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30日拍摄的竺可桢头像
洞察危局：用科学视角解码日本侵华野心
早在 20 世纪初，竺可桢便已洞察到日本侵略中国的潜在危机，且始终以科学的理性视角剖析这一威胁。1910 年后，他在多篇文章与讲演中，多次对日本的侵华野心展开论述，而非停留在单纯的情绪呼吁。1917 年，竺可桢将地质学家丁文江的英文论文《中国之煤矿》译为中文，发表于《科学》杂志。在 “译者识” 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之世界是煤铁之世界”，中国丰富的煤炭资源早已成为列强觊觎的目标，而 “东邻小国更是虎视眈眈，已在逐步侵占”。寥寥数语，既点明了资源争夺的时代背景，也揭露了日本对中国资源的觊觎之心。
十年后的 1927 年，从日本考察归来的竺可桢，在南开中学的演讲中进一步深入分析。他结合人口、资源等科学数据，论证了日本对外扩张的必然性 —— 日本本土煤铁资源匮乏，这成为其强国根基的致命短板。竺可桢特别提到，1915 年日本向中国提出的 “二十一条”，首要目标便是掠夺煤铁资源，而近期日本报纸再次聚焦此事。他直言 “日本的对外发展，中国适当其冲”，这番话不仅是对现实的精准判断，更暗含警示：旧事重提，或许意味着日本正酝酿更大的侵略行动。
在当时，意识到日本将大举侵华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但竺可桢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凭借气象学领域的专业敏感，率先洞悉了气象学与战争的深层关联，并将这种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
1932 年 3 月，“一・二八” 淞沪抗战刚刚落幕，竺可桢便在金陵大学发表演讲《从战争讲到科学的研究》。他在演讲中冷静复盘这场战役：十九路军将士虽英勇善战，但日军仍占据优势，核心差距就在于 “科学与非科学尔”—— 日军在作战中运用了烟幕、毒气等科学化武器。此次演讲中，竺可桢首次明确将地质、气象、地震观测等科学领域与战争影响挂钩，为公众打开了 “科学御敌” 的新视野。
同年 10 月，竺可桢发表《天时对于战争之影响》一文，更为系统地阐述了气象测候对现代战争的关键作用。他在文中强调：“近世战术之有赖于气象者以飞机与炮队为最”“近世海军之战争，所赖于天时者尤巨”。这两句话精准点出，在飞机、大炮成为主要作战装备的时代，气象条件已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从陆地作战到海上交锋，都离不开精准的气象数据支撑。
事实上，竺可桢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频繁开展科普演讲、发表相关文章，并非偶然。这背后，是他对全国气象测候网络建设的迫切推动 —— 他希望通过这些宣传，让更多人认识到气象事业的重要性，为网络建设争取支持，同时吸引更多青年人才投身这一领域。可以说，竺可桢对气象与战争关联的科普，本质上是为抗战进行的科学准备；而他推进全国气象测候网络的计划，更是基于对国内将爆发大规模反侵略战争的预判，所采取的具有前瞻性的战略行动。
筑网攻坚：在混乱时局中搭建全国气象体系
竺可桢力推的全国气象测候网络计划，绝非简单的科学研究布局，而是兼具民生价值与国防意义的战略工程。于国内而言，这一网络将实现气象观测的科学布局、统一管理与统一规制，能高效传递、即时汇总全国气象数据，为军事行动、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提供精准参考；于国际而言，它将让中国以平等身份加入国际气象合作网络，填补东亚气象数据的空白，为国际科学研究与军事合作提供支撑。然而，这样一项宏大计划，仅凭个人之力难以推进。早在 1921 年，竺可桢担任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时，便曾提议在南京北极阁修建观象台。尽管得到校长郭秉文的全力支持，但受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与资源条件，这一设想最终未能实现。此后数年，竺可桢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时机，推动气象事业的系统化发展。
1927 年，转机终于出现。为实现学术独立，中央研究院开始筹备，建设气象台也被纳入计划。当时，竺可桢仍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东南大学曾希望他重返南京。同年 5 月，竺可桢的妻子张侠魂在给地理学家张其昀（竺可桢学生）的信中提到：“如中央有建设气象台之决，届时再往接洽亦不为迟。” 从这句话不难看出，中央研究院筹建气象台的计划，成为竺可桢最终决定返回南京的关键因素 —— 他深知，这是将气象事业中心化、机构化的绝佳机会。而由他亲手筹建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也在此后成为推动全国气象事业发展的核心力量。
1928 年 6 月，气象研究所筹办仅半年，便对外发布了第一份重要文件 ——《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在这份计划书中，竺可桢将全国划分为十个区域，每个区域计划设立 1 座气象台、3 所头等测候所，以及 10 至 30 所二等测候所。这一规划覆盖全国、层次清晰，标志着全国性气象测候网络的建设正式启动。
要推进这样一项全国性计划，必须具备 “号令全国” 的能力。当时，气象研究所名义上是纯粹的研究机构，而国内原有测候机关多隶属于不同政府部门，管理混乱、标准不一，彼此间缺乏协作。为打破这一局面，竺可桢首先明确气象研究所的职能定位。在中央研究院第一本年度报告中，他便指出：“本所以名义论，虽纯粹研究机关，以职责论，实兼中央气象台之任务。” 这一表述，为气象研究所统筹全国气象事业奠定了基础。
