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的国立科研机构和主要高校刚刚步入科学研究的正轨，科技发展有望迈向新的阶段。然而，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打乱了这一进程，中国科学家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科学与民族的未来。
1931 年 “九一八” 事变后，东北地区沦陷，日本侵略者又不断蚕食华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在此背景下，全国掀起抗日救亡浪潮，著名学者胡适、顾毓琇、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等展开了一场 “科学与救国” 的讨论。
1932 年 12 月初，胡适在长沙中山堂发表《我们所应走的路》的演讲，提出 “求学而后可以救国” 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外侮深重是因为科学不如人，并以法国科学家巴斯德为例，说明科学可以救国。巴斯德在法国普法战争失败后，通过细菌学研究，其成果应用于制酒、养蚕与畜牧业，为法国偿还了 50 亿法郎赔款，助力法国振兴。胡适主张唯科学可以救国，认为救国需要人们投身学术事业，把自己铸造成器，研究学术以贡献国家和社会。
1933 年 1 月 1 日，时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的顾毓琇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我们需要怎样的科学》，在赞赏胡适观点的同时，进一步追问中国需要怎样的科学。顾毓琇认为，面对危机，中国不必追求新发明，也无力支持纯粹科学研究，当前最需要的是已有科学发明的应用。他希望多数青年学习应用科学家巴斯德，通过仿造等方式应用科学，以解决中国的生产问题，实现物质进步。
胡适的演讲和顾毓琇的文章引发了科学界的反响。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化科主任吴宪认为中国应侧重应用科学研究。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周先庚、讲师张民觉强调心理学在国防等方面的应用价值。而清华理学院教授萨本栋则不同，他在肯定实用科学价值的同时，更突出纯粹科学的重要性，认为现代国防利器的基础是纯粹科学。曾担任过理学院院长和物理系主任的吴有训也肯定纯粹科学，认为加强纯粹科学研究是实现国家独立、学术独立的关键。时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的竺可桢在《航空救国和科学研究》一文中指出，飞机救国的根基在科学，要研究大气力学等科学知识。
1935 年 6 月，在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推动下，中央研究院首届评议会选举会召开。丁文江认为研究院工作应偏重 “应用”。1936 年 4 月，第二次年会召开，丁文江已去世，翁文灏被推选为评议会秘书。第二次年会收到的提案中，翁文灏提议的《中国科学研究应对于国家及社会实际急需之问题特为注重案》和胡先骕提议的《请由中央研究院与国内各研究机关商洽积极从事与国防及生产有关之科学研究案》经审议通过后合并为《我国科学研究应特别注重于国家及社会实际急需问题案》。翁文灏等人以欧洲各国在一战时的经验为例，提出中央研究院应通告所属机关优先研究急需问题，评议会应分配问题并要求各机关报告研究情况。胡先骕等人也强调科学家应各展所长，为国家生死存亡努力，中央研究院应与政府部门及各研究机关协调，从事与国防及生产有关的科学研究。
顾毓琇首肯评议会的提案，认为全国学者应团结起来，中央研究院应与政府对接国家需求，共同投身科学救国事业。总之，20 世纪 30 年代的 “科学与救国” 讨论，反映了国难对中国科学发展走向的深刻影响，科学家群体暂时放下个人研究旨趣，齐心协力以纾国家之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