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朋友调侃我快把英国的工种 “集齐” 时，我才惊觉自己在伦敦的漂泊岁月里，早已把生存的可能性试了个遍。最初来到这里，我揣着一个近乎天真的期待：或许能用一份体力活养活自己，同时为热爱的艺术事业攒下喘息的空间。于是，我给自己定下两年之约，也由此开启了 “我在英国打 100 份工” 的系列记录。
而今天要讲的这份工，是其中最特殊的存在。它让我这个顶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光环的毕业生，第一次真正 “走进” 伦敦的千家万户，触碰到这座城市褪去光鲜后的真实肌理；更让我过去在课堂上学到的所有社会学理论，在现实面前接受了一场残酷又荒诞的检验。
从 “研究者” 到 “敲门人”：流水线里的劳动异化
LSE 社会学系的毕业证书还带着油墨的温度时，我从未想过自己在英国的第一份工作，会是背着沉甸甸的电脑和资料袋，在街头巷尾挨家挨户按门铃。开场白早已背得滚瓜烂熟，可大多数时候，迎来的不是拒绝就是沉默。我只能搓一把脸，整理好情绪，再走向下一扇紧闭的门。我的岗位有个听起来很专业的名字 ——Market Research Interviewer（市场调查采访员）。三个单词拆开看都简单，可连在一起，却和我实际做的事隔着一层雾。招聘信息里写得格外理想化：“你将参与企业或政府的调查项目，与当地住户深度沟通，收集有效反馈。” 可没人告诉我，它还有个更直白的称呼 ——cold calling（陌生拜访），意味着要向毫无准备的陌生人发起一场 “类推销” 式的沟通，大概率会被当成打扰。
那时的我对这些一无所知，甚至天真地以为这份工作能让我的专业技能派上用场。面试时，我还兴奋地和面试官分享：“在社会学研究里，我最享受的就是访谈环节，我喜欢听别人的故事，了解他们的想法。”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期待有多高，后来的落差就有多大。读研时，作为一名 “研究者”（researcher），我要对一项研究的全流程负责：从提出研究问题、梳理文献综述、设计调研方法，到招募受访者、分析数据，最后撰写论文，每一步都倾注着自己的思考。可在这家大型调查公司里，研究的每个环节都被切割成一个个独立的模块，分给不同的人负责 —— 有人专门设计问卷，有人负责分配地址，有人统筹数据整理，而我，属于最基层的 “田野部门”，只需要拿着现成的采访稿，敲门、提问、把答案上传到系统里。
至于这些数据最终会被用来做什么，研究结论会如何影响政策或商业决策，我一无所知。我们的劳动成果被彻底从自身剥离，就像流水线上的工人，只负责拧螺丝，却永远不知道自己拧的螺丝会组装成什么机器。
直到这时我才真正明白，现代社会的分工早已把所有工作都改造成了流水线，市场调查和工厂里的生产没有本质区别。而我，就是这条流水线上最廉价的一环：按 200 次门铃，能有 10 个人愿意开门接受采访，就已经算是 “幸运”。我们要咽下被拒绝时的尴尬与沮丧，扛着 KPI 带来的焦虑，独自面对街头的冷风和紧闭的门窗，可最终拿到的，却是一份没有底薪、只靠佣金计算报酬的零工合同。
樱花树下的 Council flat：一位母亲的 “教育执念”
尽管这份工作充满了劳动异化的无奈，但并非毫无意义。就像我的培训师 Rizwan 说的：“这份工作最好的地方，是能让你遇见伦敦最形形色色的人。” 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让我暂时抛开心灵的重压和遭遇的冷眼，重新燃起动力。它像一张特殊的通行证，允许我光明正大地潜入伦敦的各个角落，看见那些藏在繁华背后的众生相。我的第一个调查项目，是为英国广播电台（Radio）收集用户反馈。拿到项目时我第一反应是惊讶：“现在还有人听电台？” 在流媒体当道的时代，这个课题仿佛已经过时，再过几年或许就要被送进博物馆。而我的任务，是说服地址列表上的住户参与采访，记录他们的职业和家庭信息，再请他们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每天记录自己的电台收听情况。
