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场以 “提升成绩” 为名的实验，正在重塑校园里的一切。它不仅意味着学生要不断更换教室、宿舍与老师，更在无形中割裂了人际关系的纽带。当 “原子化” 这一常用于描述大学社交状态的词汇，提前降临在这群高中生身上时，我们看到的，是一场关于生存、竞争与成长的复杂博弈，而博弈的主角，更多是高考本科过线率之外那 61% 的 “沉默大多数”。
一、分班：一场无休无止的 “流动实验”
“不要走漏风声，不要给学生看名单，晚自习直接广播分班。” 这是校领导为分班定下的核心策略 —— 快刀斩乱麻，避免学生抗议。县中老师苏明对此早已习惯，却仍会为每次分班的仓促感到无奈。有一次，直到晚自习前，她才拿到分班名单，自己原本带的四个班被打散，重组为两个重点班与两个普通班。领导给了她两份重点班名单，让她随机抽取任教班级，同时要求：第一节晚自习通知分班，第四节前完成班级调换，第二天更换宿舍。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两名负责普通班的老师因不满安排，提前公开了名单。消息一出，学生们蜂拥至办公室核实，苏明夹在书中的名单被翻出，不满的情绪瞬间在校园里发酵。要知道，高一开学时，学生们才刚按英、俄、日语种分班，没人料到期中考试后就要再次面临拆分。
动员工作随即展开，教务老师、生活老师、年级主任与班主任全员上阵。有老师直言学生 “适应性太差”，认为分班不过是换个班级，没必要过度反应。可对学生而言，学校早已是他们的全部世界 —— 尤其是住校生，教室与宿舍是他们生活的核心场所，频繁变动意味着安全感的彻底崩塌。
仅用一节晚自习，教室里的桌椅被重新归位，新的学生与班主任即将到来。苏明深吸一口气走向新班级，却被一名男生拦在门口 —— 他坚持要回到原班级，不愿面对陌生的环境与同学。几番沟通无果，苏明只能在一片疏离与敌意的目光中，磕磕绊绊地结束了第一堂课。
那个夜晚，反抗以一种微弱却坚定的方式上演：学生们拒绝熄灯，以此表达对分班的不满。苏明巡宿舍时，看到女生们几乎都在哭泣，无人入眠。有个女孩拉着她的衣角，恳求她多待一会儿，看着自己入睡。离开宿舍后，苏明也忍不住偷偷抹泪：“对这些孩子来说，学校就是他们的全世界，可这个世界太小了，小到容不下一份稳定的归属感。”
并非所有反抗都能换来结果。那个不肯进新班的男生，拉着苏明与原班主任找领导反复求情，承诺 “绝不掉出年级前 50 名”，才勉强回到原班。可一个学期后，他还是与原班主任再次被拆分。另有学生为调回原班，宁愿从重点班转到普通班，甚至向年级主任下跪，却只得到 “不能开这个口子” 的答复；还有一群学生联合找主任谈判，得到的承诺是 “考进前 50 就能回原班”—— 苏明心里清楚，这不过是一句无法兑现的安抚。
分班带来的矛盾远不止于此。新班级里，“原住民” 与 “外来者” 的冲突不断，有些老师会下意识偏爱熟悉的学生，上课提问、排座位时优先照顾，让新同学倍感委屈。苏明多次提到 “班级凝聚力”，在她看来，当一个班级形成凝聚力后，管理、学习都会变得顺畅，可分班彻底粉碎了这种可能。学生们不再有班级归属感，没人愿意当班委，没人主动负责班级清洁；学校每周评选的 “流动红旗”，过去学生们会自发为班级争取，如今只剩老师独自在意。
更令人唏嘘的是，随着分班频率的增加，学生们逐渐变得麻木。他们不再对新班级投入感情，毕竟一切都是暂时的 —— 一个学期下来，有人甚至认不全同班同学。教师节的贺卡越来越少，学生们不再奢求老师能陪伴自己多久，或是出于现实考量，或是出于自我保护，他们渐渐切换成 “人机模式”，用一种近乎冷漠的态度应对频繁的变动。
