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宪裁决落地！特朗普对等关税遭否 最高法院成终极战场

2025 年 8 月 29 日，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庭内，7:4 的投票结果打破了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合法性根基。法院裁定，总统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实施的全球性关税超越职权范围，这一判决不仅引发特朗普 “彻底灾难” 的社交媒体怒吼，更迫使白宫加速启动以国家安全为名的 “B 计划”—— 依托《1962 年贸易扩展法》第 232 条款扩大行业关税。这场司法与行政的权力博弈，正悄然重塑美国贸易政策的法律基础与全球供应链格局。​ 美国宪法第一条明确将 “规范对外贸易” 的权力赋予国会，但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 1977 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突破这一限制。法院判决书尖锐指出，该法律仅授权总统在 “异常和特殊威胁” 下采取针对性经济措施，而非建立普遍性关税体系。这种对法律条文的严格解读，直接否定了特朗普政府两项核心关税政策：4 月 2 日宣布的 “对等关税” 和针对芬太尼流入的惩罚性关税，后者因与禁毒目标缺乏直接关联而被特别点名违法。​
这场法律纠纷的根源在于行政权力的扩张野心。早在今年 5 月，纽约国际贸易法院已初审裁定关税违法，而上诉法院 7:4 的维持原判结果，凸显司法系统对总统越权的警惕。法官们强调，即便面临所谓 “国家紧急状态”，总统也不能凌驾于国会的贸易规制权之上。这种立场得到国会民主党议员普遍支持，认为裁决是对 “行政越权” 的必要制约。​
目前，这些被判违法的关税仍能维持至 10 月 14 日，为特朗普政府上诉至最高法院争取时间。但法律专家普遍认为，最高法院的审理将面临艰难抉择：一方面，9 名大法官中 6 名保守派通常倾向支持行政权扩张；另一方面，他们近年推崇的 “重大问题原则” 要求行政部门在重大决策上必须获得国会明确授权。这种内在矛盾使案件前景扑朔迷离 —— 保守派曾运用类似原则否决拜登的学贷减免计划，却可能在关税问题上面临同样的宪法逻辑考验。​
司法部的辩护词试图将关税与国家安全绑定，主张总统在外交事务中拥有广泛裁量权，但这一论点遭遇历史判例的反驳。马里兰大学法学教授马克・格雷伯指出，上一位试图通过关税重塑贸易格局的尼克松时代缺乏类似判例，而当前原告群体涵盖小型企业、贸易协会乃至右倾组织，他们援引的正是最高法院此前否决行政政策的法律原则。若最高法院最终维持下级法院判决，美国财政部可能面临退还已征收的 1590 亿美元关税的压力，这无疑将加剧联邦财政困境。​ 在司法挫败的阴影下，特朗普政府将《1962 年贸易扩展法》第 232 条款视为关税政策的 “安全网”。与 IEEPA 不同，这项法律明确授权总统在认定进口产品威胁国家安全时实施贸易限制，且历史上法院对这类 “国家安全调查” 给予总统极大自由裁量权。Dorsey & Whitney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Augustine Lo 的评价道出关键：“第 232 条款是经过考验的可靠方法”，这种法律稳固性使其成为白宫应对司法危机的核心工具。​
特朗普政府正系统性扩大第 232 条款的覆盖范围。今年 6 月，钢铝关税已从 25% 大幅提升至 50%，并于 8 月新增超过 400 种产品线，涵盖建筑设备、工厂机器人、汽车零部件等复杂制成品。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 Jason Miller 测算，此举使受影响的进口制成品总价值突破 3000 亿美元，“现在，进口含有高比例钢铝的零部件都会受到惩罚”。这种从原材料到制成品的延伸，标志着关税政策从单一行业向产业链整体的扩张。​
更值得警惕的是关税范围的动态扩张机制。美国政府建立了每年三次的申请窗口，允许企业提议将更多产品纳入关税清单，下一轮申请将于 9 月启动。商务部计划在 9 月中旬公布新一批汽车零部件关税，并于 10 月底前启动铜关税程序，后者已引发市场剧烈波动 —— 作为电子和建筑行业的关键材料，50% 的进口铜关税可能成为 “2025 年铜市场的转折点”。白宫文件辩称，美国对进口铜的依赖和国内冶炼能力不足构成国家安全风险，但中国商务部明确指出这是 “以国家安全为名的保护主义”。​
这种扩张策略形成了独特的 “关税叠加” 效应。根据 JD Supra 的分析，第 232 条款关税与其他贸易措施可以累积适用，例如针对中国的商品可能同时面临 301 条款、IEEPA 芬太尼关税和普遍性关税，总税率可达正常关税基础上加征 55%。尽管当前 IEEPA 关税面临司法挑战，但第 232 条款的持续扩张意味着企业进口成本仍将高企，消费者也难以看到商品价格下降。​

美国上诉法院裁定特朗普全球关税多数不合法，但未叫停实施

美国关税政策的转向正引发全球贸易体系的连锁反应。欧盟率先采取反制措施，于 8 月 28 日提出立法提案，拟取消部分美国工业品关税以换取美国对欧盟汽车及零部件关税从 27.5% 降至 15%，并自 9 月 1 日起对软木、飞机零部件等实施零关税。这种有条件的关税减让，反映出贸易伙伴在应对美国单边政策时的灵活策略 —— 通过局部妥协换取关键行业的市场准入稳定。​
但钢铝等核心领域的摩擦仍在加剧。美国对英国钢铝关税维持 25% 的同时，威胁若不遵守《环境政策声明》将提升至 50%，这种 “胡萝卜加大棒” 的策略使双边贸易关系充满不确定性。中国商务部多次批评美方 “单边主义行为”，并援引世贸组织此前裁决指出 232 条款关税违反国际规则，但特朗普政府似乎决意将 “国家安全” 作为突破多边框架的利器。​
企业层面正承受前所未有的决策困境。进口商在签订长期合同时必须考虑三重不确定性：最高法院可能推翻关税的法律风险、政府随时扩大关税清单的政策风险，以及潜在的退税诉求带来的财务波动。许多企业被迫推迟订单或增加预防性库存，密歇根州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已开始调整供应链，将部分采购从亚洲转移至墨西哥以规避钢铝关税。这种调整不仅增加成本，更可能导致全球产业链的永久性重构。​
行业影响已开始沿着供应链传导。铜关税的预期实施引发市场抢购潮，花旗分析师警告这可能加剧全球铜供应短缺；钢铝关税升级则推高建筑和制造业成本，美国建筑商协会数据显示，新关税使非住宅建筑成本上升 3.2%。更深远的影响在于政策示范效应 —— 若美国以 “国家安全” 名义扩大关税被默许，其他国家可能效仿，导致全球贸易壁垒普遍升高。​
这场由司法裁决引发的关税政策转向，本质上是美国三权分立体制下的权力再平衡过程。最高法院的最终判决将决定两个关键问题：总统能否绕过国会实施普遍性关税？以 “国家安全” 为名的行业关税扩张是否存在边界？无论结果如何，特朗普政府通过第 232 条款推进贸易保护的策略已清晰可见。对于全球贸易伙伴而言，如何在法律框架内应对这种 “合法化” 的保护主义，将成为未来数年国际贸易博弈的核心课题。在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中，企业和国家都在重新绘制自己的供应链地图，而这张地图的每一条线条，都浸透着法律争议与权力博弈的复杂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