也从 15.32 例降至 7.09 例。然而，与这一积极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术界的自杀事件不仅未随之减少，反而逐渐成为公众舆论关注的焦点。事实上，这一问题并非近年才出现。早在 2011 年，人类学家苏珊娜・布雷根贝克（Susanne Bregnbaek）在研究北京精英大学生自杀率上升现象时，便将其形容为 “公开的秘密”—— 圈内人普遍知晓，却始终缺乏公开的讨论与有效的应对措施。2023 年发表于《Heliyon》杂志的一项关于中国博士生导师制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年轻研究人员和学者的自杀行为，不应被简单归为孤立的个人悲剧，而应被视作一个亟待解决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
今年 5 月，加拿大约克大学社会学学者吴志明（Cary Wu）等人在《预防医学报道》（Preventive Medicine Reports）发表的最新研究，为这一 “公开的秘密” 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数据支撑。该研究系统梳理了 1992 年至 2024 年间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内的自杀案例，最终形成了包含 130 起本土案例的数据库（剔除 13 起境外案例）。研究明确指出，中国学术圈的自杀现象面临着三重困境：社会舆论刻意回避、学术机构鲜少承担责任、系统性研究严重匮乏。
二、130 起自杀案例勾勒的学术生存图景
要探究学术圈自杀现象的根源并制定有效的预防措施，详实可靠的案例数据是基础。然而，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科学界自杀事件缺乏官方公开记录。2023 年《Heliyon》的研究便提到，即便存在相关数据收集，也可能因社会对自杀的耻辱感以及报道限制而难以完整呈现。为突破这一数据困境，吴志明团队搭建了一套严谨的数据库。研究人员通过百度、搜狗、360 搜索、Google 和 Bing 等多平台，以关键词检索的方式收集相关信息，随后经过交叉验证与人工编码，最终筛选出 1992～2024 年间 143 起媒体报道的中国科学界自杀案例，其中 130 起发生在国内。尽管该样本无法完全代表全国学术群体的情况，但仍清晰揭示出学术圈自杀现象的时间趋势与结构性特征。
从人群特征来看，这 130 起案例呈现出明显的集中性：
- 性别与年龄：男性占比高达 73.1%（95 例），女性占 26.9%（35 例）；年龄中位数为 29 岁，绝大多数案例为 30 岁以下的年轻研究生，年轻学者成为自杀风险的高发群体。
- 机构与职称：几乎所有案例均来自 985 和 211 高校这类顶尖学术机构。从职称分布看，研究生占比 66.2%（86 人），教授占 16.9%（22 人），副教授占 9.2%（12 人），助理教授或讲师占 7.7%（10 人），研究生与资深教授成为两大高危人群。
- 学科领域：科学和工程领域是重灾区，占比 56.2%（73 例），这与该领域高强度的科研压力、严格的成果要求密切相关。
三、从 “隐秘” 到 “改革”：破解危机的四大呼吁
尽管吴志明团队的研究受限于媒体报道数据，但它首次将中国学术圈自杀问题系统化地呈现为公共卫生议题，并指出已报道的自杀案例仅是 “冰山一角”，更多未被发现的自杀意念与未遂行为潜藏在水面之下，学术领域的心理危机远比统计数据所展现的更为严峻。研究人员强调，目前中国科学界的自杀危机仍处于 “公开的秘密” 状态，几乎没有系统性措施来应对。虽然部分高校开设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但内容缺乏针对性，难以满足学术群体的实际需求。为解决这一问题，研究团队从制度与实践层面提出了四项关键呼吁，推动学术圈自杀危机从 “隐秘” 走向 “公开”，从 “忽视” 走向 “改革”。
（一）推动认知转变：将自杀危机纳入公共卫生范畴
研究人员首先呼吁政府与学术机构公开承认科学界日益严峻的自杀危机，并正式将其界定为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官方与学术界的明确表态，对重塑公众观念、减少心理健康污名化至关重要。当前，媒体报道虽已逐渐将学术圈自杀视为社会问题而非单纯的个人心理问题，但社会层面的认知仍存在偏差。许多人仍将有自杀念头的人等同于 “有严重个人问题”，将情绪挣扎、心理挑战视为 “意志力薄弱” 或 “个人弱点”。这种普遍存在的心理健康污名化，不仅让有需求的人不敢寻求帮助，也阻碍了心理健康支持体系的建设。只有官方明确立场，才能引导社会正视这一问题，为后续干预措施的推进扫清认知障碍。