唯有少数重点班的学生，还会在意分班的结果。但驱动他们的，并非对成绩的渴望，而是对熟悉环境与同伴的依赖 —— 他们好不容易才适应了一个班级，却又要面临拆分。苏明敏锐地观察到，随着时间推移，成绩格局逐渐固化，分班后期已难带来显著改变，“好的更好，差的更差”。可学校似乎找不到更有效的管理方式，只能任由这套 “流动实验” 继续运转。
苏明也曾反思：如果换做自己，除了分班，还能有什么办法提升学生成绩？她想起分班前的某个场景 —— 路过一个班级时，里面正播放英语听力，可几乎所有学生都在讲话，音频声被完全淹没，几个想学习的孩子，只能捂着耳朵背单词。“换作是我，顶多在分班前多做些人文关怀，尽量减少对学生的断崖式伤害。” 她说。
二、过线率：生存压力下的 “两条腿走路”
在这座县城里，频繁分班并非个例。“除了最好的两所中学，其他县中基本都这样。” 苏明说，自己所在的学校还算 “温和”，她的一位朋友透露，其任教的学校一个学期就分了四次班。对这些生源较差的学校而言，通过分班激化竞争，是提升本科过线率的 “保命手段”—— 而过线率直接关系到学校的排名、声誉，乃至后续的生源质量。这场以 “过线率” 为目标的实验，充满了不确定性。分班的依据、频率随时调整，没有固定流程，唯一的恒定标准是考试成绩。在苏明看来，这种策略对大部分学生而言并非激励，更像是一种 “纯折磨”。校领导却陷入了悖论：他们明知学校拿到的是最差的生源，却仍期望在高考中超越那些从一开始就领先的学校；分管校长甚至直言 “现在的制度违背自然规律”，可 “别的学校都在卷”，他们别无选择。
“卷” 的压力渗透到校园管理的每一个缝隙。为了防止学生在早自习期间偷懒，学校规定 “早自习开始前与结束后十分钟内，禁止上厕所”—— 只因曾有班主任整节早自习找不到学生，最后发现男生在厕所里睡着了。厕所隔间没有门，也是这种管控逻辑的延伸：苏明起初对此感到不适，后来才明白，有门会给管理增加难度 —— 过去常有学生躲在隔间里抽烟，他们大多没钱，常常三五人分吸一根烟，没门的设计，本质是为了 “方便监管”。
比起学生，老师们更早陷入竞争漩涡。学生入校时，校领导会根据中考成绩进行 “S 形分组”：若 A 组有第一名和第三名，B 组就分配第二名和第四名。相应地，所有老师与校领导也被划分为 A、B 两个阵营，每次考试都是一场 “对战”。苏明所在的 B 组从未赢过，分管领导甚至偷偷嘱咐打印店老板，要为 B 组留存 A 组的复习资料；期末考试时，为防止 A 组获取 B 组的试卷，领导还让打印店将试卷标题 “高一年级期末考试” 改成 “高二”。
在这样的氛围里，两个组的老师几乎不一起吃饭、聊天，各自为营。每到期中、期末考试有学生请假，年级主任最先问的不是 “学生身体怎么样”，而是 “他成绩好吗？会不会影响过线率？”
除了分班，这所县中还靠着 “两条腿走路” 提升升学率 —— 鼓励学生学小语种、批量培养艺术生。苏明的大部分学生，九年义务教育基础薄弱，尤其是英语，不少人连 “get” 的意思都不知道，相当于用小学水平直面高中英语。学校因此大力推广俄语、日语，宣传 “从零教起，难度更低”，更抛出诱饵：选择非英语语种，就能进入重点班。
文理分科的逻辑，同样围绕 “过线率” 展开。尽管已实施新高考政策，但 “文科”“理科” 的划分仍在沿用。在这所学校，只有成绩最好的学生有资格选理科，一个年级仅设一个理科班；且不存在 “物理 + 化学 + 生物” 的纯理科组合 —— 一来是师资不足，二来是为了避开高分考生聚集的 “内卷赛道”。而对文科生，学校只提供 “政治 + 历史 + 地理” 一种选择，苏明坦言：“他们到最后都会成为艺术生。”
这套策略的操作路径清晰可见：高一频繁分班后，学校将有望凭文化课考上本科的学生集中到一个班，其余班级全部定位为 “艺术生储备班”；进入高二，学校会大规模动员学生转向艺术专业。最终的结果是，一所 500 人的高中，400 人成了艺术生。
