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里，早教机构律师的劝说还在耳边：“赶紧拿钱下车吧，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再晚可能都没钱拿了。” 后来她才知道，律师没说假话：维权群里，比她晚一步走到强制执行阶段的家长 Q，最终面对的是 “被告账户无款项可执行” 的结果，连协商退款的人都找不到。
一、从 “放心买单” 到 “突然爆雷”：一场有预谋的闭店
徐方煜当初选择金宝贝，不是没做过考量。她早听过早教机构 “容易跑路” 的风险，也零星听过金宝贝 “退款难” 的负面评价，但她没放在心上 ——“我的目的是上课，只要能把课上完就行”。更何况，这家万象天地店是金宝贝在深圳的旗舰店，已经经营了 6 年，离她家又近；对比周边其他 “场地小、设施差、学生少，看起来快跑路” 的早教机构，这里 11 个教室覆盖音乐、艺术、烘焙的课程设计，以及老师的专业素养，都让她觉得 “靠谱”。
真正让她下决心交 2 万余元的，还有早教行业常见的 “课包折扣”—— 单节课 300 多元，一次性交得越多，单价越低。像她这样一次交几万的家长不在少数，大家都想把单节课成本压到 200 元甚至 100 元以下。
但她没料到，这场 “放心消费”，从一开始就藏着机构的算计。
2024 年 1 月 23 日，农历腊月十七，距离春节只剩十几天，金宝贝突然宣布关停深圳 5 家门店，万象天地店赫然在列。此时，徐方煜交费还不到 3 个月。
闭店后，家长们才慢慢拼凑出 “预谋” 的痕迹：
- 法人蹊跷变更：工商信息显示，深圳金宝贝的加盟商 “烁远教育”，在 2024 年 1 月 2 日（闭店前 21 天）将法定代表人从林某宏换成了张某合 —— 一位名下无任何资产的老年男子。同时变更的，还有负责人、执行董事等核心职位。后来徐方煜才知道，这是 “职业闭店人” 的惯用手段，用无资产者规避债务。
- 选准闭店时机：腊月十七的时间点，刚好卡在家长忙着准备过年、无暇维权的节点。“拖到过完春节，家长们的怒气也消得差不多了，就没那么大劲儿维权了”，徐方煜事后复盘时说。
- 关店前疯狂 “收割”：维权群里的信息更让人心寒：有家长在 1 月 19 日（闭店前 4 天）被引导交费；据光明网报道，还有家长在闭店前一天刚交了 4 万元学费，彼时机构仍在搞 “卖课促销”。
二、维权路上的分岔口：换课、放弃与死磕
门店关停后，家长们的维权之路很快分出了不同方向。最初，在相关部门协调下，烁远教育给出的 “解决方案” 是 “换课”—— 给家长一份其他培训机构的清单，用拖欠的退款抵扣其他机构的课程。
一部分家长接受了这个方案。商场物业也曾试图协调引入新早教机构帮家长 “销课”，但一位物业人员私下跟徐方煜吐槽：“我们再也不引入早教了，太坑了”—— 后来她才知道，烁远教育连商场租金都拖欠着。
徐方煜没选换课。她看清了 “换课” 的本质：要么家长得加价（比如 J 机构的早教课换 A 机构的英文课，每节课要多交 20 元）；要么机构赚了 “获客成本”—— 其他培训机构拿到家长信息，相当于免费获得了潜在客户。
更多家长则选择了 “放弃”。徐方煜的同事就是如此，机构爆雷后一直没跟进，直到徐方煜拿到退款分享经历，才想起咨询。维权群的人数也在缩水：1 月闭店时，50 多个家长到现场追问；3 月徐方煜去行政窗口投诉时，只剩十几个。“大家工作都忙，精力不允许”，这是最现实的理由。
徐方煜选了最耗时的一条路：起诉。
她原本想找律师代理，但 “最少 3000 元的代理费” 让她觉得不划算 —— 毕竟要追的退款也就 2 万多。刚好那段时间工作不忙，她决定自己来：跟着维权群里一位妈妈分享的诉讼流程、资料清单和起诉书模板，一点点准备材料。
丈夫不看好她的坚持，还说风凉话：“吃饱了没事干”。她自己也清楚 “一般人不会有这个精力”，光一个 “被告怎么填” 就难住了她 —— 法人已经换成了无资产的张某合，难道只告他？
咨询律师后她才知道：“原股东与‘职业闭店人’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也要承担责任，可一并起诉原股东和张某合。” 这成了她诉讼的关键思路。
