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舞台上，埃尔多安同样捷报频传。从斡旋俄乌会谈至参与伊朗核问题谈判，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土耳其视为理想的外交斡旋场所。更不必说土耳其在高加索与叙利亚地区持续扩张的影响力。
然而，在埃尔多安志得意满的表象之下，仍有两大隐忧如影随形。
其一，是土耳其的经济困局。2023 年总统大选后，埃尔多安转向正统经济学路径，暂时遏制了汇率贬值与通货膨胀的势头。但高赤字、高失业率与低劳动参与率的现实，昭示着土耳其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其二，关乎埃尔多安个人的政治命运。作为一手塑造土耳其总统制的政治强人，埃尔多安从担任总理至今，已执掌土耳其二十余年。对 71 岁的他而言，如何通过修宪突破任期限制，成为延续执政生涯的关键所在。
可以说，土耳其正站在关键的十字路口，其未来走向将取决于政治意愿、经济改革与地缘政治发展的相互作用。未来几年，将揭晓埃尔多安的 "帝国梦想" 能否真正将土耳其塑造成强大稳定的地区大国，抑或使其在内部矛盾激化中，沦为欧亚大陆的动荡之源。
左右逢源的政治操盘手
回望过去二十年，中东地区政治强人辈出，却仅有两人堪称 "政坛常青树"。一位是自 21 世纪初历任土耳其总理、总统的埃尔多安；另一位则是上世纪 90 年代崭露头角，除沙龙外难逢对手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可否认的是，两人的政治生命都已步入末期。失去宗教保守派支持的内塔尼亚胡，正被强硬民族主义势力裹挟着走向全面占领加沙；而任期限制，则是横亘在埃尔多安面前的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正义与发展党能否在议会凑齐修宪所需的票数，仍是一个棘手的政治难题。
但这些烦恼并未妨碍埃尔多安近来的春风得意。一方面，他展现出老练的政治手腕，通过法律手段（如捏造指控）打击知名政治对手，并系统性压制反对党。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CHP）的 200 多名地方官员及党员已遭监禁。
2025 年 3 月对伊斯坦布尔市长埃克雷姆・伊马莫格鲁的监禁，便是最典型的例证。作为两度击败执政党当选的反对派政治明星，伊马莫格鲁一直被视为埃尔多安下一次选举的主要竞争对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埃尔多安本人正是从伊斯坦布尔市长一职步入全国政治舞台，伊马莫格鲁的政治轨迹难免引发他的警觉。通过先发制人将伊马莫格鲁送入监狱，埃尔多安不仅消除了潜在的政治替代者，更确保了自己在未来选举中的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2025 年 5 月 PKK 正式宣布解除武装并解散，成为埃尔多安在国内取得的更大政治胜利。即便是对埃尔多安持强烈批评态度的土耳其反对党，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件的积极意义。
这一重大决定源于 PKK 长期被监禁的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 2025 年 2 月的公开呼吁，他敦促该组织放弃武装行动，转向民主政治斗争。埃尔多安在解除武装仪式后，将这一事件描述为政府 "无恐怖土耳其项目" 的转折点，并表示持续 47 年的冲突已进入可能终结的阶段。
更具政治考量的是，与 PKK 的和解为埃尔多安争取库尔德选民支持奠定了重要基础。修宪需要议会至少 360 票支持，而埃尔多安的议会联盟目前仅拥有约 320 个席位，尚不足以达到门槛。
亲库尔德的人民平等与民主党（DEM）在议会的 56 个席位，原则上可帮助他们跨越这一门槛，为埃尔多安的第三个总统任期铺平道路。
国际地缘政治博弈则成为埃尔多安的加分项。他敏锐地捕捉到美国战略收缩后留下的政治真空，这为土耳其这样的中等强国提供了扩张势力的机遇。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政府，以蓄意的 "平衡行为" 与 "战略模糊" 为特征，游走于各方势力之间。
这种 "战略模糊" 并非单纯的机会主义，而是对不可预测的国际体系的复杂适应 —— 在这一体系中，冷战时期僵化的结盟模式已不再可行或有利。土耳其的地理位置使其直接毗邻多个冲突区（乌克兰、亚美尼亚 - 阿塞拜疆、叙利亚内战、伊朗 - 以色列冲突）及主要大国（俄罗斯、伊朗、叙利亚），这使得僵化结盟变得不切实际。