用苏明的话说，这是一种 “打包出售”—— 学校与艺考机构合作，薄利多销。对美术培训机构而言，在外招生最多只能收一二十人，与学校合作却能一次性招到一两百个学生，且不要求考名校，只需过本科线即可。可老师们私下聊天时总会困惑：一个学生既学俄语又学艺术，最后考上民办三本，他的未来在哪里？批量制造出 “勉强过线” 的学生，究竟是给了他们希望，还是另一种形式的消耗？
三、沉默的大多数：友谊、梦想与生存焦虑
在频繁分班与过线率的双重压力下，校园里曾经流行的 “X 班的某某”，彻底失去了意义 ——“上周还在一班，下周可能就去十八班”，班级的划分只剩下 “好班” 与 “差班”，学生们也随之被归为 “好班的某某” 或 “差班的某某”。这种二元对立的标签，成了许多学生无法摆脱的枷锁。17 岁的小诗，高二开学时经历了一次 “身份跌落”。她原本在好班，一次考试失误后，所在班级被整体降为差班，绩优生被抽走。得知消息的那一刻，小诗崩溃了，觉得自己成了 “废人”，她给父母打电话，哭着说 “不想读书了”。
作为差班里的 “原住民”，小诗很难适应新环境：周围的同学不爱学习，还看不惯她做题，戏称她是 “卷王”；新同学抱怨 “这个班太差” 时，对原班级有深厚感情的她，忍不住当场哭了出来。后来，随着相处时间变长，她与新同学的隔膜逐渐减少，可她已不再有兴趣认识任何人，更不奢望交到朋友，“只求别和别人起冲突”。对她而言，当下最迫切的目标，是在下一次分班时回到好班。
与小诗不同，崔敬从一开始就站在了 “差班” 的阵营。他是老师眼中 “聪明但不爱学习” 的典型，却很受办公室老师的喜欢 —— 一有空就去办公室找老师聊天，几乎 “拿下了所有老师”。可在同学面前，崔敬始终带着疏离感，他觉得同学 “虚伪”“一帮子 low 货”：成绩差的 “没脑子”，整天玩手机打游戏；成绩好的 “像木头”，路上打招呼都不理人。
即便嘴上不在乎，崔敬也难掩内心的落差。见到好班的同学时，他会下意识觉得 “低人一等”；频繁的分班让他没有安全感，不断认识新人、重新社交，对他而言是一种负担。他害怕随机分配到不爱干净的舍友，更怕 “和一群陌生人住在一起” 的陌生感。高一没读完，崔敬就选择了退学 —— 他想不明白学习的意义，也无法适应无休无止的分班。退学前，他曾坦言：“如果不分班，也许我能交到几个朋友，学校生活也不会这么无趣。”
退学后，班上同学发来消息：“你真的不上了？我们会想你的。” 崔敬的回复带着一丝自嘲：“想我干吗？我们是什么很好的朋友吗？” 这种对周围人的不信任，成了许多县中学生的共同底色 —— 小诗不敢当学习委员，怕被嘲笑 “成绩差还装努力”；崔敬曾被任命为班长，却不敢管同学，怕被背后议论；他们总觉得别人的目光带着审视，时刻担心自己 “烦到了别人”。
苏明也曾思考过学生 “没朋友” 的原因：“不是不想交，是没机会交。” 她想起自己的高中时代，学校会组织合唱、朗诵等集体活动，可现在，这类活动少得可怜，即便有，也只是几个人参赛。除了那些颜值突出或成绩顶尖的学生，绝大多数人都在沉默中度过校园时光，只能与固定的一两个 “饭搭子” 相伴。
当然，也有学生完全适应了分班节奏。苏明提到一个孩子，觉得 “分班还没分够”，因为班里的 “坏分子” 没被彻底清除，不利于学习氛围，“最好全班都是绩优生”。这个孩子拒绝一切 “无效社交”，认为聊天 “浪费时间和感情”，连大扫除都会逃避，私下里告诉苏明：“比起同学，我更信任你。”
苏明口中的韩智，就是这类学生的典型。他从不和同学闲聊，也不出去玩，所有时间都用来学习。在相熟同学眼中，他 “素质有待提高”；在苏明看来，没人能真正了解他 —— 韩智的目标是 “考上 985、211”，却答不出具体想考哪所学校，那些名校的数字，更像是一句顺口说出的口号。
四、梦想：被现实折叠的 “不切实际”