（二）追溯压力根源：解决结构性的上游问题
其次，研究人员呼吁政府与学术界协同发力，破解导致自杀行为的核心诱因，包括学术压力、个人压力、家庭压力与工作压力。而这些表面压力的背后，实则隐藏着更复杂的政治、制度、文化与社会因素，这一点从自杀案例的分布模式中可清晰窥见 —— 大多数自杀事件发生在研究型大学，正是因为这类机构的学术环境更为紧张。具体而言，高压学术环境的形成源于多重因素：毕业、晋升与终身职位的严苛要求，迫使研究人员长期超负荷工作，进而引发倦怠、焦虑与抑郁；有限的科研资金与核心职位的激烈竞争，进一步加剧了生存压力；学术竞争的高风险性还可能导致研究人员社交隔离、与同行脱节，使其在困境中难以获得情感支持；此外，学术界森严的等级结构容易滋生不良人际关系，进一步加重情绪困扰。
数据还显示，多数自杀案例发生在北京等大城市，且受害者多来自农村或欠发达地区。这一现象揭示出经济因素的潜在影响 —— 年轻研究人员在大城市面临工作不稳定、生活成本攀升等问题，尤其是住房、子女养育等开支，仅凭现有薪水往往难以负担。这种经济压力会逐渐消磨他们对学术事业的热情，成为压垮心理防线的重要稻草。只有从制度层面优化学术评价体系、改善科研人员待遇，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压力。
（三）建立数据体系：开展系统性监测与研究
第三，研究人员呼吁官方建立学术圈自杀事件的正式记录制度，开展自杀模式的系统性研究。早在 1987 年，中国政府便开始公开发布全国整体人群的自杀率数据，以配合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死亡率数据共享工作。但截至目前，针对学术界这一特定群体的自杀数据仍处于空白状态。高质量的数据对自杀预防至关重要。以自杀方式为例，在吴志明团队的研究中，跳楼是最常见的自杀方式。这一现象可能源于受害者的绝望情绪，也可能因为跳楼更易引发公众关注，进而被媒体报道；而服毒等曾在农村地区高发的自杀方式，因多发生在非公开场合，往往难以进入媒体视野。这意味着，学术圈的实际自杀人数可能远高于现有报道数据。
此外，限制自杀手段的获取是国际公认的有效预防措施。只有通过官方数据收集与系统研究，明确学术圈常见的自杀方式，才能针对性地制定限制措施，例如加强高校高楼的安全防护、规范危险药品的管理等，从技术层面降低自杀风险。
（四）凝聚集体力量：构建健康的学术生态
最后，研究人员呼吁各方采取紧急集体行动，构建更健康、更具支持性的学术环境。这需要大学、心理健康专业人员与政策制定者的协同合作：- 学术机构应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提升师生对心理问题的认知；同时与媒体合作，引导负责任的自杀事件报道，避免过度渲染或忽视，减少污名化。
- 心理健康专业人员需结合中国学术环境的特点，探索并推广基于证据的干预方法，如认知行为疗法，为学术群体提供更贴合需求的心理支持。
- 政策制定者则需推进学术评价体系改革，减少不必要的竞争，增加科研资源投入，为研究人员营造更宽松的职业发展环境。
四、不止于中国：全球学术生态的共同课题
科研本应是照亮社会进步的灯塔，但在灯塔的光环之下，无数科研人员正承受着不为人知的孤独与痛苦。130 个逝去的生命，虽只是 “冰山一角”，却足以警示我们：学术圈的自杀现象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学术生态与社会环境中系统性问题的集中爆发。如果继续将其视为 “不愿正视的秘密”，这一危机将持续扩散，不仅会造成人才的巨大损失，更会动摇科研创新的根基。唯有正视问题、承认危机，从公共卫生的视角推进制度改革与环境优化，才能让学术领域重回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更重要的是，中国学术圈面临的这一困境，并非个例。在全球范围内，随着科研竞争的加剧、评价体系的僵化，许多国家的学术群体都面临着相似的压力与心理危机。从这个角度看，破解中国学术圈的自杀危机，不仅是对中国科研事业的拯救，也为全球学术生态的优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象牙塔不应成为生命的牢笼，而应是孕育梦想与创新的土壤。让学术回归其本质，让科研人员能够在健康、包容的环境中追逐真理，这既是对逝去生命的告慰，也是对未来科研事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