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强势拉升 7 关口近在眼前

2024 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呈现显著的阶段分化特征。6-7 月间，汇率长期处于窄幅低波区间，市场交投情绪相对平稳；进入 8 月下旬，这一格局被打破，在岸人民币对美元开启快速升值通道，至 8 月 29 日盘中触及 7.126 的年内高点，创下阶段性峰值。不过，升值趋势并未持续单边推进，9 月 2 日汇率在急升后出现小幅回调，呈现 “先强后稳” 的短期走势。​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汇率波动的时间节点与政策信号高度关联 ——8 月 22 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的讲话，成为汇率由稳转升的关键转折点。此外，回溯更早的市场信号可见，6 月下旬三大人民币汇率指数（含 CFETS 指数）降至年内低点后，人民币中间价的调控力度已开始悄然加大，为后续汇率走势埋下政策伏笔。​ 本轮人民币快速升值并非单一因素推动，而是内外市场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可拆解为三大核心驱动力：​
其一，美联储政策信号释放 “贬值压力”。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会议中罕见释放降息预期，明确提及 “通胀仍存担忧但劳动力市场风险上升”，暗示 9 月可能启动降息。这一表态直接引发市场对美元的看空情绪，美元指数承压下行，为包括人民币在内的非美货币创造了被动升值空间，成为汇率走强的外部核心诱因。​
其二，国内市场回暖吸引外资流入。近期 A 股市场表现亮眼，权益市场的赚钱效应促使外资加速进场，不仅直接带动外汇市场的结汇需求增加，更改善了整体汇市情绪。不过需注意的是，外资流动呈现 “结构性分化”—— 权益市场吸引流入的同时，债券市场面临一定流出压力，这也为汇率后续走势埋下平衡变量。​
其三，中间价调控发挥 “预期引导” 作用。8 月 25 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由 7.1321 调升至 7.1161，这是自 2023 年 11 月以来，中间价首次跌破 7.12 关口，释放出明确的偏强调控信号。事实上，6 月下旬起中间价调控力度已逐步加大，其核心目标不仅是引导市场汇价适度升值，更在于稳定人民币汇率指数，弥补上半年 “国内经济偏强、美元大幅下跌但人民币升值幅度不匹配” 的缺口。​
中信证券明明团队进一步指出，此轮升值是 “外部环境改善 + 政策信号引导 + 市场资金流入” 的共振结果，三者相互叠加，共同推动汇率突破前期低波区间。​ 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市场机构虽存在细节分歧，但整体共识集中于 “以稳为主”，具体观点可归纳为两大维度：​
从短期走势看，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判断，人民币仍将维持偏强运行状态，核心观察变量包括美元指数走势与中间价调控力度；中信明明团队则更强调 “支撑条件的持续性”，认为若汇率能保持偏强震荡，结汇需求或继续提供支撑，但当前国内基本面更多起到 “托底作用”，而非 “主动推升作用”，因此人民币汇率突破 “7” 关口仍需更多政策或市场催化因素。​
从长期逻辑看，机构普遍认为 “大幅波动风险较低”。王青指出，当前稳汇市政策的核心目标仍是 “保持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重点在于避免单边预期引发的汇率大起大落，同时引导汇率中枢顺应经济基本面调整。具体而言，外部层面，美联储降息落地、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冲击将持续压制美元指数，但上半年美元跌幅已较大，后期抗跌韧性较强；内部层面，外部波动对出口的影响将逐步显现，但国内逆周期调节政策有充足空间确保经济稳定，两者形成平衡，决定了人民币既无持续升值基础，也无大幅贬值风险。​ 6 月下旬以来中间价调控力度的加大，背后折射出稳汇率政策的重心变化 —— 从单一关注人民币对美元汇价，转向稳定 CFETS 等人民币汇率指数。王青分析指出，这一调整的核心原因在于，上半年国内经济走势偏强、美元大幅下跌，但人民币对美元汇价的升值幅度未能充分匹配，导致汇率指数面临波动压力。​
而稳定汇率指数的深层意义，在于为外贸企业提供更稳定的外部环境。相较于单一货币汇率，汇率指数更能反映人民币对一篮子贸易伙伴货币的综合竞争力，其稳定性直接关系到外贸企业的成本核算与订单预期，因此成为当前政策调控的重要着力点。这一调整也意味着，未来人民币汇率调控将更注重 “综合平衡”，而非单一货币的单边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