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改革试点:为何选定重庆与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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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中国城乡格局:上亿农民涌入城市谋生定居,老家的宅基地却随之陷入 “沉睡”—— 有的荒草丛生,有的仅在春节短暂苏醒。
城市化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中国城乡格局:上亿农民涌入城市谋生定居,老家的宅基地却随之陷入 “沉睡”—— 有的荒草丛生,有的仅在春节短暂苏醒。一边是农民面对闲置资产想 “变现” 的迫切需求,一边是 “卖地后生活没保障” 的深层顾虑;一边是城市近郊宅基地承载着民宿开发、“归园田居” 的市场期待,一边是法律层面 “仅限同村流转” 的刚性限制。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能否交易、如何交易,早已不是单纯的土地问题,而是牵动城乡资源配置、农民权益保障的核心改革命题。


要素市场化改革:土地成破解城乡矛盾的关键抓手

当商品与服务市场早已实现自由流动,要素市场的滞后性正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临曾明确指出,我国要素市场体系建设 “发育不充分”,难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 这一痛点在土地要素领域尤为突出。2024 年,国务院批复的 10 个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含北京城市副中心、苏南重点城市、杭甬温等),正是要打破这一困局,而土地要素在试点方案中稳居第二顺位,足见其在城乡改革中的核心地位。
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路乾的调研揭露了土地配置的深层矛盾:在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活跃地区,农村毗邻大城市,本可依托旅游业、工业实现增收,但 “缺建设用地指标” 成了死结;反观部分人口流出的欠发达地区,大量开发区土地闲置,指标盈余却无法流动。这种 “需求端缺指标、供给端闲指标” 的错配,正是此次试点要破解的核心问题。
10 个试点的土地改革路径中,“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已成共识,但涉及宅基地时,政策表述却明显审慎 —— 仅北京通州、重庆两地明确 “探索进城落户农民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且全程强调 “进城落户”“自愿” 两大前提,未提 “入市” 一词。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解读:这种审慎源于对农民权益的底线思维 —— 农民即便进城,仍有权保留宅基地;若选择退出,需通过现金补偿等市场化方式保障收益,而非简单 “买卖”。



重庆地票:18 年实践的 “城乡土地红利再分配” 样本

在宅基地有偿退出的探索中,重庆的 “地票制度” 堪称持续最久、机制最成熟的实践 —— 从 2008 年首创至今,已走过 18 个年头,其背后是重庆作为 “全国首个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的制度突破使命。
所谓 “地票”,本质是一场 “城乡土地指标的市场化置换”:农村闲置宅基地、废弃厂房等集体建设用地,经复垦验收为耕地后,生成可用于城镇建设的用地指标,以 “地票” 形式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公开拍卖。这一机制彻底打破了传统征地 “按原用途补偿” 的局限,让农村土地的资产价值真正显化。
从运作细节看,地票制度实现了 “多方共赢”:
  • 收益端:据路乾调研,地票价格长期稳定在 20 万元 / 亩,其中 3.7 万元用于复垦成本,每亩净收益约 16 万元 —— 这远高于农民私下卖房的两三万元,渝东北、渝东南等贫困山区的农民成了直接受益者;
  • 需求端:重庆市中心城区的平台公司是主要买家,2016 年《地票管理办法》明确 “全市经营性建设用地必须使用地票”,为城市扩张提供了合规的建设用地指标;
  • 耕地保护端:地票实行 “先复垦、后交易”,确保 “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 挂钩,守住了耕地红线。
原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曾算过一笔账:我国 3 亿农民工若 “城乡两头占地”,会浪费约 1 亿亩耕地,而地票制度正是破解这一困局的关键 —— 它将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土地红利,通过市场化方式转移到农民手中。路乾评价:“地票不仅给欠发达地区农户送了退出资金,给村集体留了发展经费,还为发达地区拓了发展空间,是真正的一举多得。”



宅基地入市之辩:需求旺盛与制度约束的博弈

尽管地票制度成效显著,但 “宅基地使用权能否进一步扩大交易范围” 仍是争议焦点。一方面,市场需求早已显现:城市化率从 2016 年的 57.35% 升至 2030 年预计的 70%,2 亿农民进城后,农村人均 200-300 平方米的建设用地,与城市人均 100 平方米形成巨大反差,闲置宅基地成了 “待激活的资产”。
在通州等大城市近郊,这种需求更为具体:京郊小院租赁中介孟先生透露,其客群多为北京城区居民,年租金 1.5 万 - 6 万元不等,长租需求旺盛;社交媒体上,甚至有村民标出 “130 万元租 20 年,拆迁归承租人” 的私下交易 —— 但广西小宇律师事务所律师郭乃华提醒,此类交易不受法律保护,一旦遇拆迁或卖方反悔,买方权益无法保障。
争议的核心仍在于 “风险防控”:
  • 农民保障风险:若全面放开交易,部分农民可能因短期利益出售宅基地,后期养老、医疗无着落;
  • 土地囤积风险:资本若大量涌入,可能导致宅基地集中囤积,挤压农民生存空间;
  • 制度配套缺失:交易价格如何定?村集体与农民的收益如何分?这些细节尚未有统一标准。
国家高端智库 CDI 资深研究员宋丁认为,现阶段 “宅基地仅限同村流转” 是过渡性安排:“未来国有与集体土地使用权面向个人放开买卖是趋势,但前提是价格机制、保障体系先建起来 —— 不能让农民‘卖了地,失了根’。”


破局方向:以 “保障 + 机制” 打开宅基地改革空间

要平衡 “盘活闲置资产” 与 “保障农民权益”,需从制度层面构建双重支撑:

一是强化退出后的保障体系

严跃进建议,对自愿退出宅基地的农民,需建立 “就业 + 社保” 双兜底: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其向非农产业转移,解决收入来源;同步推进农村养老、医疗保障与城镇接轨,让农民享受同等公共服务 —— 这是农民 “敢退出” 的前提。

二是推动建设用地指标跨区域流转

路乾提出,重庆地票可进一步扩大需求端:对接东南沿海建设用地紧张的省份,实现指标跨省交易。这种模式本质是 “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且资金直接落到农民手中,比传统项目扶持更精准。自然资源部也明确表态,将鼓励 “市场化盘活存量闲置土地”,为这类探索提供政策空间。


结语

农村宅基地改革从来不是 “一放了之” 的简单命题,而是要在 “效率” 与 “公平” 间找到平衡点。重庆 18 年的地票实践证明,通过市场化机制显化土地价值、保障农民收益是可行路径;而 10 大试点的审慎探索,则体现了政策对 “农民权益底线” 的坚守。未来,随着保障体系的完善、跨区域交易机制的成熟,宅基地或许能真正从 “闲置资产” 变为 “增收活水”,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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