过程中，她也收获过意外的善意：之前对接的课程销售，主动跟她签了一份补充协议，约定 “烁远教育门店全部关闭则全额退款”，还盖了公司公章。“一开始我没在意，起诉时才发现，这是相当有力的证据”。
三、监管空白：“九龙治水” 下的维权困境
徐方煜的维权路，还撞上了早教行业最大的 “拦路虎”：监管空白。早在交费前，她就咨询过在教育系统工作的亲戚，得到的答案是：“0 到 3 岁孩童的教育问题，还处于监管的空白地带；早教机构的课程体系设计，也缺乏监管和标准指引。”
这种 “空白”，在家长维权时变成了 “踢皮球”。2024 年 3 月南京金宝贝三家门店闭店时，澎湃新闻的报道揭露了各部门的推诿：
- 市场监管部门说：“不是早教行业监管部门，也不是预付卡牵头部门，该由商务部门主办”；
- 商务部门则回应：“早教机构主管部门是卫健部门，我们只是临时指定的总牵头部门”。
这种 “九龙治水而水不治” 的现状，成了家长维权的最大障碍。徐方煜在 2024 年还遭遇了第二次早教机构跑路：欢乐海岸的 IBOBI 门店突然关闭，她交的 5000 多元学费只上了一半。这次她选择了换课，不是不想维权，而是 “耗不起”—— 更何况，她发现换课机构还在违规卖 2 万元的课包，即便她指出 “2023 年广东就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一次性收费不得超过 5000 元”，销售也毫不在意。
更无奈的是，即便有新规出台，也难补旧账。2025 年 2 月 10 日施行的《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明确规定：“通过变更法人、注销公司等方式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公司登记机关不予办理登记或撤销已办登记”—— 但这对 2024 年已经遭遇闭店的徐方煜们，早已于事无补。
四、为何明知有坑，家长还在买课？
2024 年 7 月，徐方煜的案子开庭了。被告席上空无一人 —— 比她早起诉的家长，开庭时还有人应诉。她毫无悬念地胜诉，但判决书上的 “退还 2 万余元”，成了一张 “法律白条”：烁远教育拒不履行，她只能申请强制执行。最终她拿到的 1.3 万元，转账方不是烁远教育，而是 “金 X 宝（深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这家公司是当时深圳仅剩的 4 家金宝贝门店的经营者。徐方煜推断两家公司 “关联紧密”，但拿不出法律上认可的证据和财产线索。这也意味着，比她晚一步执行的家长，只能面对 “无款可执行” 的结局。
即便如此，维权群里的家长们，仍在 “一边吐槽一边买课”。
徐方煜自己就是如此：拿到退款后，她还是买了金宝贝 618 元的小课包，理由是 “便宜”；她提醒过的熟人，明明看着她维权的艰难，最后还是买了 2 万元的课包，只因为 “算下来一节课 100 多块，很划算”。
家长们的 “无奈”，藏在现实需求里：
- 刚性的教育需求：徐方煜有两个孩子，老大已上小学，她认为早教对老二的 “社会化” 很重要 ——“孩子在机构能学怎么跟老师、小朋友相处，以后上幼儿园能更快融入”；
- 无人带娃的困境：“你上班这么忙，孩子老在家里，身边只有老人也不行啊”，这是很多双职工家庭的痛点，早教机构成了 “临时托管 + 教育” 的替代品；
- 价格诱惑难挡：早教行业的 “课包折扣” 陷阱，始终绕不开 —— 单节课 300 多，买 2 万课包就能降到 100 多，家长总觉得 “能省则省”，却忘了 “钱交出去就不由自己了”。
拿到 1.3 万元那天，徐方煜想起被告律师说的 “其实挺划算的”，她当时反问：“我本来就不该有损失，不是吗？”
这句话，成了无数早教维权家长的心声：他们不是想要 “划算的退款”，只是想要回本该属于自己的钱；他们不是愿意 “明知有坑还跳”，只是没别的选择 —— 孩子的成长等不起，无人带娃的困境躲不开。
这场持续 11 个月的维权，徐方煜算是 “幸运者”，但她心里清楚：“相比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这种维权一点都不划算。” 而更多没拿到退款的家长，还在等待一个遥遥无期的 “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