第二周，当我看到新的地址列表时，心里顿时一沉 —— 上面密密麻麻写的全是市政公寓（Council flat）的地址。Rizwan 之前跟我吐槽过，他运气最差的时候，在这类公寓里跑一天，也只有 3 个人愿意接受采访。我后来才知道，Council flat 大多是政府以低价出租给生活困难人群的住房，这里的住户大多挣扎在生存线上，对陌生人的警惕性也更高。
我就是在地址列表里条件最简陋的一栋 Council flat 里，遇见了 Leyla。那是一个三合院式的 “小区”，院子中央种着一棵巨大的樱花树。春末时节，樱花花瓣落了一地，踩上去像踏着一张柔软的粉色地毯。左手边的楼还在装修，墙外的脚手架没来得及拆除，像一根根粗硬的钢钉扎在建筑上。几个孩子在比他们还高的脚手架间攀爬、追逐，脚步声咚咚地冲进楼道，仿佛要把老旧的楼梯震碎。
楼道里的景象更是让人揪心：快餐盒散落在角落，闲置的健身器材和装修木板堆在墙边，借着窗户透进来的微弱阳光，能清楚看到天花板上剥落的墙皮和蔓延的霉菌，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和淡淡的烟味。
整棵树相当宏伟，但花已经落得差不多了。
门开了一道缝，一个戴着粉色浴帽的黑人女孩探出头来。我按惯例问：“您好，请问您平时听广播电台吗？” 她摇摇头说 “不听”。我心里叹了口气 —— 通常情况下，不听电台的人更不愿意接受采访。可她的语气很温柔，我还是忍不住多问了一句：“不听也没关系，您的意见对我们也很重要，只需要 10 分钟，可以吗？”
“sure，没问题！” 她爽快地答应了，还侧身让我进去，“要不你进来聊吧？家里有点乱，刚给孩子做了晚饭，还没收拾。”
她家没有客厅，我们就在厨房开始采访。平底锅里还剩着一些炒鸡蛋，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光着脚在灶台上跑，时不时抓一把玉米片塞进嘴里。她把手机调到 TikTok，让孩子拿着去了另一个房间，还贴心地问我要不要喝水。
采访中我才知道，Leyla 只有 22 岁，没上过大学，每天的生活就是照顾两个孩子。问卷上一些看似基础的问题，在这里却成了难题 —— 比如 “日常使用互联网的频率”。她说：“这里信号特别差，我们没装 Wi-Fi，太贵了，付不起。”
我又确认了一遍，她确实完全不听电台，于是忍不住问：“那您为什么愿意花时间接受我的采访呢？”
她看着我，认真地说：“你也看到了，我的孩子已经四五岁了，这个年纪，生活里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影响他们的未来 —— 影响他们以后想做什么工作，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会关注身边所有的事，哪怕是新的、看起来没什么用的东西，我也想了解一下，万一能帮到他们呢？”
听到这句话时，我心里猛地一沉。嘴里喃喃地附和着，苦涩却从心底往上涌。这样的话，我太熟悉了 —— 小时候，父母总在我耳边说 “细节决定成败”“一个小习惯能改变一生”。可长大后我才发现，这些看似充满道理的教育理念，在现实面前往往脆弱得像一张纸。它们更像是一剂安慰剂，让我们误以为自己能掌控命运，可实际上，很多事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
我多想告诉 Leyla：你拼尽全力去了解每一个细节，去抓住每一个可能，可这真的能改变孩子的未来吗？当他们在脚手架上攀爬、抱着手机刷短视频时，他们的人生轨迹或许早已被刻下印记。你记住再多细节，又能改变什么呢？
那一刻，过去一年在 LSE 课堂上学到的 “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与 “文化习性”（habitus）理论，突然变得无比鲜活。课堂上，我们讨论上层社会如何通过口音、品味、教养这些无形的密码传承资本，确保后代能顺利站在金字塔顶端。可我从未真正想象过，那些 “优渥的童年” 究竟是什么样子 —— 是物质丰富却孤独的富二代生活？还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精英教育？但我能确定的是，绝不会是像 Leyla 的孩子这样，只能围着窗边的樱花树打转，靠算法推荐的短视频打发时光。
