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苹果产业链的 “南迁漂流”:从 “加州设计,中国制造” 到 “中国 + 1”
过去二十年,“加州设计,中国制造” 是苹果乃至全球消费电子产业的黄金法则。以郑州富士康 “iPhone 城” 为代表的超级工厂,凭借庞大的生产规模、高效的供应链整合能力,以及纪律严明的海量劳动力,构筑起苹果帝国最稳固的生产根基。中国以 “世界工厂” 的定位深度嵌入苹果全球价值链,不仅承担整机组装环节,更向上游延伸,成为屏幕、电池、声学元件、精密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的关键供应方。这套如同精密时钟般运转的供应链体系,曾被视为全球制造业难以复制的奇迹。
但产业链的 “漂流” 信号,早在 2017 年就已显现。当时苹果尝试让代工厂纬创在印度班加罗尔小批量生产低端 iPhone SE 机型,核心目的是规避印度高额进口关税,以更具竞争力的价格开拓当地市场。彼时,这一动作被普遍解读为针对印度市场的本土化策略,而非全球性供应链调整。
2019 年前后,局势迎来真正转折。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叠加中国国内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让苹果管理层意识到 “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的巨大风险。随后爆发的疫情,更是以极端方式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 —— 任一区域生产停摆,都可能引发全球范围的产品 “断供”。“供应链韧性” 与 “多元化”,首次以极高的紧迫性被提上苹果 CEO 蒂姆・库克的战略日程。
自此,苹果 “中国 + 1” 战略全面提速,而印度凭借独特优势,成为了这个 “+1” 的首选。苹果开始系统性推动三大核心代工厂 —— 富士康、和硕、纬创加大在印度的投资,产业链南迁呈现出清晰的加速轨迹:
- 从旧款到新款:生产机型从最初的 iPhone SE、iPhone XR 等老款机型,逐步升级为与中国同步生产最新旗舰机型。iPhone 14 系列发布时,苹果首次在新品上市后数周内启动印度生产;到 iPhone 15 系列,印度工厂已实现与中国工厂的同步量产,标志着印度产能正式接入苹果核心生产体系。
- 从组装到组件:苹果不仅推动整机组装环节南迁,更主动引导全球零部件供应商跟随布局印度。尽管印度本土零部件生态仍显薄弱,但这一导向性动作已开始催生初步的产业集群,试图复制中国 “整机组装 + 零部件配套” 的产业链模式。
- 从外资到本土:2023 年,印度塔塔集团完成对纬创印度工厂的收购,成为印度首家本土 iPhone 代工厂。这一标志性事件意味着,印度不再只是承接外来投资的 “世界工厂学徒”,而是开始培育能直接参与全球顶级制造体系的 “本土冠军”,产业链话语权逐步提升。
据摩根大通等机构预测,2025 年印度生产的 iPhone 将占全球总量的 25%,2027 年这一比例或升至 50%。尽管预测准确性仍需时间验证,但趋势已十分明确:苹果产业链的重心,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完成从东亚到南亚的 “大漂流”。
二、印度为何能成为苹果的 “第二选择”?优势与短板并存
若说苹果产业链南迁是为规避风险,那么印度能成为首选目的地,根源在于其自身难以替代的 “天时、地利、人和” 优势,但同时,印度制造业的短板也不容忽视。
(一)印度的核心吸引力:人口、市场与政策红利
- 无可比拟的人口红利与成本优势
联合国数据显示,印度已于 2023 年超越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且人口结构极度年轻,年龄中位数约 28 岁,比中国年轻近 10 岁。这意味着未来数十年,印度将持续拥有规模庞大、成本低廉的劳动力供给 —— 对于劳动密集型的电子组装产业而言,这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 “人才蓄水池”。
- 潜力巨大的本土市场
与中国不同,苹果在印度的布局并非 “借地生产、全球销售”,而是 “在地生产、在地销售”。印度拥有超 14 亿人口,智能手机渗透率仍在快速提升,是全球少有的增量市场。但印度政府对进口电子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直接进口的 iPhone 价格竞争力不足。