通过有意保持 "战略模糊"，土耳其在维持北约成员国身份的同时，与俄罗斯在能源及地区安全问题上保持对话，将乌克兰视为合作伙伴，并将伊朗定位为非敌对势力。
这种复杂的外交政策最终为土耳其带来了地缘政治回报，助力其在外高加索、黑海及叙利亚地区扩充影响力。
叙利亚政府的变更是最具冲击力的表现。土耳其利用以色列 - 伊朗冲突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削弱，将叙利亚纳入其势力范围，支持代理人团体控制大马士革。
安卡拉还开始加强在利比亚的影响力，以向西投射其在地中海的力量。一时间，奥斯曼土耳其的复兴似乎正在向埃尔多安招手。
经济政策转向与投资群体的困境
然而，与政治、外交上的胜利相比，土耳其国内经济始终是困扰埃尔多安的难题。自新冠疫情以来，各国央行普遍通过加息应对由全球疫情、能源价格上涨及乌克兰战争等因素引发的通货膨胀。但埃尔多安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坚信高利率是导致高通胀的根源，因此主张在通胀飙升时维持低利率甚至主动降息。
2021 年 9 月，被冠以 "埃尔多安经济学" 之名的新经济计划（NEP）正式推出，其核心是通过大幅降息促使土耳其里拉贬值。
但计划的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土耳其通货膨胀率大幅攀升，2022 年 11 月达到 85.5% 的峰值；与此同时，土耳其里拉急剧贬值，美元兑里拉汇率从 2021 年 9 月的 1:8.5 跌至 1:26，随后进一步跌至 1:32。
这些政策给民众带来巨大困难，购买力大幅下降。面对重重质疑，埃尔多安不断解雇反对其降息政策的中央银行官员，这一做法加速了资本外逃与货币贬值。
经济问题也成为 2023 年总统选举的主要议题之一。埃尔多安最终仅以微弱优势战胜对手，再次当选总统。
"埃尔多安经济学" 的提出，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其支持群体的利益。他的选民因信贷充裕而偏爱低利率，对他们而言，向正统经济学观念妥协无异于一种羞辱。
埃尔多安的政治生涯诞生于 21 世纪初的土耳其经济危机 —— 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介入，要求土耳其进行财政改革，实施紧缩政策削减政府开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以土耳其主权捍卫者的姿态，站到正统经济学支持者的对立面，通过强硬姿态表达对正统经济学的蔑视，借此收获基本盘支持并实现崛起。
但随着通货膨胀率持续高企，以及土耳其贫困人口数量依旧庞大的现实，埃尔多安也不得不选择放弃自己的 "异端经济学"。
他再次当选后的政策转变便说明了这一点：重新任命经济正统派支持者穆罕默德・希姆谢克为财政和金融部长，哈菲泽・盖伊・埃尔坎为新的中央银行行长。
土耳其中央银行自 2023 年 6 月 22 日起开始加息。希姆谢克与埃尔坎的任命，以及基准利率从 8.5% 大幅上调至 50%，都标志着明确而强烈的政策逆转。此后，土耳其里拉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稳定，通货膨胀率开始回落，外国资本也重新流入。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埃尔多安 180 度的经济政策转向，意外地对我国部分海外投资移民群体造成了严重影响。
由于对疫情防控政策的不同看法及对经济趋势的不同判断，一些被网络称为 "润人" 的群体近年来确实在增加。其中一部分人选择 "低端路线"，以非正规方式进入美国，成功者有之，亦有一家三口命丧边境的悲剧。
西方媒体甚至创造出 "中产阶级非法移民" 这一术语来表达困惑。
另一些人则选择投资移民，其中美国和日本最受青睐。但也有部分人品味独特，听信中介宣传选择了土耳其 —— 通过购买伊斯坦布尔远郊的房产（与当年碧桂园 "新加坡旁" 的营销模式如出一辙），他们不仅花费远高于市场价，还遭遇 "埃尔多安经济学" 的冲击，导致所持土耳其房产大幅贬值。
不得不说，"润出去" 也是一门技术活。说实话，若不是前段时间在小红书上偶然刷到相关内容，笔者也难以想象这两年国内赴土耳其的移民中介生意竟还 "如火如荼"。只能说，一个敢忽悠，一个敢相信。