三合院的其中一栋楼
她听到这句话时眼睛亮了起来，笑着说：“很少有人这么说我，我的朋友总觉得我不够负责。”
我没再追问下去，可心里默默算了算 —— 她生孩子的时候，或许才刚成年。这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不敢深想。离开时，我背着沉甸甸的资料袋，悄悄在心里祈祷：Leyla 那么善良，希望她的孩子能被命运温柔以待，也希望她的努力终能有回报。
伦敦折叠：从房屋外观读懂的阶级鸿沟
这份工作让我遇见了各种各样的伦敦人，更让我看清了这座城市隐藏的阶级鸿沟 —— 不同区域的采访成功率，几乎成了衡量街区贫富的标尺。培训师 Rizwan 教过我一个 “小技巧”：要像侦探一样观察房屋外观，比如花园里植物是否修剪整齐、垃圾桶是否干净，从这些细节里判断屋主的生活状态，再调整自己的沟通策略。在联排别墅聚集的街区，我的采访成功率比在 Council flat 高出近一倍。有一次，一位中东裔的工程师接受采访时，还好奇地问我：“为什么你们总来我们这片做调查？你们是怎么确定采访名单的？” 还有在温布利附近的一个印度中产家庭，男主人一开门就兴奋地说：“我知道你们公司！我之前也做过很多次调查采访！”
带花园的联排别墅。
第一周上班时，我还遇到过一位和蔼的老太太。她不仅爽快地答应了采访，还热情地邀请我进屋坐。聊天中我得知，她是一位特殊教育教师，专门帮助有学习障碍的孩子。她也是第一个关心我工作的人，临走时还叮嘱我：“年轻人刚开始工作都不容易，希望你今天能顺利。”
提起伦敦，大多数人想到的都是西区色彩鲜艳的房子、精致的花园和悠闲的下午茶。可就像所有大城市一样，伦敦也有它的 “城中村”—— 那些月租两百英镑的 Council flat，永远不会出现在旅游明信片上。
这里的住户大多是少数族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BAME 群体：黑人、亚裔及其他少数族裔），或是靠救济金生活的白人。在这里敲门，要做好面对警惕和戒备的准备：有时是猫眼后突然熄灭的光线，有时是门后传来的锁舌扣紧的声音。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些调查的目的，哪怕只是问一句 “您听广播吗”，也可能得到粗暴的回应：“别来烦我！我不需要任何东西！”
有一次，一位跛脚的老奶奶慢慢挪到门口，没好气地说：“我是听广播，但你们这些公司就是想偷我的信息，天天监视我们！这个国家早就烂透了！” 还有一位独居多年的老爷爷，跟我说他已经十年没出过国旅游了，提到未来时，他苦笑着说：“要是有钱，我早就离开这里了。”
有时，连问卷上看似简单的问题，问出口都像是一种冒犯。年龄、婚姻状况、职业…… 这几个标签，就能轻易把一个人在社会阶级的坐标系里定好位。而在他们看不见的电脑屏幕上，很多人会被归为 “社会底层”—— 失业、靠救济金生活，仿佛人生早已被贴上了 “失败” 的标签。
council flat顶层的景色。
我看到的这一切，似乎只是在印证那些早已被说烂的道理：阶级鸿沟难以跨越，环境对人的影响根深蒂固，只有爬上资本主义的金字塔顶端，才能过上 “好生活”。
可伦敦总有它的奇妙之处。在这个经济下行、阶级固化的时代里，这座城市依然藏着一些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 他们或许不上 “阶级” 这张牌桌，却能用自己的方式，给生活添上不一样的色彩。至于这些人带来了怎样的故事，不妨留到下次再讲。
（注：文中人名均为化名，以保护受访者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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