“上大学有什么意义？” 隔壁班有学生曾这样问政治老师，得到的回答是：“你先考上大学再说。” 在这所县中，“先考上大学” 成了所有问题的标准答案，可对大部分学生而言，这个答案背后，是更深的迷茫 —— 考大学是为了找好工作吗？考不上怎么办？人生的意义在哪里？这些问题，小诗每天都在思考。她成绩不算差，却总在网上刷到 “研究生、本科生找不到工作” 的新闻，忍不住焦虑：“社会上会有越来越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像我这样成绩一般、县中毕业的人，以后能做什么？” 这种焦虑严重时，她能三节课写不进去作业。
“你以后想干什么？” 这是小诗和同学聊天时最常说的开场白，可很少有人能给出答案。她掰着手指头数自己知道的职业：公务员、老师、医生，还有摆摊儿的 —— 这些都是她 “肉眼可见” 的工作，老师从未告诉过她，还有哪些 “看不见” 的职业方向。苏明偷偷补充：“其实他们还知道‘网红’，学校已经出过好几个小网红了。”
最近一次分班，小诗幸运地回到了好班，这让她多了些信心。她计划着 “先考个好一点儿的大学，尽量不走单招”，可至于考哪所大学、选什么专业，她毫无头绪 —— 老师和家长只催她 “考大学”，却没人和她聊过未来的职业规划。
提起对大学的想象，小诗的眼神里才有了一丝光亮：“可以带手机、点外卖、不用早起。” 但朋友依然不在她的期待里 —— 她觉得大学同学来自天南海北，难有共同语言；再加上刷到过很多大学宿舍矛盾的短视频，她 “对交好朋友不抱任何希望”。
崔敬则从一开始就否定了 “学习” 这条赛道。初三时，他就疑惑：“学这些东西，以后真的用得上吗？” 退学后，他尝试过很多工作：HR、保安、烧烤店服务员、咖啡店店员…… 这段经历让他真切感受到 “学历贬值”—— 做 HR 时，他手里过过无数本科毕业生的简历，很多人找不到体面的工作，而决定他们能否通过面试的，却是自己这个 “高中都没毕业的未成年人”。当然，崔敬很快也因未满 18 岁被开除。
在崔敬看来，学校里的 “学习至上论” 早已过时。他发现，班里很多同学其实并不焦虑，“他们早就想好毕业后进哪个厂了”。苏明也有同样的困惑：面对这群不爱学习的学生，该怎么备课？“他们似乎什么都不愿意听，可我不认真教，又要面临绩效考核的压力。”
她认同校领导说的 “得给他们找点事做，不然他们就会自己找事情做”，可现实是，学校里的社团只有 “名头”—— 为了申请评奖而设立，从未组织过活动；没有集体项目，连运动会的颁奖仪式都被省略。许多事不明不白地开始，又不了了之地结束，苏明只能反复告诉学生：“社会和你们想的不一样，很多事可能实现不了，但别放弃。”
“梦想” 这个词，在县中学生的语境里，成了 “不切实际” 的代名词。小诗曾想过学跳舞，高二转做艺术生，以后当舞蹈老师 —— 小时候学过跳舞的她，觉得自己还有些天分。可暑假里，妈妈带她去艺考机构，老师说 “太久没练，艺考够呛”。当被问及是否还要坚持时，小诗沉默了很久：“我现在 17 岁，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已经没办法像小时候那样，别人说我不行，还偏要证明自己。” 她顿了顿，补充道：“如果连找工作都困难，那更别说梦想了。”
这种认知从初二就开始了。随着对世界的了解越多，小诗越有 “自知之明”：“世界上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小县城，我的梦想根本实现不了。” 在她眼里，“梦想” 是成绩好的人的专属 —— 她有个成绩优异的朋友，明确说 “以后想当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