即便将土耳其视为通往西方的跳板，考虑到埃尔多安与西方若即若离的关系，这也并非明智选择。君不见，土耳其作为欧盟候选国已徘徊数十年而未能加入。
后埃尔多安时代的不确定性
作为中东强人，埃尔多安确实将土耳其带向了新的高度，其左右逢源且至关重要的战略位置成为最大的地缘政治溢价。埃尔多安的 "战略模糊" 已被证明是驾驭多极世界的有效工具，使土耳其得以扩大其作为外交调解者和区域强国的影响力。问题在于，一方面，地缘政治并非总能向有利于土耳其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外部灵活性与深刻的国内挑战紧密相连，并常常受到后者制约。
国内经济是最直观的问题。回归正统经济学并不能解决土耳其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赤字便是最明显的表现。土耳其长期存在巨额经常账户赤字，主要依靠新的短期外债（净证券投资流入、外部银行借款）融资。
这种对波动性短期外部融资的结构性依赖（以弥补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造成了根本性的外部脆弱性，使土耳其极易受到突然的资本外流和货币危机冲击。
这意味着土耳其经济难以避免外部冲击，无法摆脱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更明确地说，土耳其只能在不同资本来源（欧洲、美国、海湾国家或中国）中选择，难以找到真正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地缘政治则是更复杂的问题。埃尔多安的成功建立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所产生的权力真空之上，但对投资者而言，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恰恰是重要的投资风险 —— 企业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往往倾向于推迟、限制或取消投资与贷款活动。
包括爱琴海大陆架争议、塞浦路斯问题、叙利亚内战及东地中海天然气冲突等，土耳其固有的地缘政治复杂性和地区冲突很容易直接转化为经济不确定性，进而阻碍国内外企业投资，抑制长期经济增长潜力。
更糟糕的是，俄乌战争终将结束。从现有战场态势和国际形势看，除少数顽固的意识形态支持者外，战争的结局在 geopolitical 层面已无太多争议 —— 俄罗斯必然会腾出精力重新加强在黑海和外高加索的影响力（某阿塞拜疆总统的政治命运堪忧）。
而土耳其显然尚未具备与俄罗斯正面对抗的实力。特朗普政府显然也无意在该区域投入过多资源。埃尔多安大力投资国防工业的举措虽有成效，但低烈度的叙利亚治安战与俄乌战争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最大的问题仍聚焦于埃尔多安个人。首先是他能否突破任期限制，再次竞选连任。
一方面，修宪门槛相当高，正义与发展党已不具备第一次修宪时的议会多数，且土耳其当前的政局对立远较以往严重，这使得再次修宪的难度大幅上升。能否承受由此带来的政治成本，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埃尔多安的支持率确实在持续下滑，民众对其厌倦感日益强烈 —— 即便他成功修宪，也无法保证在下次选举中稳操胜券。
其次是埃尔多安的后继者问题。作为土耳其近二十年的掌舵人，埃尔多安在建立强大统治力的同时，也意味着他缺乏明确的政治继承人。无论他能否修宪，都无人能确定其继任者是否具备同样高超的手腕，在日益不利的外部环境中守住土耳其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
土耳其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另一层含义便是 "兵家必争之地"。一旦土耳其显露衰弱迹象，各方势力恐怕并不介意让 "西亚病夫" 的名号重现江湖。
埃尔多安的帝国梦，终究悬浮于现实的迷雾之上。土耳其的命运齿轮，正卡在经济结构性痼疾与地缘政治漩涡的咬合处，而撬动这齿轮的，始终是埃尔多安那只既强硬又难掩疲惫的手。
是成为欧亚大陆的稳定锚点，还是重陷动荡的泥潭？土耳其站在十字路口的尽头，每一步都踩在经济脆弱性、地缘博弈与权力斗争的刀尖上。埃尔多安的帝国梦能否照进现实，终将由时间在裂痕与挣扎中，刻下最终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