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家长追讨早教费:11 个月拉锯战,终追回 1.3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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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年底,深圳家长徐方煜的银行账户收到了 1.3 万元转账。这笔钱,是她为孩子在金宝贝万象天地店支付 2 万余元学费的部分退款。从 2023 年 10 月缴费到拿回这笔钱,她耗了整
2024 年年底,深圳家长徐方煜的银行账户收到了 1.3 万元转账。这笔钱,是她为孩子在金宝贝万象天地店支付 2 万余元学费的部分退款。从 2023 年 10 月缴费到拿回这笔钱,她耗了整整 14 个月 —— 经历机构突然关店、11 个月的维权拉锯,直到法院强制执行,才在对方律师 “过了这村没这店” 的劝说下,接受了这笔与判决书金额不符的退款。
而她的维权群里,另一位家长 Q 的结局更糟:等诉讼走到强制执行阶段时,被告账户已无分文,连协商的机会都没有。


闭店前的 “收割”:一场预谋已久的撤离

徐方煜至今记得 2024 年 1 月 23 日的错愕。那天,运营 6 年的金宝贝万象天地店(深圳旗舰店)突然宣布关停,与之一同闭店的还有深圳另外 4 家门店。此时,距离她缴费还不到 3 个月。
后来她才发现,这场闭店早有预谋。
工商信息显示,门店运营方深圳烁远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下称 “烁远教育”)的法定代表人,在 2024 年 1 月 2 日悄然变更为一名 “名下无任何资产” 的老年男子张某合,公司核心管理层也同步替换。“这是职业闭店人的惯用手段。” 徐方煜后知后觉 —— 变更后的法人只是 “傀儡”,真正的经营者早已通过转移资产逃避责任。
关店时机也经过精心算计:农历腊月十七,临近春节,家长们忙着过年,无暇立刻维权。“拖到年后,怒气散了,维权的劲儿就弱了。” 更让她愤怒的是,闭店前几天,门店仍在 “收割”:有家长在关店前 4 天被引导缴费,甚至有人在关店前一天交了 4 万元学费。
彼时的徐方煜,曾以为 “旗舰店不会关”。她考察过周边其他早教机构,要么场地小、设施差,要么生源稀疏像 “快跑路的样子”。相比之下,金宝贝万象天地店有 11 个教室,课程涵盖音乐、艺术等,“课程设计科学,老师素养高”。加上家离得近,即便听过 “金宝贝退款难” 的传闻,她仍觉得 “只要能上完课就行”。
和她一样的家长不在少数。金宝贝单节课 300 多元,若购买万元以上课包,单价可降至 100 多元。“为了划算,只能一次性交几万。” 这成了家长们掉进预付费陷阱的起点。


维权之路:从协商到诉讼的疲惫跋涉

关店消息传来时,50 多位家长涌到门店追问,3 个月后,坚持到行政窗口投诉的只剩十几个。“大家工作忙,耗不起。” 徐方煜的同事就是如此,直到她拿回退款,才想起咨询维权事宜。
最初的协调中,烁远教育给出的方案是 “换课”—— 用其他机构的课程抵消欠款。有些机构要求加价,比如换课每节另付 20 元;即便不加价,接收机构也能低成本获客,“一点不亏”。商场物业曾试图协调引入新机构接盘,却私下吐槽:“再也不做早教了,太坑了。” 据说,烁远教育还拖欠着商场租金。
徐方煜拒绝换课,选择起诉。她没请律师 ——3000 元代理费不划算,而是跟着维权群里家长分享的模板,自己准备材料。丈夫泼冷水:“吃饱了没事干。” 她知道难,但 “不想认栽”。
诉讼中,律师提醒她:原股东与 “职业闭店人” 恶意串通逃避债务,需追加原股东为被告,“不能只告那个老头”。这一点,在 2025 年 2 月施行的《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中得到印证 —— 新规明确,通过变更法人、注销公司等逃避债务的,登记机关可撤销相关登记。
她还算幸运。关店前,对接的销售主动给她签了份补充协议:“若门店全关,全额退款”,并加盖公章。这份协议在诉讼中成了关键证据。
2024 年 7 月开庭,被告缺席,徐方煜胜诉。但直到申请强制执行,一家名为 “金 X 宝” 的公司才出面,退了 1.3 万元。她猜测这家公司与烁远教育有关联,却拿不出证据 —— 这也是后来家长 Q 拿不到退款的原因。


监管空白与家长的无奈循环

维权期间,徐方煜又经历了 IBOBI 欢乐海岸店闭店。这次她只交了 5000 多元,选择换课。她发现,有机构仍在推销 2 万元课包,明显违反广东省 “校外培训一次性收费不超 5000 元” 的规定。销售不理会她的提醒,老师却私下劝:“赶紧上完,别续课,其他门店都关了。”
这背后是早教行业的监管困局。2024 年南京金宝贝闭店时,市场监管部门称 “不是主管部门”,商务部门称 “只是临时牵头”,卫健部门也未明确权责。正如报道所言:“九龙治水而水不治”,消费者维权时往往找不到明确的负责部门。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0-3 岁早教处于监管盲区。教育系统的亲戚告诉徐方煜:“学前教育针对 3 岁以上,早教缺乏主管部门,课程体系也没标准。”
即便如此,家长们仍在买课。徐方煜的熟人明知她维权艰难,还是买了 2 万元课包,只因 “折算每节课 100 多,太划算”。她自己也买过 618 元的小课包,“便宜” 是理由之一。
更深层的原因是刚性需求。“孩子需要社会化,在机构里学怎么和老师、小朋友相处,上幼儿园能更快适应。” 徐方煜说,家长上班忙,孩子总跟老人在家也不行。这种需求让家长陷入悖论:明知机构可能跑路,却不得不买课。
而机构也有难处。少子化导致生源下降,家长消费力减弱,“经营压力越来越大”。徐方煜的老二出生在出生率断崖式下降的年份,她明显感觉到,“买课的人少了”。


尾声:一场不划算的胜利

拿到 1.3 万元时,徐方煜算了笔账:14 个月的时间和精力,远不止这 7000 多元的损失。被告律师说 “挺划算的”,她反问:“我本来就不该有损失,不是吗?”
如今,维权群里的家长仍在买课,只是从一次充一两万降到四五千。徐方煜理解这种无奈 —— 孩子的成长等不起,而市场的规范,似乎还要更久。
这场维权,她赢了官司,却没赢回全部损失。就像整个早教行业的现状:家长们在预付费的诱惑与跑路的风险中反复试探,监管的滞后与机构的逐利交织,形成一个难解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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