1929 年 3 月，中央研究院向财政部发出公函，首次在政府部门间明确提出：“嗣后关于全国气象事件，当以本院气象研究所为总枢。” 这一举措，从制度层面确立了气象研究所统领全国气象事业的地位，竺可桢也因此成为国内首位具有气象 “总枢” 意识的科学家。在此之前，各地测候机关各自为政、信息断裂，而竺可桢通过推动全国气象测候网络建设，在混乱的政治局面中，主动构建起科学事业 “全国一盘棋” 的格局 —— 这种凝聚力量、统一行动的思路，正是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抵御外侮的应有之义。
此后，竺可桢开始采取一系列具体行动，推动计划落地。气象研究所开设练习班，专门培训气象测候人员，为建设、军政、航空、交通、水利、渔业等部门输送专业人才；这些学员中，不少人后来奔赴全国各地，成为建站设所的骨干力量。同时，竺可桢还先后组织召开气象观测规程会议、全国气象机关联席会议，逐步实现全国气象机关的规范化、标准化管理。尤为关键的是，他格外重视与航空部门、无线电部门的合作 —— 到全面抗战爆发前，气象研究所已掌握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无线电台网络，为战时气象数据的快速传递提供了保障。
1931年7月竺可桢获准调查全国气象观测机关，图为当年10月昆明私立一得测候所回复的调查表|图源：《竺可桢年谱长编（第二卷）》待出版
以守为攻：在主权争夺与国际舞台上的科学抵抗
如今，我们已无法精确统计竺可桢建立的气象测候网络在抗战中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或许其影响在当时看来微乎其微。但不容忽视的是，竺可桢推动这项事业的过程本身，就是对日本侵略行为的一种无声抵抗 —— 他用科学的力量，守护着国家的主权与尊严。气象研究所成立之初，中国领土上已先后出现法国、英国、德国、日本、苏俄、瑞典设立的测候站。这些外国测候站 “越俎代庖，喧宾夺主”，不仅是对中国科学主权的侵犯，更暗藏军事与经济风险。竺可桢在《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中痛斥这种现象：“固足为吾国学术界之羞，而言念国防亦应为国人所不许。” 他进一步强调：“军事与商业上侵略，固应抵制，而学术界上之侵略，亦不能不加以抗衡。” 这份计划书，既是建设中国自主气象网络的蓝图，更是抵御学术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的宣言；而建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这一全国最高气象学术机关，便是竺可桢付诸实践的 “抗衡” 行动。
鲜为人知的是，中日之间曾围绕气象主权展开过一场持续多年的正面交锋，核心便是当时亚洲最先进的观象台之一 —— 青岛观象台。自 1918 年起，把持青岛观象台的日方人员，先后以 “中方人员不具备专业素质”“中国无官方科学机构” 为由，拒绝中方接管观象台，阻挠中方以自身名义将气象数据接入国际网络；后来又以 “需继续进行地磁观测” 为由，拒不撤出人员，企图长期占据这一重要气象站点。
1931 年 2 月 9 日，中央研究院联合中国气象学会，正式要求外交部与日本政府交涉，敦促日方撤回青岛观象台的所有人员。次日，由天文学家蒋丙然（时任青岛观象台台长）、竺可桢、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铨共同起草的《中国科学社为青岛观象台日员悬案事敬告政府当局及国内各学术团体》，在《社友》第 6 号头版刊登；2 月 18 日，《申报》以《中国科学社为青岛观象台日员案宣言》为题，将此事公之于众。这场由科学家主导的主权抗争，不仅向日本传递了中国捍卫气象主权的坚定立场，也唤醒了国内各界对科学主权重要性的认知。
除了在国内与日本争夺主权，竺可桢还将抵抗的舞台延伸到了国际科学界 —— 在国际会议上发声，展现中国的科学实力，同样是一种重要的抵抗。
1933 年 6 月初，竺可桢与地质学家翁文灏、农学家沈宗翰一同，代表中国出席第五次太平洋科学会议。会上，竺可桢宣读了论文《中国气流之运行》，其研究成果得到各国学者的高度认可，被视为此次会议的一大亮点。次日，加拿大、美国的报纸均以头号字体在首栏报道此事；消息传回国内，各大报纸也纷纷转载，盛赞 “我国科学家在国际受到普遍赞誉，是国家之荣誉”。
不过，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却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太平洋科学会议 “纯系帝国主义之工具”，中国学者参会 “仅为点缀文章”。事实上，早在当年 3 月 24 日的《盛京时报》中，便有报道指出，此次会议 “以日美两国为核心，网罗关系太平洋之十数国学者”，暗含对会议背后帝国主义操控的担忧。
即便如此，竺可桢仍坚持参会。在他看来，越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科学家越有必要登上国际舞台 —— 这不仅是为了展示中国的科学研究成果，更是为了在国际上发出中国的声音，证明 “中国还有自己的研究者，还有容得下科学研究的领地”。竺可桢在此次会议上的成功，不仅为中国赢得了国际科学界的认可，更在国家面临侵略威胁的艰难时刻，为国内各界注入了信心，提振了民族士气。
在 20 世纪初推动 “科学救国” 的那一代科学家之中，竺可桢无疑是幸运的 —— 他所钻研的气象学，其在军事、民生领域的价值能够直接且快速地显现，这让他有机会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服务国家抗战的实际行动。尤为重要的是，随着全国气象事业的推进，竺可桢主导的中国自主气象测候网络，顺利接入了国际气象网络，得以参与 “国际极年计划” 等全球性科学项目，以平等的科学身份与西方大国开展合作、共享资料。
当竺可桢这样的中国科学家站在国际科学舞台上时，他们所代表的，不仅是个人的学术水平，更是一个国家的科学尊严 —— 这意味着中国仍是一个保有完整主权的国家，并未因侵略威胁而倒下。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竺可桢用气象为笔，以科学为墨，在抗战的前夜写下了属于中国科学家的抗争篇章；他所搭建的气象测候网络，不仅是服务民生的科学设施，更是一道守护国家主权、助力民族抵抗的无形防线，深刻诠释了 “科学救国” 的真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