- 政策激励与地缘优势
近年来,莫迪政府将制造业发展列为国策核心,推出 “印度制造” 计划,其中针对电子制造业的 “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 更是关键催化剂。该计划为在印度生产并实现销售增量的企业提供 4%~6% 的现金返还,直接降低了企业建厂的初期成本与风险,极大刺激了外资投资热情。
(二)印度制造业的 “成长烦恼”
尽管优势显著,但印度制造业的短板也十分突出,成为制约其承接产业链转移的关键瓶颈:
- 基础设施与产业生态薄弱:印度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物流效率远低于中国;本土零部件供应链不完善,多数核心零部件仍需从中国等国家进口,增加了生产复杂度与成本。
- 生产效率与品控问题:此前有报道称,印度工厂生产的 iPhone 外壳等零部件不良率一度高达 50%,远超苹果 “近乎零不良率” 的标准;甚至传出过印度制造 iPhone 大肠杆菌超标的争议。尽管部分争议存在夸大,但印度工厂品控与中国存在差距,已是行业共识。
- 管理与安全隐患:印度工厂时有发生安全事故,暴露了生产安全管理的薄弱环节。此外,印度复杂的劳动法规、官僚体系效率低下等问题,也增加了企业运营难度。这些问题意味着,印度要将庞大的劳动力转化为符合顶级制造标准的稳定产能,仍需长期投入与改造。
三、“龙象竞合”:中国制造的核心优势与全球分工新局
这场看似 “印度进、中国退” 的产业转移,实则正在催生 “龙象竞合” 的全新格局。中国制造的深厚底蕴与转型决心,决定了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短期内难以被撼动。
(一)中国手机品牌的 “反向出海” 胜利
就在苹果推动生产线迁入印度时,中国手机品牌早已在印度市场深耕多年,并取得亮眼成绩。以 vivo 为例,凭借精准的本土化策略、强大的渠道能力,多次登顶印度智能手机市场份额榜首;华为、小米、OPPO 等品牌也共同构成 “中国军团”,不仅将产品销往印度,更早早在当地设厂生产,建立起完整的供应链与销售网络。中国品牌的成功,本质上是 “反向出海” 的胜利 —— 它们凭借对供应链的极致管理、灵活的市场策略和强大的产品定义能力,在全球竞争最激烈的市场之一站稳脚跟。这背后,是 “中国制造” 体系能力的整体溢出,证明中国企业并非被动接受产业链安排,而是具备主动参与全球竞争的实力。
(二)中国制造的 “护城河”:不可替代的产业链生态
印度的优势在于 “点”(劳动力、成本),而中国的优势在于 “面”—— 一个由基础设施、产业生态、人才储备构成的系统性网络,其中最坚固的 “护城河” 便是无与伦比的产业链生态。目前,iPhone 超过一半的供应商仍位于中国,OLED 屏幕、高端摄像头模组、精密结构件等高附加值核心零部件,依然高度依赖中国供应链。正如《经济学人》所言:“尽管全球供应链多元化趋势明显,但撼动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将是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因为中国建立的技术、物流、熟练工人体系,在全球范围内难以复制。”
(三)全球产业链的 “双中心” 未来
未来的全球产业链格局,并非简单的 “此消彼长”,而是更复杂的分工与竞合:以中国为核心的高端制造与研发集群,和以印度为核心的大规模最终组装集群,或将共同构成全球消费电子产业链的 “双中心”—— 中国提供核心零部件与技术支持,印度承担规模化组装,两者相互依存又彼此竞争。回到最初的问题:“iPhone 17 未来会不会由印度制造?” 答案是肯定的,但并不完整。更准确的描述是:“iPhone 17 部分在印度组装,但核心零部件仍深度依赖中国供应链,最终在苹果主导的全球新分工体系下完成生产。”
包装上的产地标识,未来将不再只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全球化新阶段的注脚 —— 它记录的不是 “工厂大逃亡”,而是全球资源围绕效率、成本、安全与市场的重新配置。在这场产业链重构中,“龙” 与 “象” 的竞逐与共舞,将共同定义下一个十年的全球制造业版图。
对中国而言,真正的考验并非留住几家组装工厂,而是在变革中巩固自身的不可替代性 —— 正如史蒂夫・乔布斯所言:“创新决定了你是领袖还是跟风者。” 唯有持续在高端制造、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上突破,才能在全球价值链中始终占据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