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黑镜》式的荒诞已照进现实：有人把 “受虐” 做成日进斗金的产业，有人在镜头前被 “虐杀”，而这一切，都被包装成名为 “Trash Streaming”（垃圾直播）的黑色生意。
300 小时死亡直播：从受虐到殒命的全程围观
法国 Kick 主播 Jean Pormanove（下称 JP）的死亡，是垃圾直播产业最血腥的注脚。在他生命最后一段时间里，镜头成了 “刑具”：长达 300 小时的直播中，无端嘲讽如影随形，睡眠被强行剥夺，电击、彩射枪喷射成了 “固定节目”，同伴的锁喉窒息更是家常便饭。中途 JP 曾爆发反抗，用桌子砸向同伙，可反抗很快被更密集的虐待淹没。
没人知道他在镜头前经历了多少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折磨，只知道直播结束时，这个曾为生存挣扎的主播，永远地睡了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更令人窒息的是，这场持续近 300 小时的 “死亡直播”，并非无人知晓。JP 的直播团体靠这场直播赚走了约 3.6 万欧元（折合人民币 30.2 万元），而屏幕另一端的观众，用打赏为虐待 “投票”，眼睁睁看着一条鲜活生命走向终结。
当 JP 的死讯传开，互联网舆论瞬间炸锅。愤怒从法国蔓延至全球：有人要求严惩参与直播的施虐者，有人斥责 Kick 平台监管失职，也有人质问监管机构为何纵容此类惨剧发生。但很少有人意识到，JP 的悲剧，不是孤例。
在互联网的隐秘角落，像 JP 这样的 “受虐主播” 还有很多，垃圾直播早已形成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 —— 从主播 “自愿” 受虐，到观众付费点播，再到平台默许流通，每一个环节，都在把 “人命” 变成可估价、可消费的商品。
从意外走红到批量生产：垃圾直播的野蛮生长史
垃圾直播的诞生，并非精心策划的商业骗局，更像是一次意外释放的 “人性恶兽”。2013 年以前，俄罗斯主播 VJLink 还是个平平无奇的 Dota2 游戏主播，直播间流量低迷，无人问津。直到一次直播中，他与朋友爆发激烈争执，从对骂推搡到大打出手，第三人在一旁冷眼旁观，甚至忙着穿袜子。最终 VJLink 被打掉门牙，下巴淌着血回到镜头前骂骂咧咧 —— 这段混乱的画面，被全程记录下来。
当时直播间只有不到 40 人观看，可这段视频后续在互联网上疯狂传播。有人起哄嘲笑，有人专门 “鉴赏” 他缺掉的门牙，甚至有电视台主动上门采访。也就是在这时，VJLink 突然意识到：比起游戏直播，观众更爱看的，是残酷、暴力与戏剧化的冲突。
发现 “流量密码” 后，VJLink 开始批量生产此类内容：找陌生人连线，聊着聊着突然咆哮，用脏话骚扰对方，要么动手挑衅，要么在屋子里乱砸乱摔。他的 “成功”，给了无数缺乏内容优势、却极度渴望成名的小主播一条 “捷径”—— 既然正经直播赚不到钱，那不如靠 “卖惨”“受虐” 博眼球。
但真正让垃圾直播从 “博眼球” 升级为 “赚快钱” 的，是直播打赏的兴起。
2016 年，两位前囚犯创建了名为 “МопсдядяПес” 的频道，把这种 “明码标价” 做到了极致。他们设定了清晰的 “虐待价格表”：用拳头 “弹” 脑瓜崩 100 卢布（约 9 元人民币），胶带脱毛 2000 卢布（约 177 元人民币），若众筹到 50000 卢布（约 4500 元人民币），甚至能让 “受害者主播” 被非致命性创伤手枪射击。
当 “自我虐待” 的流量见顶，垃圾直播又把魔爪伸向了更弱势的群体。有人专门在街上寻找无家可归者，用微薄报酬诱骗他们在镜头前表演：喝下远超酒量的烈酒，被挖深坑活埋，在屈辱与痛苦中成为观众的 “娱乐素材”；还有主播把家庭变成 “暴力直播间”，将亲人当作谋利工具 —— 俄罗斯主播 ReeFlay 为了 1000 美元打赏，把仅穿内衣的怀孕女友锁在零下气温的阳台外，最终导致女友死亡。更讽刺的是，发现女友殒命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急救，而是对着镜头哭泣，继续收割流量。
为何禁而不止？金钱、门槛与扭曲的欲望
“这种直播不犯法吗？为什么没人管？” 面对垃圾直播的惨剧，这是最常被提起的疑问。
监管层面也在发力：2020 年俄罗斯新闻媒体就呼吁立法干预垃圾直播，2023 年 8 月俄罗斯国家杜马（类似下议院）提请法案，要求屏蔽包含垃圾直播在内的网络暴力内容，俄《刑法典》修正案更将 “组织垃圾直播” 列为可加重罪行的行为；YouTube 等平台也加强了内容审核，这也是 JP 等主播转战 Kick 等监管宽松平台的原因。
可即便有法律严惩、平台监管，垃圾直播依然禁而不止。核心原因，藏在 “低门槛高回报” 的诱惑里。
从回报来看，垃圾直播的收益远超普通工作。据俄联邦统计局数据，2024 年俄罗斯全俄平均月工资约 7845 元人民币，且地区差异极大，经济萧条县城的收入远低于平均水平。但垃圾主播的收入却十分可观：有主播表示，自己在 YouTube 上日收入可达 8000 卢布（约 715 元人民币），月收入约 2.1 万元人民币，而他的订阅用户仅 4500 人；像 JP 这样有一定规模的直播团体，单次直播就能赚 30 多万元人民币。
从门槛来看，从事垃圾直播几乎没有限制。不需要专业技能，不需要优质内容，只要愿意放下尊严与良知，用金钱的快乐麻痹身体的痛苦，就能参与其中。对于生活在社会边缘、难以找到正式工作的人来说，这成了 “快速脱贫” 的 “捷径”。
但比主播更难被约束的，是屏幕另一端的 “看客”。他们把主播的生命当成游戏角色，用打赏把他人推向深渊，在 “娱乐至死” 的氛围里，将个体的苦痛消解成廉价的快感。有人或许会辩解 “是主播自愿的”，可当金钱成为唯一信仰，“自愿” 早已变成被欲望绑架的妥协 —— 就像 JP 死前的求救，最终还是败给了对金钱的渴望。
结语：当尊严成为可消费的商品
在注意力可以直接变现的时代，垃圾直播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暴力与虐待本身，而是它对人性的扭曲：当尊严可以明码标价，当生命可以被围观消费，当金钱超越了肉体、灵魂与亲情，人就成了欲望的傀儡。JP 的倒下不是结束，只要 “低门槛高回报” 的诱惑还在，就会有人前赴后继地走进镜头，成为下一个 “受虐者”。而屏幕前的每一次点击、每一笔打赏，都是在为这种扭曲的产业 “投票”。
我们总以为恶魔来自地狱，却忘了真正的恶魔，藏在每个人心中的欲望里。当出卖尊严比出卖劳动力更容易赚钱，当痛苦比努力更能吸引关注，或许需要警惕的不只是垃圾直播本身，更是那个默许 “尊严可消费” 的环境 —— 毕竟，今天被消费的是主播的生命，明天，欲望的魔爪可能会伸向更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